西厢记是怎样突出矛盾冲突与内涵特色的？
《西厢记》描写的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尤其是它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历代各阶层人士，包括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为之惊叹叫绝、赞叹不已。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
王实甫的《西厢记》以崔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莺莺、张生与封建家长的冲突；以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以人物性格来刻画人物，并以性格冲突推进剧情。王实甫用这样一种组织冲突的方法，在古代戏剧中是值得称道的。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丫环红娘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聪明、伶俐、热心、正直，她在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中起着重要作用，普遍受到人们喜爱。
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我国古典中一部典范性戏曲作品，其规模宏伟、结构严密、情节曲折、点缀富有情趣、刻画人物生动细腻等，这些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其他剧作家。
正因为如此，元代学者贾仲明才在《凌波仙》中称道：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这部作品之所以700年代来一直雄踞一流宝座，不仅是它深邃思想内容，更是取决于剧本精妙的艺术特色。
这其中，以王实甫所改编创作的版本成就最大，王实甫的《西厢记》最主要特色当属剧本结构特色、语言特色和人物特色。
王实甫《西厢记》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巧妙的矛盾设置、丰满的人物形象和精炼的语言技巧三个方面。王实甫在《西厢记》巧妙的矛盾设置上主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戏剧始终。
一条是以老夫人为一方同崔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线；另一条是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
这两个矛盾冲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戏剧紧凑合理的结构框架。崔莺莺、张生与老夫人之间的实质冲突，是反对封建礼教、藐视门阀观念、追求婚姻自主的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是与维护封建礼教、维护门第利益的封建制度代表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
这一冲突，贯穿全剧，有时表面化，造成强烈戏剧动作；有时又以潜在状态，制约着戏剧情节发展。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从地点和时间的安排上下手，他把地点设在六根清净的普救寺，而此时崔莺莺父亲灵柩也刚好还在佛寺里搁着，这让故事的发生构成了强烈矛盾，这也是对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使整个戏剧具有浓厚喜剧色彩。
崔莺莺有思念张生而又无法与之交流的痛苦，又对奉老夫人之命对自己实行“行监坐守”的丫环红娘不得不有所防范。所以，崔莺莺无法对红娘坦诚相对，这种强烈的心理冲突推动着情节曲折地向前发展。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为了改变历史上西厢中真实故事的悲剧结局，他笔下的崔莺莺虽然依旧是温柔美丽的女性，但再也不是屈从命运、寄哀婉于诗柬的柔弱人物。张生也一改懦弱的本性，被改写成有情有义、始终忠实于爱情和崔莺莺一起为共同幸福而斗争的形象。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最终是在妥协中得到解决。在老夫人方面，维护门第利益，不招白衣女婿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张生、崔莺莺方面，在执著相爱基础上，终于结为夫妻，也得到了满足。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十分丰满。这主要是因为每一个人物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多重性，也就是说作者对《西厢记》的每个人物性格都得到多侧面的刻画。
王实甫笔下张生的戏剧动作，主要是执著地追求与崔莺莺的爱情，去掉了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而突出了“志诚种”，甚至是“傻角”的个性特征。
王实甫的《西厢记》张生在出场时，作者强调了他的“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志”的情志。作者通过张生的眼睛对九曲黄河壮观景色的描写，表现了张生的胸襟。这样一来，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就不再是某一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如此，她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作为一个相国小姐而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主的婚姻。
同时，作者也十分真实地表现了这位相国小姐，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的动摇和矛盾，这也就是她“假意儿”的实质。
正因为《西厢记》作者充分、细致地表现了崔莺莺性格的复杂性，崔莺莺这一形象才具有了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她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正义感和聪明机智。
《西厢记》中红娘本是一个地位卑贱的丫环，但她却在崔莺莺和张生实现爱情理想过程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并在与老夫人斗争中取得胜利。这不寻常的结果，都是红娘性格光辉的表现。
在《西厢记》的故事发展过程中，作者细腻地写出了红娘的坚定、勇敢以及胜利的喜悦，同时也写出了她的恐惧、气愤以及蒙受委屈时的痛苦。
后来，在《西厢记》的流传发展中，红娘的艺术形象，甚至渐渐高出小姐崔莺莺了。
《西厢记》喜剧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其精炼的语言技巧方面。戏剧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戏剧的生命所在。《西厢记》的语言，一向受到人们的称赞。
著名学者徐复称赞《西厢记》：
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
所谓的“当行”，是指《西厢记》的语言符合戏剧特点，能和表演结合，具有丰富的动作性。
《西厢记》的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即使是唱词，作者也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品格不同，使之呈现不同风格。张生的文雅，郑恒的鄙俗，崔莺莺的婉媚，红娘的泼辣，无不具有独特色彩。
综观《西厢记》全剧语言的艺术成就，最突出的是把典雅文学语言与白描性的白话口语巧妙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既文采华丽，又朴实淡雅的风格。
比如“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相。”这一句是富有浓郁的文学语言色彩，而第四本第三折中，“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霎时间杯盘狼藉，车儿投东，马儿向西”则显然又是充分的白话口语，二者自然熔为一炉，正是《西厢记》的风格。
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使人读来兴味盎然，满口生香，这也是它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