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祐樘是一代明君吗？
“明君”与否，和个人人品关系不大，而主要看这个皇帝的作为。从明孝宗在位时的作为来看，我觉得他称不上明君，当然，也不能说是昏君，总体而言，中主而已，撑死了就是比一般中主好一点儿的水平吧。下面我们从对外军事和内政两个角告虚铅度谈一谈。
弘治年间，军事情况不容乐观，北方蒙古的小王子、火筛屡屡侵犯边境，而弘治皇帝束手无策。当时的平江伯陈锐，因为畏惧蒙古的火筛，不敢迎战，在京城中都流传着他“平江不饮热酒，怕火筛”的笑话。弘治皇帝自己也很无奈，他曾问过大臣们，为什么永乐年间明朝可以纵横塞外，如今却不行了。大臣们只好说实话：“今粮草缺乏，军马疲弊，将官鲜得其人，军士玩于法令”。这确实是弘治年间军队的真实情况。边军都如此，京营就更别提了。其实，弘治皇帝的父亲朱见深，在他执政的成化年间，尚有王越等将领能够镇守边方，王越以一介文官之身，“塞上却虏，身冒矢石功，胜七十余战”，可谓于国有大功。而到了弘治年间，不仅军队日益腐化，而且再无什么出色的边将，短短十几年的工夫，就差距这么大，我想，明孝宗作为皇帝，总得负个主要的领导责任吧。
（王越画像）
国内的誉团内政也没好到哪儿去，其实弘治皇帝还是有心治国的，为了赈济杭州的水灾，他甚至拿出了内库的私房钱，但明朝依旧是“各边启衅，四方荐灾”，我想，可能真是能力不足的缘故。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被朝廷派到山东阙里祭孔子，一路上看到的民生状况，简直是触目惊心。回来之后，他在自己的奏折中写道，当时的北方自天津往南，是“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老百姓生活的十分困苦，山东起义频发。而南方来的人告诉他，江南、浙东一带，原本应当是富庶的好地方，如今也“流亡载道”。这种场景，发生在号称“中兴”的弘治年间，实在让人怀疑，这个中兴到底掺了多少水份。
弘治八年之后，明孝宗渐渐懒于政事，经筵一年也举行不了几次，和大臣们见面不多，大臣们递上来的奏疏，往往“稽留数月”，他也懒得看。（和乃父朱见深一样，他迷上了修炼丹药，想要求长生。朱见深靠的是李孜省，他靠的就是太监李广。不过后来李广因为贪污事败）虽然到了晚年，弘治皇帝曾经振作了一回，想要清理朝政，但他很快因病去世，也就不了了之了。
此外，弘治年间对盐法也作了一次变革，在此之前，商人原本是把粮食运往边关，然后才能获得盐引，可以合法的贩卖官盐。而弘治年间变法之后，商人只要把银子直接交给朝廷就行了。对于这次盐法的改变，相关的研究很多，经济史比较枯燥，此处就不多说，不过综合各方面研究结果来看，盐法之变，是弊大于利，影响了边军的粮食储备，不利于明朝的边防。
于此可见，弘治年袜好间，无论内政还是对外的军事，都不是很成功的，那么弘治恐怕也不能说是个“明君”，我只能说，他有心无力，努力想做个好皇帝，但世间的事，不是只要努力就能完成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