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酒桌文化在当今社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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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23年,我们所熟知的酒桌依然存在。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酒桌作为微观社会情境,它并不是一类软文化,人们可以随意抛弃或者发扬它,而是一种社会硬架构,在当代中国社会发挥着功效。参与者的好恶或许能够动摇酒桌得以维系的支柱,但无法消解酒桌得以存在的根基。终结酒桌,远非移风易俗,更是社会改革,一项社会工程,它需要我们的投入和建设,而非抗拒和破坏,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抹杀酒桌,而是培植毋需酒桌的社会生态。
酒桌并不会因为00后对它的厌恶而终结,而是会随着他们对酒桌的漠视而萎缩,因为厌恶并不排斥参与,而漠视意味着跳脱,为何如此,我分析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后台”效应的瓦解
后台这个概念取自戈夫曼的日常社会学,日常社会学认为人们的日常公共活动大多是情境性的表演活动,面向公众进行表演的场域,也就是大多数活动发生的场景,都是扮演者表演剧本的前台,而后台是指表演者休息和准备的区域,后台一般远离前台的核心区域。
在酒桌的微观情境当中,也存在前台和后台,酒桌的前台是桌椅附近,酒桌的各种程序性和仪式性活动都发生在桌椅附近,酒桌的后台是房间墙壁附近,或者直接到了房间之外,这些区域没有情境表演的压力。
如果把酒桌放在整个社会当中,我们会发现酒桌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后台”,对于成熟的酒桌参与者而言,虽然他们在酒桌上很拼命,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休息”或者“准备”。就“休息”而言,酒桌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展现“非正式”、“漫不经心”或“丑态”的舞台,这种放松乃至自毁是为了缓解扮演特定社会角色的压力。就“准备”而言,酒桌为参与者提供了塑造形象、来往人情和试探关系的平台,而且这个平台就像高压锅,在小空间、短时间和高表达的模式当中,迅速催化了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使他们在酒桌上的所作所为,能够影响到接下来更加正式场合的社会互动。“休息”拉下人际戒备,“准备”实现人情投资,很多时候,酒桌会同时兼顾两者,
然而现在,酒桌的后台效应正在瓦解,这源于人们情境和场域的再构,人际间互动的场域和情境关系,正在由“前台与后台之间的杂糅关系”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变。相对恒定和宏大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它虹吸了原初分散在酒桌情境中的前台表演因素,公众活动不再需要后台作为准备缓冲,而酒桌也在逐渐成为真正的群体聚餐,而更加隐私和精密的私人领域也在发展,它剥离了原初附着于酒桌情境的后台生活经营因素,使私人生活从酒桌中被彻底分割出来,酒桌不再成为自我表达的平台。在这种双重作用下,酒桌被拆解了,酒桌这个高压锅的锅被消解掉了,它只剩下了高压,一团没有意义的高压空气。
二、社会可操作窗口的淘汰
酒桌情境是社会的可操作窗口,就像是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它为用户提供了操作计算机的窗口化途径,使计算机的硬件、软件和输入输出设备联系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对于成熟的参与者而言,酒桌就是他操作社会的窗口。换一句话说,这些参与者只有借助酒桌上的互动,才能获得他自己与人类社会互动的操作感,即个人“掌握自己人生发展”、“了解实事局势”和“把握社会脉动”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习惯在酒桌上评论他人、交换信息和讨论社会。出现这种状况的缘由是,个人无法从理念上,对人类社会进行更宏观精细的认知,他们只能以“具身”的形式,具象化且依赖自身体验,进行自我与社会间的构合。
然而现在,这种对社会的可操作性观念已经过时,尤其是年轻人的社会观正在迅速向“符号互动”发展,这是与“具身”完全相反的“虚拟无我”体验,即精神高度投入虚拟现实当中,而酒桌这种情境,它并没有虚假到足够真实,也没有忘我到足够沉浸,因此,它正在逐渐被另一个次元的思维所淘汰。
三、成长剧场的落幕
酒桌情境对参与者有“教化”作用,它内含着成长性,因此厌恶乃至抗拒并不能终结酒桌,让参与者感到厌恶本身就是酒桌得以运行的要件,参与者作为局中人越是厌恶酒桌,酒桌的情境张力就会越强大,酒桌本身就要求参与者带有厌恶感而来,并随酒桌对参与者的“教化”,参与者会逐渐克制乃至消解这种厌恶感,而且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一个彻底抗拒酒桌的人会被边缘化或者污名化,增加情境的内部压力,会让局中的其他人更加热衷酒桌。另一方面,对于热衷酒桌,想驾驭酒桌这种场面的人而言,酒桌是一个处处存在明示或者暗示的情境,它就像一位无微不至的老师,引导你步入社会的大门。
酒桌情境是一处成长剧场,无论你厌恶,或者喜欢,你都能在其中获得成长,即在一处相对封闭的场域内,由大量明示或者暗示所包围,高强度的情境压力,在肉体驯顺当中被迫自己寻找乃至美化行为的意义,在经历救赎、告解和释怀之后,实现成长。而如今这样的成长剧场正在落幕,这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的模式并非根源于这样的成长环境。
至此,在上文我并没有刻意强调年轻人如何,因为改变酒桌,不能仅靠一两代人的决绝,这是一种“世代神话”。事实上,并不存在能够主导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社会的一代人,只存在拥有相似生活方式、相近使命的群体会把自己的同类误认为是同一代人,我们有热衷于酒桌的90后、00后,也有抗拒酒桌的60后、70后和80后。如果我们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全部交给年轻人,而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没有作为,那代价将是惨痛的,这样当曾经的年轻人老去后,我们会获得:上一代被边缘化的老年人、这一代被孤立的中年人与新一代更无法理解的年轻人。
到了2023年,我们所熟知的酒桌依然存在。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酒桌作为微观社会情境,它并不是一类软文化,人们可以随意抛弃或者发扬它,而是一种社会硬架构,在当代中国社会发挥着功效。参与者的好恶或许能够动摇酒桌得以维系的支柱,但无法消解酒桌得以存在的根基。终结酒桌,远非移风易俗,更是社会改革,一项社会工程,它需要我们的投入和建设,而非抗拒和破坏,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抹杀酒桌,而是培植毋需酒桌的社会生态。
酒桌并不会因为00后对它的厌恶而终结,而是会随着他们对酒桌的漠视而萎缩,因为厌恶并不排斥参与,而漠视意味着跳脱,为何如此,我分析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后台”效应的瓦解
后台这个概念取自戈夫曼的日常社会学,日常社会学认为人们的日常公共活动大多是情境性的表演活动,面向公众进行表演的场域,也就是大多数活动发生的场景,都是扮演者表演剧本的前台,而后台是指表演者休息和准备的区域,后台一般远离前台的核心区域。
在酒桌的微观情境当中,也存在前台和后台,酒桌的前台是桌椅附近,酒桌的各种程序性和仪式性活动都发生在桌椅附近,酒桌的后台是房间墙壁附近,或者直接到了房间之外,这些区域没有情境表演的压力。
如果把酒桌放在整个社会当中,我们会发现酒桌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后台”,对于成熟的酒桌参与者而言,虽然他们在酒桌上很拼命,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休息”或者“准备”。就“休息”而言,酒桌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展现“非正式”、“漫不经心”或“丑态”的舞台,这种放松乃至自毁是为了缓解扮演特定社会角色的压力。就“准备”而言,酒桌为参与者提供了塑造形象、来往人情和试探关系的平台,而且这个平台就像高压锅,在小空间、短时间和高表达的模式当中,迅速催化了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使他们在酒桌上的所作所为,能够影响到接下来更加正式场合的社会互动。“休息”拉下人际戒备,“准备”实现人情投资,很多时候,酒桌会同时兼顾两者,
然而现在,酒桌的后台效应正在瓦解,这源于人们情境和场域的再构,人际间互动的场域和情境关系,正在由“前台与后台之间的杂糅关系”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变。相对恒定和宏大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它虹吸了原初分散在酒桌情境中的前台表演因素,公众活动不再需要后台作为准备缓冲,而酒桌也在逐渐成为真正的群体聚餐,而更加隐私和精密的私人领域也在发展,它剥离了原初附着于酒桌情境的后台生活经营因素,使私人生活从酒桌中被彻底分割出来,酒桌不再成为自我表达的平台。在这种双重作用下,酒桌被拆解了,酒桌这个高压锅的锅被消解掉了,它只剩下了高压,一团没有意义的高压空气。
二、社会可操作窗口的淘汰
酒桌情境是社会的可操作窗口,就像是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它为用户提供了操作计算机的窗口化途径,使计算机的硬件、软件和输入输出设备联系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对于成熟的参与者而言,酒桌就是他操作社会的窗口。换一句话说,这些参与者只有借助酒桌上的互动,才能获得他自己与人类社会互动的操作感,即个人“掌握自己人生发展”、“了解实事局势”和“把握社会脉动”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习惯在酒桌上评论他人、交换信息和讨论社会。出现这种状况的缘由是,个人无法从理念上,对人类社会进行更宏观精细的认知,他们只能以“具身”的形式,具象化且依赖自身体验,进行自我与社会间的构合。
然而现在,这种对社会的可操作性观念已经过时,尤其是年轻人的社会观正在迅速向“符号互动”发展,这是与“具身”完全相反的“虚拟无我”体验,即精神高度投入虚拟现实当中,而酒桌这种情境,它并没有虚假到足够真实,也没有忘我到足够沉浸,因此,它正在逐渐被另一个次元的思维所淘汰。
三、成长剧场的落幕
酒桌情境对参与者有“教化”作用,它内含着成长性,因此厌恶乃至抗拒并不能终结酒桌,让参与者感到厌恶本身就是酒桌得以运行的要件,参与者作为局中人越是厌恶酒桌,酒桌的情境张力就会越强大,酒桌本身就要求参与者带有厌恶感而来,并随酒桌对参与者的“教化”,参与者会逐渐克制乃至消解这种厌恶感,而且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一个彻底抗拒酒桌的人会被边缘化或者污名化,增加情境的内部压力,会让局中的其他人更加热衷酒桌。另一方面,对于热衷酒桌,想驾驭酒桌这种场面的人而言,酒桌是一个处处存在明示或者暗示的情境,它就像一位无微不至的老师,引导你步入社会的大门。
酒桌情境是一处成长剧场,无论你厌恶,或者喜欢,你都能在其中获得成长,即在一处相对封闭的场域内,由大量明示或者暗示所包围,高强度的情境压力,在肉体驯顺当中被迫自己寻找乃至美化行为的意义,在经历救赎、告解和释怀之后,实现成长。而如今这样的成长剧场正在落幕,这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的模式并非根源于这样的成长环境。
至此,在上文我并没有刻意强调年轻人如何,因为改变酒桌,不能仅靠一两代人的决绝,这是一种“世代神话”。事实上,并不存在能够主导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社会的一代人,只存在拥有相似生活方式、相近使命的群体会把自己的同类误认为是同一代人,我们有热衷于酒桌的90后、00后,也有抗拒酒桌的60后、70后和80后。如果我们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全部交给年轻人,而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没有作为,那代价将是惨痛的,这样当曾经的年轻人老去后,我们会获得:上一代被边缘化的老年人、这一代被孤立的中年人与新一代更无法理解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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