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南宋政府是如何偏安一隅的？

是如何哈，不是背景

Answer 1

1127年，金兵南下，攻取了北宋首都东京，徽钦二帝以及大量皇族、朝臣等三千多人做了俘虏，被掳到了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

不过在这当中有个漏网之鱼，那就是康王赵构。

金兵在消灭北宋后，并没有南下，在扶植了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后，撤兵了。不过当地人对于张邦昌这种汉奸痛恨有加，要求他退位。

面对强大的压力，张邦昌也没有任何办法。而康王赵构作为唯一名正言顺的人，就这样走上了历史前台，建立了南宋。

外敌压境内乱纷纷，南宋统治者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偏安一隅？

张邦昌的下场自然非常惨。不过也由于张邦昌被废，到底了金国再次南侵。宋高宗也曾利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企图阻止这一切。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做起了逃跑派，一路南逃，过淮河，渡长江，到了浙江。

在这个过程中，南宋竟然还发生了兵变，把赵构吓出了一身冷汗。当然了，最害怕的肯定还是金兵，他一路是一直向金国释放善意，祈求退兵。

虽然南宋统治者做了投降派，但南宋上下主战的人还是非常多，面对金兵南下，奋起抵抗，使得金兵并没有占到什么优势，反而狼狈不堪。

尤其是韩世忠和岳飞，在抗击金兵的过程中，利用地理优势，打得金兵溃败，从此再不敢渡江。

随后，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也进行过北伐，击溃过伪齐和金国的联军。

但宋高宗因为种种政治原因一心议和，特别是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后，求和的心更加坚定了。在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岳飞后，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以秦岭至淮河一线为界，向金称臣纳贡。

在宋高宗之后，两国趋于相对稳定。金国也有几次南侵，但大都半途而废，孝宗也进行了北伐，但也未能收复国土。尤其是宋孝宗改革朝政，使得羸弱的南宋大有改观。

但在北伐不利的情况下，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这就是“隆兴和议”。

随后，南宋面临的外患压力有所减少，这是因为金国走向了衰落，同时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自己都快亡国了，哪里还顾得上南宋。

不过南宋也是不思进取，中后期，政治腐败，奸臣辈出，还出现了韩党专权、史弥远专权。如果不是蒙古的出现，消灭了金国，南宋的命运还未可知了。

金灭亡之后，南宋没有换来一时的安宁，反而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并最终被蒙古消灭。

Answer 2

这与一脉相承的两宋工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是分不开的，与其同时爆发的还有农业技术，工矿技术，手工业技术，这些技术配合南宋世界闻名的远洋航海，都使这个看起来羸弱的王朝拥有当时全球最高的人均GDP。

高昂的政府财政收入和民间蕴藏的巨大财富支撑起了南宋贵族奢华的生活，让这个两百年不到的王朝拥有贵族和百姓两相宜的难得的舒适生活环境。可以说，南宋是人文主义爆发的年代，是上层生活精巧的年代。

Answer 3

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北京城，明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在皇城北门外的万岁山（今之景山）自缢身亡，我们所熟知的明朝就此灭亡。
但对于当时的明宗室和一帮皇亲大臣们来说，明朝并未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在南方建立了抵抗清政府统治的政权，史称南明，直到公元1662年（明永历十六年），永历皇帝朱由榔在昆明被吴三桂所杀，南明正式宣告灭亡。
说来惭愧，在上高中之前，我甚至是不知道有南明这个朝代存在的。相较于南宋来说，南明的存在感实在是有些低了。当然，这两者在中国历史上是完全不同的，原也无法相提并论，我一直十分好奇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同样是都城被迫南迁，南宋虽然一直处于劣势方，却尚且还能有上百年国运，而南明在短短十来年间就烟消云散了呢？
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之耻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承皇位，定都杭州，并将其改名临安，仍沿用宋国号，史称南宋。百来年间，南宋与金一直保持着相互对峙的关系，期间夹杂了些小规模摩擦，也多以南宋的赔款告终。直至蒙古崛起，南宋错误的选择了联蒙灭金，终于将自己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之前说到，南宋与南明建立政权之初，所处的条件似乎是很相似的：都城被破，宗室南迁，但依然握有全国上下大多数老百姓的民心。但细细摊开来说，这两者所处的条件其实是大不相同的。相对于南宋来说，南明无疑处于劣势。
一、 从权力继任者的正统性以及正统性对政权稳固的影响来看
靖康之耻中，北宋徽宗钦宗以及一大帮皇子皇女都被掳回了金国，赵构幸免得以继位，作为宋徽宗的第九子，他就是南宋朝廷当时最名正言顺的继承者，没有人有能力能够威胁到他的地位。他能够利用自己法统上的地位，将南宋的半壁江山统一组织起来，对抗金国。
我国封建王朝时期，最高统治者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他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威，对南宋这个政权来说是只有好处的。
而南明当时对于拥戴哪一位宗室做皇帝，却是争得不可开交。崇祯皇帝一再犹豫，导致错过南迁良机，他的儿子们大多失踪在战火乱军之中，没有直接的嫡系继承人，这就让皇位的候选人变得多了起来。大臣们有拥戴福王的，有拥戴潞王的，还有以史可法为首想要拥戴桂王的。郑成功的郑氏一族，则支持唐王一脉。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最后福王朱由崧继承了皇位，他的威望也并不足以服众。要知道在封建时期，扶持天子本来就是一招险棋，成了高官厚禄，富贵荣华，失败了的话就很可能惨淡收场。这些推荐其他宗室的大臣们难免陷入恐慌不安，同时他们对于自己投入的资本也绝不甘心就此白费。
弘光继位只是几个派系之间暂时相互妥协的结果，其地位是极不稳定的。南明政权可以说从一开始，人心就是散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内部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以至于驻守武昌的左良玉竟然以“清君侧”为名起兵，意图争夺南明政权，这也直接导致了江淮防线空虚，弘光政权迅速以失败告终。即使同时面对着清军和大顺军两股势力，当权者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当前的利益，这也不能不让人叹息。
二、 从硬实力上的对比来看
同样是退守南方，南宋与南明所面对的敌人实力不同，自己本身的实力也不同。南宋初建立时，所面对的敌人只有一个金国，而当时宋高宗赵构手下有我们所有人都熟悉的不世出之名将——岳飞。
与满清相比，金国的实力是远远不如的。满清在山海关外与明朝纠缠几十年，早在努尔哈赤当权时，他就意识到了想要问鼎中原，就必须要争取到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帮助，几乎所有投降过去的汉人都给予重赏。
清兵入关后得以迅速吸收中原先进的文化与制度，很快就建立起了跟汉族官僚地主的合作，这也帮助他们在关内站稳了脚跟。关宁防线在时，明朝能与满洲骑兵对抗的也只有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在明朝末年与清朝的几次交锋中，清几乎都以劣势兵力取得胜利，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可见一斑。
金国则不然，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汉化的重要性，仍然沿袭女真部落落后的制度，以至于遭到了北方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根本无法在中原立足，不得不扶持伪政权。这与辽太宗灭后晋后遭到激烈反抗，被迫撤出中原的原因是相似的。
北方汉人的激烈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阻止了金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他们必须拿出精力来应付北方，这就给了南宋喘息修养的机会。即使后来女真人完成了汉化，但就是他给南宋喘息的这几十年，使得南宋实力上升，此后金国即使全力对付南宋，也占不到什么大便宜了。
所以，南明输在硬实力上，满清强大的军事实力，没有给南明苟延残喘的机会。
三、“仇恨值”方向的偏差
众所周知，北宋政权亡于金国，因此南宋一直把金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他们一定会使出全力来抗击金国人。
而明朝政权亡于李自成的“大顺军”，清又打出了为崇祯报仇的旗号，这让南明把大部分怒火都烧到了农民军身上，弘光政权甚至幻想要“联虏平寇”，以报国仇，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因此南明政权初期与农民军相互对立，对于抗清力量是严重的削弱。即使到了后期，南明真正察觉到了满清的狼子野心，他们也不能放心的去接受和农民军的合作，双方之间嫌隙依然存在。这无疑进一步加速了南明政权的衰落。
四、 统治者的水准也占到了一定因素
宋高宗赵构虽然因为杀岳飞这件事而被世人所唾弃，但整体来看，他这个皇帝做的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宋高宗杀岳飞，主要是因为岳飞想要“迎回二圣”，这直接影响到了宋高宗的皇帝之位，触动到了他的权力本身，这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万万不能忍的。
即使迎回的“二圣”只做太上皇享受富贵，也极大的威胁到了他这个皇帝地位的唯一性，合法性，因此宋高宗杀岳飞并非是完全不能够理解的事。作为一个当权者，他最关心的事永远都是自己手上的权力，接下来才是别的事情。
南宋在赵构的统治下，虽然在对外上采取忍气吞声屈辱求和的策略，但社会得到了稳固，对内有手腕管住一干大臣，与金国成功实现了划江而治。
南宋其后几十年，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市井文化也更加繁荣，赵构如果单纯只是做一个守成之君，我相信他还勉强算是个合格的皇帝。
至于南明的弘光，他继位之后对外看不出满清的狼子野心，没有长远眼光，对内也并不能服众，他无力制止朝堂内的党争，干脆纵情声色。
南明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为何李定国所率领的军队在“两蹶名王”后形势还一片大好，之后却很快再也无力回天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说的就是顾诚先生所著的《南明史》。《南明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南明历史的入门读物，同时也是史学研究必须要细读的一本书，它在研究南明史上是跳不过去的。这本书也是我对南明历史的一个启蒙读物，可以说它对我很多观点的影响都非常大。
在《南明史》中，顾诚先生首先就提出了很多与史学界通常观点都大不一样的论点。史可法，这位左光斗的学生，被称为抗清名将，民族英雄，扬州城内自杀报国让不少人为之唏嘘叹惋。但顾诚先生似乎认为，史可法并不是那么的值得赞赏。南明灭亡的原因，史可法也要来背一背锅。
顾诚先生认为史可法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有严重失策，作为当时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史可法在大臣们是立贤还是立亲的问题上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即迎立桂王，这使得本在法理上最应该继承皇位的福王朱由崧倍感压力，不得不依靠马士英，拉拢江北四镇登位。
此后，弘光一朝的文臣勾心斗角、武将割据自雄，这使得弘光政权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毫无作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定策问题引起的。史可法评价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为“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其实都不是站得住脚的理由。在那样的危机关头，其实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在福王朱由崧监国之后，他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马士英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按明代惯例，南京六部之长为兵部，北京六部之长为吏部，无论在何处，礼部都不是排名第一。之前史可法担任的是南京兵部尚书，在此国家危亡用兵频繁之际反而转任礼部尚书，说明福王朱由崧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史可法为首席大学士。
史可法位居南京百官之首，素有清正之名，东林党在明朝群臣中势力庞大，应当说朱由崧本不可能不启用他为内阁首辅。但定策之事史可法一步错步步错，使朱由崧对他十分忌惮，还不得不任命了一些世家勋贵想要制衡东林党。弘光政权在建立之初就没有形成君臣一心的政治基础，这是史可法最大的负面作用，这也为弘光政权的迅速覆灭埋下了一个伏笔。
南炳文先生的《南明史》，我觉得其中有些观点也很有趣。其中关于农业税与商业税的收与免，让我对东林党也有了些不一样的看法。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是处于小农经济的这个大板块基石上，可以说农民就是一切封建王朝的基础，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在崇祯上台掀翻阉党，东林党掌权之后，面对辽东与农民起义军这两个吃钱大户，明朝只选择了加征农业税，一次次的加征也让农民起义走上了恶性循环，越是加征就有越多的农民活不下去起义，需要的钱也就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许多次向大臣们开口借钱，但都没有什么入账。
我们现代人应当是知道，征收商业税远远比征收农业税要好得多，商业获利高，且在农民负重如此之众的情况下，理应改变思路，征收商业税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东林党并没有这么做，他们依然选择将军费重担压在农民身上，加上明末恰好处于小冰河时期，自然灾害不断，农民们终于因为活不下去而纷纷揭竿而起，将明朝彻底掀翻。
我对于这样的处理曾经非常疑惑——连我这样的人都能想到破解之法，至少不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为什么政治精英们却偏要饮鸩止渴呢？之后才有了一个想法：也许他们不是想不到，只是私人利益驱使着他们这样去做。这个地方我的表述或者不算准确，这个私人利益并不是真的指东林党内每一个人的利益，而是指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现在的历史课本，提到东林党只会蜻蜓点水的提到几个清官，似乎这个政党就代表着正义。这群人也几乎包办了清朝修的《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握住了为历史这个小姑娘上妆的画笔。
其实东林党所代表的，恰好是当时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的利益跟崇祯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相冲突的。这两个相冲突下，东林党们选择的就是自身阶级的利益，他们也就这样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到了南明弘光朝，东林党仍然握有不小的权势，他们首要维护的依然是自身阶级的利益，其中某些“清官才子”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东林党领袖之一钱谦益就留下过“水太冷”的名言，他的夫人柳如是一介风尘女子，尚且还有勇气跳水殉国，钱谦益背负如此盛名却留下这等名言，实在让人对东林党留不下什么好印象。弘光政权都城被破时，钱谦益率一众官员迎接清兵剃头投降，相比来说我认为是“清官”与“昏官”的混合体史可法又要比他强上许多倍。
南明灭亡，史书上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东林党对它的推动作用，我认为是绝脱不了干系的。
司徒琳在《南明史》中则总结了他眼中明朝覆灭的两大根源，也是伴随着明朝从始至终的两大体制弊端。第一是，文武之间始终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明朝始终实行以文制武，同级文官地位都略高于武官，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军人的贬抑）；二是，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这两个根源弊端分析都从南明政治体制的内部结构着想，很有独到性，又与传统的史学结论有了一些区别。他的这个观点跟上面前两本《南明史》的区别可以说是很大了。而我对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
南明灭亡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在他们的内因，甚至我认为，这两个都不是南明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二。明朝以文制武这个传统说不上合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明朝武将的素质偏低，当武将的要么是从小兵一路升上来的，要么是祖上世袭的职位，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事实上直到明朝末年，明朝手下还有不少相当优秀的将领，例如左良玉曹文诏秦良玉卢象升孙传庭等。
司徒琳先生说的第二个原因，我是更加不认同的，这个想法似乎是有些……天真了。事实上在南明的末期，对这个小朝廷最为忠心耿耿的，反而是曾经身为农民军的李定国，对于那些文人士子的人品究竟如何，我是没有一点信任了。
跟上面三位相比较，谢国桢先生的《南明史略》就是一本极为“正统”的书，通篇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意识形态影响也很大，这也许与这本书的成书年代太早有关。用我们现在开玩笑的俏皮话来说，这本书里讲究的是政治正确。
1956年，我国史学界的研究深度远远不如现在现在，那么这本书主要显得比较平庸？但无论如何，这本书也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本比较完整的关于南明史的著作，它在史学上的意义远远大于自己本身，内容也十分详尽，至今也仍然是一本研究南明史时值得参考的著作。
最后引用的一位史学家的观点，这位所说的是明朝衰落下来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也可以跟南明的历史联系起来，这本书正是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作为《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书记最爱的一本书，当然是不一般，《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研究明史时不能绕过的一本史学著作，因为它实在是很优秀，里面的某些写法也颠覆了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写法——原来历史也是可以这样写的，不去计较什么年份和事件，把作者想要表达的事情写的跟散文似的。他通过这样散文一样平淡的笔触，细细分析了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即使是一个对史学不甚感兴趣的读者也能读的很有趣味。
《万历十五年》的末尾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这点不仅仅适用于明朝衰亡的根源，他几乎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封建王朝灭亡的根源。《万历十五年》这点着眼于社会阶层的发展，与之前几本又大不一样了。
参考文献：
《宋史》《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顾诚著 、《南明史》顾诚著、《南明史》南炳文著、《南明史》司徒琳著、《南明史略》谢国祯著、《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

Answer 4

1127年，金兵南下，攻取了北宋首都东京，徽钦二帝以及大量皇族、朝臣等三千多人做了俘虏，被掳到了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不过在这当中有个漏网之鱼，那就是康王赵构。金兵在消灭北宋后，并没有南下，在扶植了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后，撤兵了。不过当地人对于张邦昌这种汉奸痛恨有加，要求他退位。面对强大的压力，张邦昌也没有任何办法。而康王赵构作为唯一名正言顺的人，就这样走上了历史前台，建立了南宋。外敌压境内乱纷纷，南宋统治者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偏安一隅？张邦昌的下场自然非常惨。不过也由于张邦昌被废，到底了金国再次南侵。宋高宗也曾利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企图阻止这一切。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做起了逃跑派，一路南逃，过淮河，渡长江，到了浙江。在这个过程中，南宋竟然还发生了兵变，把赵构吓出了一身冷汗。当然了，最害怕的肯定还是金兵，他一路是一直向金国释放善意，祈求退兵。虽然南宋统治者做了投降派，但南宋上下主战的人还是非常多，面对金兵南下，奋起抵抗，使得金兵并没有占到什么优势，反而狼狈不堪。尤其是韩世忠和岳飞，在抗击金兵的过程中，利用地理优势，打得金兵溃败，从此再不敢渡江。随后，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也进行过北伐，击溃过伪齐和金国的联军。但宋高宗因为种种政治原因一心议和，特别是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后，求和的心更加坚定了。在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岳飞后，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以秦岭至淮河一线为界，向金称臣纳贡。在宋高宗之后，两国趋于相对稳定。金国也有几次南侵，但大都半途而废，孝宗也进行了北伐，但也未能收复国土。尤其是宋孝宗改革朝政，使得羸弱的南宋大有改观。但在北伐不利的情况下，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这就是“隆兴和议”。随后，南宋面临的外患压力有所减少，这是因为金国走向了衰落，同时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自己都快亡国了，哪里还顾得上南宋。不过南宋也是不思进取，中后期，政治腐败，奸臣辈出，还出现了韩党专权、史弥远专权。如果不是蒙古的出现，消灭了金国，南宋的命运还未可知了。金灭亡之后，南宋没有换来一时的安宁，反而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并最终被蒙古消灭。

Answer 5

1127年，金兵南下，攻取了北宋首都东京，徽钦二帝以及大量皇族、朝臣等三千多人做了俘虏，被掳到了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不过在这当中有个漏网之鱼，那就是康王赵构。金兵在消灭北宋后，并没有南下，在扶植了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后，撤兵了。不过当地人对于张邦昌这种汉奸痛恨有加，要求他退位。面对强大的压力，张邦昌也没有任何办法。而康王赵构作为唯一名正言顺的人，就这样走上了历史前台，建立了南宋。外敌压境内乱纷纷，南宋统治者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偏安一隅？张邦昌的下场自然非常惨。不过也由于张邦昌被废，到底了金国再次南侵。宋高宗也曾利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企图阻止这一切。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做起了逃跑派，一路南逃，过淮河，渡长江，到了浙江。在这个过程中，南宋竟然还发生了兵变，把赵构吓出了一身冷汗。当然了，最害怕的肯定还是金兵，他一路是一直向金国释放善意，祈求退兵。虽然南宋统治者做了投降派，但南宋上下主战的人还是非常多，面对金兵南下，奋起抵抗，使得金兵并没有占到什么优势，反而狼狈不堪。尤其是韩世忠和岳飞，在抗击金兵的过程中，利用地理优势，打得金兵溃败，从此再不敢渡江。随后，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也进行过北伐，击溃过伪齐和金国的联军。但宋高宗因为种种政治原因一心议和，特别是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后，求和的心更加坚定了。在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岳飞后，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以秦岭至淮河一线为界，向金称臣纳贡。在宋高宗之后，两国趋于相对稳定。金国也有几次南侵，但大都半途而废，孝宗也进行了北伐，但也未能收复国土。尤其是宋孝宗改革朝政，使得羸弱的南宋大有改观。但在北伐不利的情况下，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这就是“隆兴和议”。随后，南宋面临的外患压力有所减少，这是因为金国走向了衰落，同时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自己都快亡国了，哪里还顾得上南宋。不过南宋也是不思进取，中后期，政治腐败，奸臣辈出，还出现了韩党专权、史弥远专权。如果不是蒙古的出现，消灭了金国，南宋的命运还未可知了。金灭亡之后，南宋没有换来一时的安宁，反而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并最终被蒙古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