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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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在艺术表现 方法 上自由灵活、挥洒自如,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不拘一格,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兼采并用。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陈丹青散文,供大家欣赏。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我的台湾印象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
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
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
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 经验 。
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
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
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
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
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
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维也纳
圣史蒂夫大教堂是维也纳旧城区最热闹的段落,莫札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门内的小巷,DOMGASSE 5号,走不几步,已在故居门口了:1784年,莫札特与家人搬来公寓二楼住了两年半,写出八部钢琴协奏曲,还有伟大的《费加罗婚礼》。这里辟为纪念馆,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来,室内设计的美学几经变换,现在的装置显然被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後现代模式彻底动过了。窗前竖著莫札特放大侧影,每间房间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与实物的灯箱橱窗,停著他遗留的琴,手稿,乐谱,书信,节目单,小玩意儿……第一次看见莫札特的死亡面膜(我不愿相信他如电影中那麼戏剧性地死去),翻制为青铜版,嵌在小盒子里,蓝光照著,不象他的画像,一脸贵气,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为什麼我写得这麼好?”他被问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为什麼这麼大。”现在静静瞧著莫札特的鼻子,要是没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触摸。没那麼大,很好看,修长,饱满,隆起,不过死者的额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狭长的灯箱轮番闪动著他的著名歌剧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台影像,无可形容,如他的音乐般高贵而开心——这不像莫札特住过的家,而是一项展览,他成为今日设计者百般调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楼下的旧街巷,我心里莫札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经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铺路马车经过。离开时又在楼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据说海顿曾来这里看望他。1784年,莫札特28岁,海顿52岁,小夥子会在这儿迎候海顿吗?我在楼梯间看见这一老一少了:脑後的假发束耸著蝴蝶结,脖梗衬著层层翻卷的高领,彼此拥抱,亲吻,笑,说著我听不懂的德语——“我以自己的荣誉向您发誓,您的儿子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当海顿对著莫札特的父亲秉告这段话,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间麼?
下雨了。半小时後我已停在旧城北端贝多芬家门口。莫札特逝世翌年,1792年,贝多芬定居维也纳,长住35年,搬家又搬家。维也纳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纪念馆,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访的MOLKER BASTEI 8号是他停留最久的一处,1797年移入,1805年离开,前後八年。从圣史蒂夫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约半小时吧。他不在家。
於是此行难忘而惚恍的一瞬,发生了:在门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从昏暗楼道走下来的几分钟,我像是一只鬼,居然身历其境想起《罪与罚》:当拉斯柯里涅柯夫劈死了老妇和使女,蹑手蹑脚,逃离现场——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楼时我仿佛变成了他——忽听得底下有人上楼来,他闪身躲进二楼一间空房。待来人说著话一层一层走上去,他窜下楼梯,溜出去,大门口没人看见他。
这妄念仅只几秒种吧,此刻也没人看见我。怎会起这等奇想?我暗自惊讶。是怀想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说麼?仍是少年时代的上海,少年时代的阅读,是旧上海哺育了我的欧洲想像,包括初听贝多芬。初听的时光,哪想到有一天真会走去拜访贝多芬,到了他家,又岂料念及少年时代阅读的《罪与罚》。
穿过毗连8号公寓的好几重回廊,欢快的雨,家家窗户缀满入秋的爬墙虎,贝多芬的邻居们躲在屋里干什麼呢。在对街的咖啡馆擦拭满头 雨水 ,叫了一碗汤,满座没人知道我刚才躲在贝多芬家的楼道,突发奇想。雨住了。绕回老公寓前门,我又一层一层上四楼,此前的闪念变得遥远而不可思议。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於是听见自己的鞋踩在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札特家,这一层全属贝多芬使用。他们真如传说中那麼贫穷麼?一架狭长的十八世纪老钢琴,两扇窗户间竖著他咬紧牙关的青铜像: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尊贝多芬雕像,盛年,挺著胸,一定像极了他。没有莫札特家那麼多装置,客厅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刚搬来,或将迁走。门边白墙特意留著一小块残存的壁画,那麼,贝多芬住在这里时被有壁画的墙面包围著——据同代人回忆,他晚岁的居室零乱异常,夜壶,手稿,破钢琴,统统很脏——邻室有一具台座式小音响,一排摁键标明十数曲精选的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机,刹那间,他复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现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气扬扬,和弦齐奏那麼四下,又四下……1977年,贝多芬在中国被准许播放。是在我回向蘇北农村的火车上,华东旷野,春寒料峭,车厢里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骄傲,低音和弦的齐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著车轮的轰响——要是我懂五线谱,抄那几句印在这里该多好啊——劫难过後的大地,贝多芬不知道一个中国青年怎样聆听他,怎样记得他。贴近双耳的音效就像在脑袋里爆发精致的轰鸣,周围静悄悄。我在贝多芬家里倾听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墙。身後玻璃橱柜停著主人咬紧牙关的死亡面膜——莫札特那具面膜多麼不同,伟大的人,生命终止,性格犹然——贝多芬会想到有一天各国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这样的器械听音乐麼?我扭头看他,真想说:嗨,路德维西先生!您听听,您听听!是啊,他的时代倘若有耳机,他兴许能够听见吗?
下午四点钟了。我继续走。旧城的更北端,街道渐渐平凡而凄凉——很想描述这一路,很难描述,一度我以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闭馆时分,我走进这座十八世纪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竖著铁制的杠杆,据说原先的住户撤空了,辟为舒伯特故居,後院有白桦树。他家在二楼第一间,门边留著当年的灶台,灶沿灶顶是熏黑的墙。说明书交代这间房住著父母,哥哥,舒伯特,多麼亲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样。怎麼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个孩子中的第十二个,1797年,贝多芬迁入今天我两度造访的大公寓,同年,在这里,舒柏特诞生了。
本雅明说:一个35岁上死去的人,留给世人的记忆永远35岁。这话意味深长。舒柏特死在31岁,戴著他那付眼镜,胖胖的,一头卷发。临死那年,1828年11月初,他还试图就教於西蒙·赛赫特,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对位学家。经已创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还想请教对位学家?!11月19日,他去世了。每听他的第九交响乐,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写,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从未听过自己的交响乐交付演奏,效果怎样——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札特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们的乐音(除了戴上耳机的一瞬)。为什麼音乐记忆会在音乐家故居被中断?他们的房间过於安静了。但在舒伯特家,并非故意,心里几度掠过他的乐句:朔拿大,即兴曲,第五交响乐的调皮的首句,《鱒鱼》明净沉浮,《魔王》的男声从头到尾颤抖著,还有,气贯长虹的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至今我没找见他最後一部漫长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乐章的惊人独白,如缕不绝……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於高贵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贝多芬说话。历史可能小看了舒伯特。浪漫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有如父性与母性:海顿、莫札特、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暂的性命里多活了一场,古典音乐的架构与逻辑由他实现最後的凝聚,此後即溃散而支离了。
他的眼镜在展柜里斜放著,他与年轻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画,画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 其它 房间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单间空房只挂著他朋友当年画的画。莫札特的家访客盈盈,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家,廖寂空旷。我喜欢这廖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为舒伯特,人的秉赋无可估量。记得他的人,自会记得他。有位男子与我同时进来,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灯开亮了,是寻常人家将要聚首晚餐的时刻。那灶台。楼梯角有一间偏房,如中国任何小单位的传达室那麼小,出售舒伯特的纪念册和数量不多的牒。一个在第八第九交响乐中沉毅雄强的舒伯特,与这覆著井盖的院子,与纪念馆将要锁门下班的时刻,何以对应。回到圣史蒂夫大教堂附近的旅舍,游客熙来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乐,但他们确曾活在人世,住在维也纳。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维也纳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20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马车移动了,市声喧嚣中于是马蹄脆响——由远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圆号、鼓点,一顿又一顿,路人分开让道,身穿制服的乐手吹打着,演奏着,在小小广场团团绕一圈,郑重而滑稽,随即合着齐整的音响与步伐,混在上下颠颤的马背马耳中,拐弯远去了。
这演奏是为哪个庆典么?我问路边的店伙,答曰不为什么,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游的人算计日期,常会忘记星期几。
维也纳活像另一个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两座旧都最为骄傲的时期都在18、19世纪——闲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街巷,随处撞见17、16世纪;置身威尼斯与佛洛伦萨,岁月感至少上溯15世纪14世纪;漫游法国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13至12世纪的教堂与Plaza,鳞次栉比;后来去伊斯坦布尔,天天经过的城墙建于公元五世纪——我所谓的18、19世纪,非指巴黎与维也纳历史短缺,而有另一层意思在:以唯物论词语形容这两座大城的黄金时代,是因衔接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相较巴黎的纷纷炫耀,维也纳神态内敛而殷实,且处处比巴黎干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奥地利与法兰西固然王朝更替,时移势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时代的繁复剧情,就我所知,是17世纪西班牙为挽救朝廷的命数,安排公主远嫁奥地利,金贵的嫁妆,包括委拉士开兹那几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几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纪,奥地利为巴结法兰西,将公主许给日后的路易十六王。几年前,柯布拉女儿执导的《玛莉皇后》专讲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开头,只见奥国公主与皇家随行连日跋涉穿过法奥边境大森林,年迈的路易十五亲往迎候,女孩当场更换法国衣装,贴身爱犬被命令必须放弃。
历史电影流露历史的同情。玛莉和夫君后来被押上法国革命断头台,是欧洲换取资本主义共和政体的代价之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作《临终遗言》的书中,我读到她行刑时踩到郐子手脚面,说出这最后一句话。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我的台湾印象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
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
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
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 经验 。
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
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
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
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
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
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维也纳
圣史蒂夫大教堂是维也纳旧城区最热闹的段落,莫札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门内的小巷,DOMGASSE 5号,走不几步,已在故居门口了:1784年,莫札特与家人搬来公寓二楼住了两年半,写出八部钢琴协奏曲,还有伟大的《费加罗婚礼》。这里辟为纪念馆,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来,室内设计的美学几经变换,现在的装置显然被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後现代模式彻底动过了。窗前竖著莫札特放大侧影,每间房间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与实物的灯箱橱窗,停著他遗留的琴,手稿,乐谱,书信,节目单,小玩意儿……第一次看见莫札特的死亡面膜(我不愿相信他如电影中那麼戏剧性地死去),翻制为青铜版,嵌在小盒子里,蓝光照著,不象他的画像,一脸贵气,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为什麼我写得这麼好?”他被问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为什麼这麼大。”现在静静瞧著莫札特的鼻子,要是没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触摸。没那麼大,很好看,修长,饱满,隆起,不过死者的额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狭长的灯箱轮番闪动著他的著名歌剧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台影像,无可形容,如他的音乐般高贵而开心——这不像莫札特住过的家,而是一项展览,他成为今日设计者百般调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楼下的旧街巷,我心里莫札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经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铺路马车经过。离开时又在楼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据说海顿曾来这里看望他。1784年,莫札特28岁,海顿52岁,小夥子会在这儿迎候海顿吗?我在楼梯间看见这一老一少了:脑後的假发束耸著蝴蝶结,脖梗衬著层层翻卷的高领,彼此拥抱,亲吻,笑,说著我听不懂的德语——“我以自己的荣誉向您发誓,您的儿子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当海顿对著莫札特的父亲秉告这段话,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间麼?
下雨了。半小时後我已停在旧城北端贝多芬家门口。莫札特逝世翌年,1792年,贝多芬定居维也纳,长住35年,搬家又搬家。维也纳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纪念馆,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访的MOLKER BASTEI 8号是他停留最久的一处,1797年移入,1805年离开,前後八年。从圣史蒂夫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约半小时吧。他不在家。
於是此行难忘而惚恍的一瞬,发生了:在门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从昏暗楼道走下来的几分钟,我像是一只鬼,居然身历其境想起《罪与罚》:当拉斯柯里涅柯夫劈死了老妇和使女,蹑手蹑脚,逃离现场——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楼时我仿佛变成了他——忽听得底下有人上楼来,他闪身躲进二楼一间空房。待来人说著话一层一层走上去,他窜下楼梯,溜出去,大门口没人看见他。
这妄念仅只几秒种吧,此刻也没人看见我。怎会起这等奇想?我暗自惊讶。是怀想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说麼?仍是少年时代的上海,少年时代的阅读,是旧上海哺育了我的欧洲想像,包括初听贝多芬。初听的时光,哪想到有一天真会走去拜访贝多芬,到了他家,又岂料念及少年时代阅读的《罪与罚》。
穿过毗连8号公寓的好几重回廊,欢快的雨,家家窗户缀满入秋的爬墙虎,贝多芬的邻居们躲在屋里干什麼呢。在对街的咖啡馆擦拭满头 雨水 ,叫了一碗汤,满座没人知道我刚才躲在贝多芬家的楼道,突发奇想。雨住了。绕回老公寓前门,我又一层一层上四楼,此前的闪念变得遥远而不可思议。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於是听见自己的鞋踩在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札特家,这一层全属贝多芬使用。他们真如传说中那麼贫穷麼?一架狭长的十八世纪老钢琴,两扇窗户间竖著他咬紧牙关的青铜像: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尊贝多芬雕像,盛年,挺著胸,一定像极了他。没有莫札特家那麼多装置,客厅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刚搬来,或将迁走。门边白墙特意留著一小块残存的壁画,那麼,贝多芬住在这里时被有壁画的墙面包围著——据同代人回忆,他晚岁的居室零乱异常,夜壶,手稿,破钢琴,统统很脏——邻室有一具台座式小音响,一排摁键标明十数曲精选的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机,刹那间,他复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现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气扬扬,和弦齐奏那麼四下,又四下……1977年,贝多芬在中国被准许播放。是在我回向蘇北农村的火车上,华东旷野,春寒料峭,车厢里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骄傲,低音和弦的齐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著车轮的轰响——要是我懂五线谱,抄那几句印在这里该多好啊——劫难过後的大地,贝多芬不知道一个中国青年怎样聆听他,怎样记得他。贴近双耳的音效就像在脑袋里爆发精致的轰鸣,周围静悄悄。我在贝多芬家里倾听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墙。身後玻璃橱柜停著主人咬紧牙关的死亡面膜——莫札特那具面膜多麼不同,伟大的人,生命终止,性格犹然——贝多芬会想到有一天各国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这样的器械听音乐麼?我扭头看他,真想说:嗨,路德维西先生!您听听,您听听!是啊,他的时代倘若有耳机,他兴许能够听见吗?
下午四点钟了。我继续走。旧城的更北端,街道渐渐平凡而凄凉——很想描述这一路,很难描述,一度我以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闭馆时分,我走进这座十八世纪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竖著铁制的杠杆,据说原先的住户撤空了,辟为舒伯特故居,後院有白桦树。他家在二楼第一间,门边留著当年的灶台,灶沿灶顶是熏黑的墙。说明书交代这间房住著父母,哥哥,舒伯特,多麼亲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样。怎麼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个孩子中的第十二个,1797年,贝多芬迁入今天我两度造访的大公寓,同年,在这里,舒柏特诞生了。
本雅明说:一个35岁上死去的人,留给世人的记忆永远35岁。这话意味深长。舒柏特死在31岁,戴著他那付眼镜,胖胖的,一头卷发。临死那年,1828年11月初,他还试图就教於西蒙·赛赫特,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对位学家。经已创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还想请教对位学家?!11月19日,他去世了。每听他的第九交响乐,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写,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从未听过自己的交响乐交付演奏,效果怎样——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札特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们的乐音(除了戴上耳机的一瞬)。为什麼音乐记忆会在音乐家故居被中断?他们的房间过於安静了。但在舒伯特家,并非故意,心里几度掠过他的乐句:朔拿大,即兴曲,第五交响乐的调皮的首句,《鱒鱼》明净沉浮,《魔王》的男声从头到尾颤抖著,还有,气贯长虹的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至今我没找见他最後一部漫长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乐章的惊人独白,如缕不绝……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於高贵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贝多芬说话。历史可能小看了舒伯特。浪漫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有如父性与母性:海顿、莫札特、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暂的性命里多活了一场,古典音乐的架构与逻辑由他实现最後的凝聚,此後即溃散而支离了。
他的眼镜在展柜里斜放著,他与年轻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画,画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 其它 房间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单间空房只挂著他朋友当年画的画。莫札特的家访客盈盈,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家,廖寂空旷。我喜欢这廖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为舒伯特,人的秉赋无可估量。记得他的人,自会记得他。有位男子与我同时进来,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灯开亮了,是寻常人家将要聚首晚餐的时刻。那灶台。楼梯角有一间偏房,如中国任何小单位的传达室那麼小,出售舒伯特的纪念册和数量不多的牒。一个在第八第九交响乐中沉毅雄强的舒伯特,与这覆著井盖的院子,与纪念馆将要锁门下班的时刻,何以对应。回到圣史蒂夫大教堂附近的旅舍,游客熙来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乐,但他们确曾活在人世,住在维也纳。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维也纳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20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马车移动了,市声喧嚣中于是马蹄脆响——由远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圆号、鼓点,一顿又一顿,路人分开让道,身穿制服的乐手吹打着,演奏着,在小小广场团团绕一圈,郑重而滑稽,随即合着齐整的音响与步伐,混在上下颠颤的马背马耳中,拐弯远去了。
这演奏是为哪个庆典么?我问路边的店伙,答曰不为什么,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游的人算计日期,常会忘记星期几。
维也纳活像另一个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两座旧都最为骄傲的时期都在18、19世纪——闲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街巷,随处撞见17、16世纪;置身威尼斯与佛洛伦萨,岁月感至少上溯15世纪14世纪;漫游法国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13至12世纪的教堂与Plaza,鳞次栉比;后来去伊斯坦布尔,天天经过的城墙建于公元五世纪——我所谓的18、19世纪,非指巴黎与维也纳历史短缺,而有另一层意思在:以唯物论词语形容这两座大城的黄金时代,是因衔接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相较巴黎的纷纷炫耀,维也纳神态内敛而殷实,且处处比巴黎干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奥地利与法兰西固然王朝更替,时移势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时代的繁复剧情,就我所知,是17世纪西班牙为挽救朝廷的命数,安排公主远嫁奥地利,金贵的嫁妆,包括委拉士开兹那几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几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纪,奥地利为巴结法兰西,将公主许给日后的路易十六王。几年前,柯布拉女儿执导的《玛莉皇后》专讲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开头,只见奥国公主与皇家随行连日跋涉穿过法奥边境大森林,年迈的路易十五亲往迎候,女孩当场更换法国衣装,贴身爱犬被命令必须放弃。
历史电影流露历史的同情。玛莉和夫君后来被押上法国革命断头台,是欧洲换取资本主义共和政体的代价之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作《临终遗言》的书中,我读到她行刑时踩到郐子手脚面,说出这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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