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经典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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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6-1093)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凤翔通判时期
嘉祐六年(1061年)冬,苏辙送苏轼至郑州,分手回京,作诗寄苏轼,这是苏轼的和作。苏辙十九岁时,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到任即中进士。他与苏轼赴京应试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同于壁上题诗。如今苏轼赴陕西凤翔做官,又要经过渑池,因而作《怀渑池寄子瞻兄》。
《和董传留别》是苏轼写给朋友董传的一首留别诗,作于苏轼从凤翔回到长安时。苏轼在凤翔,董传曾与苏轼相从。董传当时生活贫困,衣衫朴素,但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平凡的衣着掩盖不住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骨。
杭州通判时期
这组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正、二月间。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作者在杭州任通判。这年六月二十七日,他游览西湖,在船上看到奇妙的湖光山色,再到望湖楼上喝酒,写下五首绝句。诗人苏轼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湖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读起来,你会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在湖心经历了一场突然来去的阵雨,又来到望湖楼头观赏那水天一色的美丽风光。
此词为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在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有名词人张先(990-1078)同游西湖时所作。作者富有情趣地紧扣“闻弹筝”这一词题,从多方面描写弹筝者的美丽与音乐的动人。词中将弹筝人置于雨后初晴、晚霞明丽的湖光山色中,使人物与景色相映成趣,音乐与山水相得益彰,在对人物的描写上,作者运用了比喻和衬托的手法。
北宋词人张先,号子野,诗句精工而受人称赞。《古今诗话》中说:“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曰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后来,人们就称呼他“张三影”。张先一生安享富贵,诗酒风流,颇多佳话。好友苏轼赠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为其生活写照。据传张先在八十岁时仍娶十八岁的女子为妾。一次家宴上,张先春风得意赋诗一首:“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轼也即兴附上了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后来此小妾八年为他生了两男两女。张先一生共有十子两女,年纪最大的大儿子和年纪最小的小女儿相差六十岁。
密州太守时期
公元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八月,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此作。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这首词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苏轼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差知密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公元1076年的中秋,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苏东坡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且侍亲甚孝,二人恩爱情深。可惜天命无常,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了。这对东坡是绝大的打击。公元1075年(熙宁八年),东坡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氏,便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
出猎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或许是偶然的一时豪兴,但他平素报国立功的信念却因这次小试身手而得到鼓舞,以至信心十足地要求前赴西北疆场弯弓杀敌了。苏轼任密州知州刚四十岁。他是四年前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愿请求外任,自杭州来至这北方边郡的。除了他在各地任上致力于地方政绩外,一直要求大用于世。当时西北边事紧张。熙宁三年(1070),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四年,陷抚宁诸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是指宋与西夏的战事。
这首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不但场面热烈,音节嘹亮,而且情豪志壮,顾盼自雄,精神百倍。同苏轼其他豪放词相比,它是一首豪而能壮的壮词。把词中历来软媚无骨的儿女情换成有胆有识、孔武刚建的英雄气了。苏轼对此也颇为自负,他在密州写给好友鲜于侁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就是指的这首词。
综观全词,词人写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后者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词人意欲奋发有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全词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一段心理历程,意境朦胧,令人回味无穷。
徐州太守时期
熙宁十年(1077)八月十五日作于徐州。是年二月胞弟苏辙与东坡相见,四月间陪他同赴徐州,八月中秋之后方才离去。这是暌别七年来兄弟首次相聚并共度中秋。此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这首小词,题为“中秋月”,自然是写“人月圆”的喜悦;调寄《阳关曲》,则又涉及别情。记述的是作者与其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的赏心乐事,同时也抒发了聚后不久又得分手的哀伤与感慨。
谪居黄州时期
这首咏物词约作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苏词向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它藉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抒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实为显志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提起苏轼的中秋词,大家都会想起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同是写于中秋的这首《西江月》,情绪却显得非常落寞,应该是写于被贬黄州之时。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抒写了远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同时又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围的营造中,读者可以见到豪放词人苏东坡在旷达超然背后悲情婉约的一面。
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三月作者游蕲水清泉寺时所作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1082年)。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全词风格清旷而飘逸,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这首绝句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全诗语言浅近而情意深永。写此诗时,诗人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此诗却没有给人以颓唐、萎靡之气,从“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这些明丽的意象中分明可以感触到诗人的达观、潇洒的胸襟。
《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都包含其中。作者“解衣欲睡”的时候,“月色入户”,于是“欣然起行”,月光难得,不免让人欣喜。可是没有人和自己共同赏月,只好去找同样被贬的张怀民,这里面有多少贬低的悲凉与人生的感慨呀!两人漫步中庭,又是悠闲的。自比“闲人”,则所有意味尽含其中。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生动 形象的描绘,透露出作者在贬低中虽感慨幽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表达了作者对月光的爱慕 抒发了作者自解、自矜、自嘲,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欣赏,和用与“闲人”相对的“忙人”(朝廷官员小人)的鄙夷与讽刺。
这是苏轼的一首名词《卜算子》。现在通行的各个版本的词选中都有一个小序:“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据史料记载,此词为公元1083年(神宗元丰六年)初作于黄州,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县东南,苏轼另有《游定惠院记》一文。由上可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被贬黄州后,虽然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但苏轼是乐观旷达的,能率领全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渡过生活难关。但内心深处的幽独与寂寞是他人无法理解的。在这首词中,作者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
此词还有一个另一种说法。据《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载,此词还有一序,讲的是一个美丽而凄凉的故事。摘录如下:惠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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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黄州谪居赴汝州团练副使
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由黄州贬所改迁汝州 团练副使,赴汝州时经过九江,与友人参寥同游庐山。瑰丽的山水触发逸兴壮思,于是写下了若干首庐山记游诗。《题西林壁》是游观庐山后的总结。
这首纪游词,是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在赴汝州(今河南汝县)任团练使途中,路经泗州(今安徽泗县)时,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时所作。这首词,色彩清丽而境界开阔的生动画面中,寄寓着作者清旷、闲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无尽的遐思。
宋神宗死高太后执政后返京
苏轼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到使苏轼遭杀身之祸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公元1083年(元丰六年)王巩北归,出柔奴(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苏轼问及广南风土,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作此词以赞。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是苏轼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为惠崇所绘的《春江晚景》两幅所写的题画诗。一说此诗作于江阴。
杭州知府时期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冬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苏轼赠此诗时,刘季孙已58岁了,难免有迟暮之感)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这首词是公元1091年(宋哲宗元祐六年)春苏轼知杭州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途经杭州的老友钱穆父(名勰)而作。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惠州时期
绍圣三年(1096)作于惠州,此题下有两首,这里选第二首。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时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这里,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而东坡则不然,他在这首七绝中表现出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
这首词创作于作者晚年,属悲秋之作。绍圣元年(1094年)迁惠州后,苏轼于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痔疾发作,八九月间始愈,时已至深秋,与此词所写景色相合。此词或作于此时。全词融悲自然之秋、悲生命之秋和悲心境之秋为一体,风格悲凉凄婉,情感沉郁缠绵,富有感染力。它硬语盘空,借秋日病愈,抒发了官场坎坷、世路沧桑的感叹,流露出风烛残年的悲伤。作者一生多舛,几遭贬谪。这时,曾经骄傲的才子,回望一生漂泊,秋风中过往的淡然、坚定、洒脱似一一看穿。这时的他褪去了才子的傲然,伤得真切。全词悲切中又有作者一如既往的旷达,也表达了作者对坎坷一生的无谓态度,在伤感中放任心性的情感,哀而不伤。
这首词明为咏梅,暗为悼亡,是苏轼为悼念毅然随自己贬谪岭南惠州的侍妾朝云而作。词中所描写的惠州梅花,实为朝云美丽的姿容和高洁的人品的化身。
儋州及回途时期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蔡京、章惇之流执掌朝政,专整元祐旧臣;苏轼更成了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一贬再贬,由英州而至惠州,最后远放儋州,前后七年。直到哲宗病死,才遇赦北还。这首诗,就是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自海南岛返回时所作。
1101年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自题金山画像》是苏轼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所作。作此诗时,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作者已年逾花甲,堪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回首自己的一生,几起几落,失意坎坷,纵然有忠义填骨髓的浩瀚之气,也不得不化为壮志未酬的长长叹息。作者只能慷慨悲歌,自叹飘零。接下来的“身如不系之舟”指自己晚年生活的飘泊不定,抒写羁旅漂泊的忧伤情怀。如果仅限于“入乎其内。的抒写人生的苦闷,苏轼也就不成为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的“东坡老”。他不会,也不屑在哀愁中沉沦。且看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反忧伤情调,以久惯世路的旷达来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自我解脱力是惊人的。苏轼认为自己一生的功业,不在做礼部尚书或祠部员外郎时,更不在阀州、徐州、密州(作者曾在此三地作过知府)。恰恰在被贬谪的三州。真是“满纸荒唐言”,然而这位“东坡看”最能够“白首忘机”。失意也罢,坎坷也罢,他却丝毫不减豪放本色,真是不可救药的浪漫。末两句,语带诙谐,有自我调侃的意味,却也深刻地传达了作者此刻的微妙心情。
创作年代不详
全篇写得明白如画却又立意深沉。在冷静自然的描写中,含蓄委婉地透露出作者对醉生梦死、贪图享乐、不惜光阴的人的深深谴责。诗句华美而含蓄,耐人寻味。特别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人们常常用来形容良辰美景的短暂和宝贵。
有人评论说:“上瑶台”比喻小人在高位当权;“扫不开”比喻正直之臣屡次上书揭露也无济于事;三四两句以太阳刚落,花影消失,明月东升,花影重映,比喻小人暂时销声匿迹,但最终仍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从诗人一生仕途坎坷,政治失意的情况来分析,产生鄙视群小,痛恨官场腐败的感情也许是可能的。但诗歌作为文艺作品,它显然不能是生活的实录,它比生活本身应该更概括,更集中,更有典型性,因此,一定要坐实哪一句即喻什么人或什么事,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了。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6-1093)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凤翔通判时期
嘉祐六年(1061年)冬,苏辙送苏轼至郑州,分手回京,作诗寄苏轼,这是苏轼的和作。苏辙十九岁时,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到任即中进士。他与苏轼赴京应试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同于壁上题诗。如今苏轼赴陕西凤翔做官,又要经过渑池,因而作《怀渑池寄子瞻兄》。
《和董传留别》是苏轼写给朋友董传的一首留别诗,作于苏轼从凤翔回到长安时。苏轼在凤翔,董传曾与苏轼相从。董传当时生活贫困,衣衫朴素,但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平凡的衣着掩盖不住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骨。
杭州通判时期
这组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正、二月间。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作者在杭州任通判。这年六月二十七日,他游览西湖,在船上看到奇妙的湖光山色,再到望湖楼上喝酒,写下五首绝句。诗人苏轼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湖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读起来,你会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在湖心经历了一场突然来去的阵雨,又来到望湖楼头观赏那水天一色的美丽风光。
此词为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在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有名词人张先(990-1078)同游西湖时所作。作者富有情趣地紧扣“闻弹筝”这一词题,从多方面描写弹筝者的美丽与音乐的动人。词中将弹筝人置于雨后初晴、晚霞明丽的湖光山色中,使人物与景色相映成趣,音乐与山水相得益彰,在对人物的描写上,作者运用了比喻和衬托的手法。
北宋词人张先,号子野,诗句精工而受人称赞。《古今诗话》中说:“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曰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后来,人们就称呼他“张三影”。张先一生安享富贵,诗酒风流,颇多佳话。好友苏轼赠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为其生活写照。据传张先在八十岁时仍娶十八岁的女子为妾。一次家宴上,张先春风得意赋诗一首:“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轼也即兴附上了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后来此小妾八年为他生了两男两女。张先一生共有十子两女,年纪最大的大儿子和年纪最小的小女儿相差六十岁。
密州太守时期
公元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八月,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此作。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这首词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苏轼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差知密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公元1076年的中秋,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苏东坡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且侍亲甚孝,二人恩爱情深。可惜天命无常,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了。这对东坡是绝大的打击。公元1075年(熙宁八年),东坡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氏,便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
出猎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或许是偶然的一时豪兴,但他平素报国立功的信念却因这次小试身手而得到鼓舞,以至信心十足地要求前赴西北疆场弯弓杀敌了。苏轼任密州知州刚四十岁。他是四年前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愿请求外任,自杭州来至这北方边郡的。除了他在各地任上致力于地方政绩外,一直要求大用于世。当时西北边事紧张。熙宁三年(1070),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四年,陷抚宁诸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是指宋与西夏的战事。
这首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不但场面热烈,音节嘹亮,而且情豪志壮,顾盼自雄,精神百倍。同苏轼其他豪放词相比,它是一首豪而能壮的壮词。把词中历来软媚无骨的儿女情换成有胆有识、孔武刚建的英雄气了。苏轼对此也颇为自负,他在密州写给好友鲜于侁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就是指的这首词。
综观全词,词人写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后者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词人意欲奋发有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全词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一段心理历程,意境朦胧,令人回味无穷。
徐州太守时期
熙宁十年(1077)八月十五日作于徐州。是年二月胞弟苏辙与东坡相见,四月间陪他同赴徐州,八月中秋之后方才离去。这是暌别七年来兄弟首次相聚并共度中秋。此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这首小词,题为“中秋月”,自然是写“人月圆”的喜悦;调寄《阳关曲》,则又涉及别情。记述的是作者与其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的赏心乐事,同时也抒发了聚后不久又得分手的哀伤与感慨。
谪居黄州时期
这首咏物词约作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苏词向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它藉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抒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实为显志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提起苏轼的中秋词,大家都会想起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同是写于中秋的这首《西江月》,情绪却显得非常落寞,应该是写于被贬黄州之时。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抒写了远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同时又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围的营造中,读者可以见到豪放词人苏东坡在旷达超然背后悲情婉约的一面。
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三月作者游蕲水清泉寺时所作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1082年)。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全词风格清旷而飘逸,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这首绝句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全诗语言浅近而情意深永。写此诗时,诗人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此诗却没有给人以颓唐、萎靡之气,从“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这些明丽的意象中分明可以感触到诗人的达观、潇洒的胸襟。
《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都包含其中。作者“解衣欲睡”的时候,“月色入户”,于是“欣然起行”,月光难得,不免让人欣喜。可是没有人和自己共同赏月,只好去找同样被贬的张怀民,这里面有多少贬低的悲凉与人生的感慨呀!两人漫步中庭,又是悠闲的。自比“闲人”,则所有意味尽含其中。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生动 形象的描绘,透露出作者在贬低中虽感慨幽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表达了作者对月光的爱慕 抒发了作者自解、自矜、自嘲,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欣赏,和用与“闲人”相对的“忙人”(朝廷官员小人)的鄙夷与讽刺。
这是苏轼的一首名词《卜算子》。现在通行的各个版本的词选中都有一个小序:“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据史料记载,此词为公元1083年(神宗元丰六年)初作于黄州,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县东南,苏轼另有《游定惠院记》一文。由上可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被贬黄州后,虽然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但苏轼是乐观旷达的,能率领全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渡过生活难关。但内心深处的幽独与寂寞是他人无法理解的。在这首词中,作者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
此词还有一个另一种说法。据《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载,此词还有一序,讲的是一个美丽而凄凉的故事。摘录如下:惠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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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黄州谪居赴汝州团练副使
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由黄州贬所改迁汝州 团练副使,赴汝州时经过九江,与友人参寥同游庐山。瑰丽的山水触发逸兴壮思,于是写下了若干首庐山记游诗。《题西林壁》是游观庐山后的总结。
这首纪游词,是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在赴汝州(今河南汝县)任团练使途中,路经泗州(今安徽泗县)时,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时所作。这首词,色彩清丽而境界开阔的生动画面中,寄寓着作者清旷、闲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无尽的遐思。
宋神宗死高太后执政后返京
苏轼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到使苏轼遭杀身之祸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公元1083年(元丰六年)王巩北归,出柔奴(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苏轼问及广南风土,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作此词以赞。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是苏轼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为惠崇所绘的《春江晚景》两幅所写的题画诗。一说此诗作于江阴。
杭州知府时期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冬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苏轼赠此诗时,刘季孙已58岁了,难免有迟暮之感)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这首词是公元1091年(宋哲宗元祐六年)春苏轼知杭州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途经杭州的老友钱穆父(名勰)而作。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惠州时期
绍圣三年(1096)作于惠州,此题下有两首,这里选第二首。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时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这里,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而东坡则不然,他在这首七绝中表现出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
这首词创作于作者晚年,属悲秋之作。绍圣元年(1094年)迁惠州后,苏轼于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痔疾发作,八九月间始愈,时已至深秋,与此词所写景色相合。此词或作于此时。全词融悲自然之秋、悲生命之秋和悲心境之秋为一体,风格悲凉凄婉,情感沉郁缠绵,富有感染力。它硬语盘空,借秋日病愈,抒发了官场坎坷、世路沧桑的感叹,流露出风烛残年的悲伤。作者一生多舛,几遭贬谪。这时,曾经骄傲的才子,回望一生漂泊,秋风中过往的淡然、坚定、洒脱似一一看穿。这时的他褪去了才子的傲然,伤得真切。全词悲切中又有作者一如既往的旷达,也表达了作者对坎坷一生的无谓态度,在伤感中放任心性的情感,哀而不伤。
这首词明为咏梅,暗为悼亡,是苏轼为悼念毅然随自己贬谪岭南惠州的侍妾朝云而作。词中所描写的惠州梅花,实为朝云美丽的姿容和高洁的人品的化身。
儋州及回途时期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蔡京、章惇之流执掌朝政,专整元祐旧臣;苏轼更成了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一贬再贬,由英州而至惠州,最后远放儋州,前后七年。直到哲宗病死,才遇赦北还。这首诗,就是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自海南岛返回时所作。
1101年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自题金山画像》是苏轼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所作。作此诗时,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作者已年逾花甲,堪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回首自己的一生,几起几落,失意坎坷,纵然有忠义填骨髓的浩瀚之气,也不得不化为壮志未酬的长长叹息。作者只能慷慨悲歌,自叹飘零。接下来的“身如不系之舟”指自己晚年生活的飘泊不定,抒写羁旅漂泊的忧伤情怀。如果仅限于“入乎其内。的抒写人生的苦闷,苏轼也就不成为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的“东坡老”。他不会,也不屑在哀愁中沉沦。且看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反忧伤情调,以久惯世路的旷达来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自我解脱力是惊人的。苏轼认为自己一生的功业,不在做礼部尚书或祠部员外郎时,更不在阀州、徐州、密州(作者曾在此三地作过知府)。恰恰在被贬谪的三州。真是“满纸荒唐言”,然而这位“东坡看”最能够“白首忘机”。失意也罢,坎坷也罢,他却丝毫不减豪放本色,真是不可救药的浪漫。末两句,语带诙谐,有自我调侃的意味,却也深刻地传达了作者此刻的微妙心情。
创作年代不详
全篇写得明白如画却又立意深沉。在冷静自然的描写中,含蓄委婉地透露出作者对醉生梦死、贪图享乐、不惜光阴的人的深深谴责。诗句华美而含蓄,耐人寻味。特别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人们常常用来形容良辰美景的短暂和宝贵。
有人评论说:“上瑶台”比喻小人在高位当权;“扫不开”比喻正直之臣屡次上书揭露也无济于事;三四两句以太阳刚落,花影消失,明月东升,花影重映,比喻小人暂时销声匿迹,但最终仍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从诗人一生仕途坎坷,政治失意的情况来分析,产生鄙视群小,痛恨官场腐败的感情也许是可能的。但诗歌作为文艺作品,它显然不能是生活的实录,它比生活本身应该更概括,更集中,更有典型性,因此,一定要坐实哪一句即喻什么人或什么事,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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