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唐太宗为什么会善待功臣？
古老的中国有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常言，它是对无数血的事实的概括。然而这事实在唐太宗这里却出现了例外：不仅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将领无一人横遭杀戮，而且所有“玄武门事变的与谋者，也无一人死于非命，他们不仅各得厚封重赏，而且继蒙信任，甚至还获得前所未有的至高荣誉：图画凌烟阁。
据《唐会要》载：贞观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唐太宗下诏，将创业以来的24位功臣图形画貌于凌烟阁上，“庶念功之怀，无谢于前载，产贤之义，水贻于后昆”。这24人是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司空、河间王李孝恭，故司空、莱国公杜如晦，故太子太师、郑文贞公魏征，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开府仪同三司、右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特进、卫国公李靖，特进、宋国公萧瑀，故扬州都督、褒国忠壮公段志元(玄)，
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刘宏(弘)基，故尚书左仆射、蒋国公屈突通，故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左仆射、郧国公殷开山，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长孙顺德，洛州都督、郧国公张亮，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故左骁骑大将军、郊襄公张公谨，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故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故户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户部尚书、营国公唐俭，兵部尚书、英国公李世积，故徐州都督、胡壮公秦叔宝。——《唐会要》卷四十五《功臣》
享受如此殊荣的这24人中，有创业时期的武将，有治平时期的文臣，有隋朝的降将归臣，有高祖旧臣，有李建成的党羽。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尚健在。由此可见太宗表彰的包容性大义。而不论是何种情形，他们能够在贞观十七年得到表彰，已足见唐太宗对功臣们的长期优容和纪念。他们中的已逝者，非系唐太宗杀戮。
史已明载，尚在者中的一些人后来未得善终，是别有合理原因，如侯君集、张亮等因为“谋反”而被斩。即使太宗杀得不尽合情，也不能算是“杀戮功臣”，何况太宗对错杀张亮，亦曾公开表示悔恨。总之，太宗大抵上未因个人私利或嫌猜疑忌而滥杀功臣，可以称得是历史上最能善待功臣的君主。
与此同时，君臣契合，古来所重，而古来君臣真能契合者却少之又少，其重要原因便是找不到适当的契合点。这一点，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做得很好，向来是历朝历代学习和赞扬的典范。贞观君臣之所以能够迅速契合，成为千古美谈，乃是因其很快就找到了一致的契合点。魏征在贞观十四年的上疏中说：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故”。《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战，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其君臣“一体”的认识与太宗如出一辙，这正是君臣的契合点。不过“一体”之中，仍有区别：君为首为心，民为体，臣为股肱臣，是造成“具体成理”的关键，因而君须“明”，臣须“良”。而保证君明的重要条件，无疑是臣的匡救。正是在这种前提下，魏征引据孟子之论进一步强调，君臣之间应当以严格的“礼”作约束：……
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小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礼”本是人情的原则化产物，腹心与手足的关系，正是强调了义务之外的“同情关系”：君臣在“一体”的统一关系中相对平等的，必须有相应的尊重和情义，否则便会产生疏离和敌对。
魏征还以《尚书》的“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苟子》的“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孔子的“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等论说来提醒太宗要“深思”、“熟虑”、“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地对待臣下。接着，魏征又论道：夫以一介之夫相结为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光、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着，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这就把君臣关系提到一般朋友关系之上，已非至死不渝所能尽其情义。而“君为尧舜，臣为稷契”，既表明君臣追求的共同性，又强调了君臣义务的相对性，君有君的责任，臣有臣的责任，臣不可不忠，君不可不信。对于魏征的这些思想，唐太宗“深嘉纳之”。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上述原则得到落实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唐太宗极其殷切、满怀热情地求谏、导谏、逼谏和纳谏。他将群臣首先是作为“镜子”，让他们反映自己的得失——主要是“失”，也就是说他首先斌予臣下监督、批评等权力，然后才是具体的工作职责，也可以说“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谏诤”。
由此看来，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善待臣下，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他心胸宽广，有容人雅量，还有就是他把臣子视作自己事业上的战友，互相扶持勉励，一起铸就辉煌的事业。很多创业皇帝，在取得天下之后，就觉得功臣们没有用处了，反而是一个大威胁，自然要兔死狗烹。唐太宗认为，打江山只是事业的开始，功臣们还应该在取得天下后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事业永无止境，这可真的是思想决定行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