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凤阳“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产生根源
历史题材料：安徽凤阳位于淮河沿岸，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乡，但此地并没因此而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反而出现了“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凄凉局面分析这种...
历史题材料：安徽凤阳位于淮河沿岸，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乡，但此地并没因此而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反而出现了“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凄凉局面 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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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歌》的演化轨迹 （转）(2008-10-08 10:11:02)转载标签：文化
安徽凤阳县，家喻户晓；小曲《凤阳歌》，妇孺能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这支小曲已经演唱六百多年了，从淮畔乡村埂头唱到大明皇宫殿堂．从古代戏曲舞台唱到现代校园课堂，从华夏五湖四海唱到寰球五洲四洋，它不只是安徽淮河地方的一种乡调、一支民歌，而是中国民歌史上的一曲经典、一朵奇葩。
这支小曲在穿历各个历史时期及重大事件过程中，由不同人群以不同目的改编出四十馀种演唱本而各为其用。溯述其来历、发展及版本演化径迹，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它既是朱明皇帝的颂歌，又是明末义军的谣歌：既是清政府的佣歌，又是江浙移民的怨歌；既是两淮流民的乞歌．又是……
一 朱明皇帝的颂歌
说起《凤阳歌》，人们第一感觉抑或以为它是朱明王朝的咒歌，其实不然。凤阳这地方古称“钟离”，明洪武七年(1374)在此建中都皇城，择地凤凰山之阳才改称的。明风阳知县袁文新述其名源说：“国朝启运，肇建中都。营皇城宫阙……席凤凰山为殿，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故日‘凤阳’。”(《凤阳新书》卷3)
朱元璋是凤阳的儿子，他期望这个崭新吉祥的名字能给家乡带来好运，富裕新生。并以刘邦恩泽沛县为例一次次说服众臣，诏谕惠政：“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永不课征。”(《凤阳新书．帝语》)“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明实录·太祖实录》)。“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明史．太祖本纪三》)。朱元璋非常尊敬老人，还决意要比刘邦做得更好，每年都亲自给老人们做寿祝福，唱歌跳舞，打花鼓联欢。明代学者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南都打春》称：“太祖时，凤阳父老，亲自上寿，以比丰沛。”据《凤阳新书》等记载，朱元璋不只一次以皇帝的口气、乡亲的情愫对乡人说：你们在家乡，有福的去做父母官，无福的就给我看守陵墓，种田的不要你们交租税，年老的只管逍遥自在地吃酒。一年三百六十天，你们就唱着过吧!
作为政治经济特区的凤阳人饱享皇恩，自然把感恩的锣鼓敲得震天动地。洪武年间，凡逢年过节遇喜庆大事，凤阳花鼓队便驾彩马香车，从凤阳府唱到应天府(今南京市)，从六部大院唱到乾清殿、坤宁宫，给朱皇帝、马皇后道喜祝福：
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
凤阳真是好地方，赤龙升天金凤翔，
数数天上多少星，点点凤阳多少将。
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
凤阳真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荡，
不服徭役不纳粮，淮河两岸喜洋洋。
传唱于凤阳、南京一带的这支《凤阳歌》，歌词质朴，节奏轻捷，曲调欢快，反映了明初凤阳人欢乐之情与感激之心。朱元璋生肖龙，由红巾军领袖坐上大明龙廷，民间说他是“赤龙天子”。皇后马秀英小他四岁，属鸡，百姓喻以“金凤”。完颜海瑞所著《天子娇客》第十六章有这样一段描写：洪武十六年马娘娘病愈之后，朱元璋在一次皇亲聚会上以粗犷的声嗓演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宝地上出了个朱皇帝，上天又送来马娘娘。”
朱元璋死后，嫡孙朱允炊继承皇位，燕王朱棣兴兵南下从侄儿手里夺取皇位，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燕州(今北京市)，以应天府为南京。此后凤阳、南京的地位和风采便日见其下。
凤阳去，凤阳来，问你凤阳几条街，
几条长来几条短，几条平整几条坏，
九条通往燕州府，一条连接凤凰台。
明代学者李翊记载：“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鸣锣，跳唱乞米，名‘打春’。相传太祖见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词，使城中为之。至今及其时，江宁、上元两县给批，举行不废，谓之春田乐，然所唱非旧词也。”(《戒庵老人漫笔·南都打春》)迁都之后，原先每年新春进宫献礼的凤阳、南京、江宁等府县的花鼓艺人便流落街头，合入敲鼓走唱的“打春”队伍，身披黄褡裢沿街逐户敲锣唱吉语，然后索点赏钱食粮。“从事‘打春’活动的大多是安徽人，二三人一班，敲打锣鼓，背的是凤阳花鼓。‘打春’曲调很轻巧，颇为好听，内容是朱洪武出世的情况，开头第一句都是‘说凤阳。道凤阳”’(《唱麒麟与打春》)。这种歌辞舞式，流行于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一带，直到20世纪中期仍盛行不衰。
盈街填巷人如堵，万盏明灯看驾来。”(崔旭《皇会》)乡下集市唱，诗云：“村落咚咚花鼓戏，千人万人杂远至。台高八尺灯四围，胡琴一响心乍开。”(潘际云《花鼓戏》)生于乾隆三十年的据清著名学者诸联(上海青浦人)记载：“花鼓传来三十年，而变者屡矣，始以男，继以女；始以日，继以夜；始以乡野，继以镇市；始盛于村俗民氓，继沿于纨绔子弟。”(《明斋小识》)京、津、冀一带更是唱疯了，竞把《凤阳歌》叫作“疯秧歌”。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
别的歌儿我不会唱，只会唱首凤阳歌。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凤阳，小凤阳，凤阳城里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文王，坐落龙廷倒有九年荒。九呀九年荒。
有钱之人卖田庄，无钱之人卖了儿郎。
夫妻二人无有田庄卖，打鼓卖艺走他乡。走呀走他乡。
清初，南明鲁王(朱以海)在金门，闽中尤其是福州一带，是南方军民“反清复明”的中心之一。清兵进攻福州时，特意挟带千馀人的花鼓队，大唱《凤阳歌》，咒骂朱皇帝(清初“海外散人”撰《榕城纪闻》、民国陈衍著《台湾通纪》)。
恨只恨朱皇帝，做什么皇帝?
害得我凤阳府，十个有九个出来打花鼓。
说凤阳，话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从歌词中能听得出话音来，演唱人是明骂朱皇帝，暗怨清政府。
四 江浙移民的怨歌
《凤阳歌》的演唱者并非都出于被迫，自愿者也并非都是凤阳土著人，他(她)们中有江苏、浙江富豪移民的子孙，也有被押解来凤阳屯田垦荒罪犯的后人。
史实告诉我们．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强行施政，一是“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佑贫抑富”；二是厉行“安抚流民”、“移民垦荒”、“以富带贫”的政策，并在凤阳府试验。首先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将无田业者四千馀户调入凤阳垦种，由政府拨给牛、种、车、粮，并惠以“三年不征其税”。特令“官吏罢职者、民犯流罪者，俱发凤阳屯田耕种”。“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正月‘诏，今后犯罪，当谪两广充军者，俱发临濠屯田’；十月，‘上以时营中都，恐力役妨农，诏自今杂犯死罪可矜者，免死，发临濠输作’；六年正月，‘宥沮坏盐法死罪输作临濠’；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免死，输作终身；徙、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罢职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发往中都的罪犯，计五万馀人，其中：‘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至于百姓犯罪被罚到凤阳输作的，必然超出此数”(《凤阳县志·明中都》)。同时，强令“迁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企以江南富乡的人、财、物力和生产经验、技术来给凤阳增强致富意识和注入发展活力。效果很显著，凤阳很快就展现出勃勃生气和兴旺景象，于是便在全国多处贫困地区推行此策。
喜沐皇恩的凤阳及其周边府县的土著人在敲锣打鼓给朱皇帝歌功颂德的同时，而江浙移民及黜官、罪犯的家属、后人则怨恨入骨。《凤阳新书》称：“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怨嗟之声，充斥园邑。”《明史·食货志一》亦有同类记载：
说凤阳啊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就起出了个朱洪武哇，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庄，小户人家卖儿郎。
我家没有儿郎卖，肩背花鼓走四方。
朱皇帝倒了，他们便放开嗓门大骂“朱皇帝”。清代史学家赵翼(常州人)耳闻目睹并亲笔记下了移民回归演唱《凤阳歌》这一事实：“江苏诸郡，每岁冬，必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间始回。其唱歌则日：‘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来行乞如故。《蚓庵琐语》云：‘明太祖时，徙苏、松、杭、嘉、湖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逃归者有禁，是以托丐者潜回省墓探亲，遂习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陔馀丛考》卷41“凤阳丐者”)
五 两淮流民的乞歌
有明一代，尤其是洪武、永乐年间，在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控制下．凤阳府的户籍只进不出，江浙移民想回老家也只是私下的个别行动。朱明政权倒了之后，原凤阳府及淮河两岸出现了移民大回迁，伴随出现淮民大流亡，人们在回迁、流亡途中，演唱《凤阳歌》成了他们索钱财、讨饭吃的手段．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个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家小户没有办法呀，思想各人过生活。
大家户口卖骡马，二等户口卖田庄，
三等户口没有的卖哟，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咚咚腰鼓自婆娑。……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魏裔介《秧歌行》)。借唱行乞，冬出春归。荒年这样，熟年也这样，淮河两岸许多县乡渐渐形成风俗。乾隆十二年，安徽巡抚潘思榘《请调济灾地事宜疏》称：“凤、颍民风乐于转徙，在丰稔之年，秋收事毕，二麦已种，即挈眷外出，至春熟方归。”(《皇清奏议》)“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光绪《凤台县志》卷4)。这种风俗直延到近代、现代，1876年的《申报》还这样报道：淮民“散之四方以求食，春间方归，以事田畴，谓之‘逃荒’。此其相沿之积习也”!
唱花鼓，渡黄河，泪花却比浪花多。
手提花鼓上长街，弯腰拾得凤头钗。
双凤蹁跹落钗股，妾随阿娘唱花鼓。
唱花鼓，过沙场，白骨如山不见郎。
阿姑娇小颜如玉，低眉好唱懊侬曲。
短衣健儿驻马听，胯下宝刀犹血腥。
起初是以唱乞食，以乞养生。后来是以唱赚钱，以艺谋生，《凤阳歌》成了乞讨艺人的保留曲目。“凤阳婆”成了乞讨艺人的代名词。“如果说凤阳花鼓是一种文化符号。‘凤阳婆’同样是一种文化符号。在江南地方。人们看到女丐，无论其是否来自凤阳，一律称为‘凤阳婆’。在他们的一tk,目中，‘凤阳婆’已不再是凤阳女丐的专称，而仅仅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这是把淮北流民现象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旁证”(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流民现象发生的文化学考察》)。
清道光年间曾任博陵、海通等县知县的吴世涵《流丐》诗纪实了他的亲眼所见和躬自调查：“居民已嗷嗷，流丐复四集。百十成其群，布满乡与邑。借问从何来，滁凤与宣歙。……其中有良家，逢人掩面泣。自云不愿来。无奈众迫胁。……”由此可见，这种流民风俗裹挟着许多并不情愿的妇女儿童跟着背井离乡，外地受苦。两淮流民之风蔓延，渐渐影响到邻近的苏北、河南、山东。《乾隆沂州府志》记载：“几与凤阳游民同，到处流亡，以四海为家。”有识之士为之慨叹忧虑，“有田胡不耕，有宅胡弗居。甘心弃颜面，踉跄走尘途。如何齐鲁风，仿佛凤与庐”(陈登泰《逃荒民》)。“凤与庐”即指明清时期凤阳府与庐州府一带的县乡。
敲起鼓。打起锣，敲锣打鼓我来唱歌。
别样歌儿勿会唱，会唱凤阳是花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庄，小户人家卖儿郎。
我家没有儿郎卖，肩背花鼓走四方。
我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嫁不得好丈夫。
人家的丈夫做官又坐府，我的丈夫是个打花鼓。
我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讨不了好老婆。
人家的老婆绣花又绣朵，我的老婆贪吃又懒做。
花鼓艺人耳朵灵，哪里富裕哪里奔。中国古来东南富，流民奔走的方向主要是江浙，不见东海不回头。《凤阳歌》随着流民传唱到浙江东南沿海的温岭县，被改编成当地的《天皇花鼓》唱词，演员化妆和歌舞形式也有所改变，由少年男女两人穿戏装，边唱边舞，哀诉灾情以求资助。或唱吉利讨取彩头。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庄，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背着花鼓走四方。
白云千里过长江，花鼓三通出凤阳。
凤阳自出朱皇帝，山川l枯槁无灵气。
妾生爱好只自怜，别抱琵琶不值钱。
唱花鼓，渡黄河，泪花却比浪花多。
此唱词见载 1922年10月13日《申报》。后段内容完全是新增，从言辞、语气与结构样式上看，与前段大不一样，差不多是二句一换韵。歌词中明显地渲染了江湖艺人的色彩，其中具体点出“过长江”、“渡黄河”．这已是典型的“流民式乞丐歌”了。
淮河两岸花鼓艺人外出的另两条路线，一是随晋商进入山西。与当地歌舞艺术结合孽生成新品种，祁州、太原一带叫“祁太秧歌”，沁县、万荣、闻喜等地则叫“晋南花鼓”，进而“走西口”，演变成“内蒙二人台，，与“陕北秧歌”。另一条线是溯长江而上，入湖、湘、川、蜀，与各地歌舞融合。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着花鼓走四方。
看前方雪白茫茫，母女相依守凄凉。
尝尽人间辛酸事．饥寒交迫泪汪汪。
大地瓜落地咚咚响，破陋的裙子替我藏。
千山万水有时尽．何年何月回故乡，
何年何月回故乡，回故乡!
唱词更加细腻、真切地倾吐了流民浪迹四方的哀音，他们想念故乡，盼望回家。诚如韩昭庆教授所慨叹：“从明初政府向凤阳地区实施的优惠政策来看，朱元璋巴望着建设好中都，让家乡人过上好日子，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名字竟成了乞丐歌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明清时期黄河水灾对淮北社会的影响探微》)
《凤阳歌》历经六百年风雨洗礼、烈火涅炼、幻形演义、冶成瑰宝——它是一支歌，唱出百姓的悲与怨；是一面镜子，照出封建皇朝的兴与衰；是一部书，写出了明清以来的社会史、移民史、流民史；是一卷画．描绘出了中华古代近代政治、军事、民俗文化的长卷画图——虽不似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那般清晰、细腻、繁华、欢乐——它不只以小小汴梁城街为视野，却会比郑侠《流民图》更为广阔、博涵、粗犷、浑成——它是以偌大九州地域为背景。
《凤阳歌》是支非同寻常的民歌，“民”中见政，“歌”中载史。倘有“史歌”之说，此当属之。
安徽凤阳县，家喻户晓；小曲《凤阳歌》，妇孺能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这支小曲已经演唱六百多年了，从淮畔乡村埂头唱到大明皇宫殿堂．从古代戏曲舞台唱到现代校园课堂，从华夏五湖四海唱到寰球五洲四洋，它不只是安徽淮河地方的一种乡调、一支民歌，而是中国民歌史上的一曲经典、一朵奇葩。
这支小曲在穿历各个历史时期及重大事件过程中，由不同人群以不同目的改编出四十馀种演唱本而各为其用。溯述其来历、发展及版本演化径迹，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它既是朱明皇帝的颂歌，又是明末义军的谣歌：既是清政府的佣歌，又是江浙移民的怨歌；既是两淮流民的乞歌．又是……
一 朱明皇帝的颂歌
说起《凤阳歌》，人们第一感觉抑或以为它是朱明王朝的咒歌，其实不然。凤阳这地方古称“钟离”，明洪武七年(1374)在此建中都皇城，择地凤凰山之阳才改称的。明风阳知县袁文新述其名源说：“国朝启运，肇建中都。营皇城宫阙……席凤凰山为殿，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故日‘凤阳’。”(《凤阳新书》卷3)
朱元璋是凤阳的儿子，他期望这个崭新吉祥的名字能给家乡带来好运，富裕新生。并以刘邦恩泽沛县为例一次次说服众臣，诏谕惠政：“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永不课征。”(《凤阳新书．帝语》)“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明实录·太祖实录》)。“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明史．太祖本纪三》)。朱元璋非常尊敬老人，还决意要比刘邦做得更好，每年都亲自给老人们做寿祝福，唱歌跳舞，打花鼓联欢。明代学者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南都打春》称：“太祖时，凤阳父老，亲自上寿，以比丰沛。”据《凤阳新书》等记载，朱元璋不只一次以皇帝的口气、乡亲的情愫对乡人说：你们在家乡，有福的去做父母官，无福的就给我看守陵墓，种田的不要你们交租税，年老的只管逍遥自在地吃酒。一年三百六十天，你们就唱着过吧!
作为政治经济特区的凤阳人饱享皇恩，自然把感恩的锣鼓敲得震天动地。洪武年间，凡逢年过节遇喜庆大事，凤阳花鼓队便驾彩马香车，从凤阳府唱到应天府(今南京市)，从六部大院唱到乾清殿、坤宁宫，给朱皇帝、马皇后道喜祝福：
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
凤阳真是好地方，赤龙升天金凤翔，
数数天上多少星，点点凤阳多少将。
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
凤阳真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荡，
不服徭役不纳粮，淮河两岸喜洋洋。
传唱于凤阳、南京一带的这支《凤阳歌》，歌词质朴，节奏轻捷，曲调欢快，反映了明初凤阳人欢乐之情与感激之心。朱元璋生肖龙，由红巾军领袖坐上大明龙廷，民间说他是“赤龙天子”。皇后马秀英小他四岁，属鸡，百姓喻以“金凤”。完颜海瑞所著《天子娇客》第十六章有这样一段描写：洪武十六年马娘娘病愈之后，朱元璋在一次皇亲聚会上以粗犷的声嗓演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宝地上出了个朱皇帝，上天又送来马娘娘。”
朱元璋死后，嫡孙朱允炊继承皇位，燕王朱棣兴兵南下从侄儿手里夺取皇位，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燕州(今北京市)，以应天府为南京。此后凤阳、南京的地位和风采便日见其下。
凤阳去，凤阳来，问你凤阳几条街，
几条长来几条短，几条平整几条坏，
九条通往燕州府，一条连接凤凰台。
明代学者李翊记载：“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鸣锣，跳唱乞米，名‘打春’。相传太祖见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词，使城中为之。至今及其时，江宁、上元两县给批，举行不废，谓之春田乐，然所唱非旧词也。”(《戒庵老人漫笔·南都打春》)迁都之后，原先每年新春进宫献礼的凤阳、南京、江宁等府县的花鼓艺人便流落街头，合入敲鼓走唱的“打春”队伍，身披黄褡裢沿街逐户敲锣唱吉语，然后索点赏钱食粮。“从事‘打春’活动的大多是安徽人，二三人一班，敲打锣鼓，背的是凤阳花鼓。‘打春’曲调很轻巧，颇为好听，内容是朱洪武出世的情况，开头第一句都是‘说凤阳。道凤阳”’(《唱麒麟与打春》)。这种歌辞舞式，流行于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一带，直到20世纪中期仍盛行不衰。
盈街填巷人如堵，万盏明灯看驾来。”(崔旭《皇会》)乡下集市唱，诗云：“村落咚咚花鼓戏，千人万人杂远至。台高八尺灯四围，胡琴一响心乍开。”(潘际云《花鼓戏》)生于乾隆三十年的据清著名学者诸联(上海青浦人)记载：“花鼓传来三十年，而变者屡矣，始以男，继以女；始以日，继以夜；始以乡野，继以镇市；始盛于村俗民氓，继沿于纨绔子弟。”(《明斋小识》)京、津、冀一带更是唱疯了，竞把《凤阳歌》叫作“疯秧歌”。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
别的歌儿我不会唱，只会唱首凤阳歌。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凤阳，小凤阳，凤阳城里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文王，坐落龙廷倒有九年荒。九呀九年荒。
有钱之人卖田庄，无钱之人卖了儿郎。
夫妻二人无有田庄卖，打鼓卖艺走他乡。走呀走他乡。
清初，南明鲁王(朱以海)在金门，闽中尤其是福州一带，是南方军民“反清复明”的中心之一。清兵进攻福州时，特意挟带千馀人的花鼓队，大唱《凤阳歌》，咒骂朱皇帝(清初“海外散人”撰《榕城纪闻》、民国陈衍著《台湾通纪》)。
恨只恨朱皇帝，做什么皇帝?
害得我凤阳府，十个有九个出来打花鼓。
说凤阳，话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从歌词中能听得出话音来，演唱人是明骂朱皇帝，暗怨清政府。
四 江浙移民的怨歌
《凤阳歌》的演唱者并非都出于被迫，自愿者也并非都是凤阳土著人，他(她)们中有江苏、浙江富豪移民的子孙，也有被押解来凤阳屯田垦荒罪犯的后人。
史实告诉我们．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强行施政，一是“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佑贫抑富”；二是厉行“安抚流民”、“移民垦荒”、“以富带贫”的政策，并在凤阳府试验。首先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将无田业者四千馀户调入凤阳垦种，由政府拨给牛、种、车、粮，并惠以“三年不征其税”。特令“官吏罢职者、民犯流罪者，俱发凤阳屯田耕种”。“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正月‘诏，今后犯罪，当谪两广充军者，俱发临濠屯田’；十月，‘上以时营中都，恐力役妨农，诏自今杂犯死罪可矜者，免死，发临濠输作’；六年正月，‘宥沮坏盐法死罪输作临濠’；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免死，输作终身；徙、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罢职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发往中都的罪犯，计五万馀人，其中：‘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至于百姓犯罪被罚到凤阳输作的，必然超出此数”(《凤阳县志·明中都》)。同时，强令“迁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企以江南富乡的人、财、物力和生产经验、技术来给凤阳增强致富意识和注入发展活力。效果很显著，凤阳很快就展现出勃勃生气和兴旺景象，于是便在全国多处贫困地区推行此策。
喜沐皇恩的凤阳及其周边府县的土著人在敲锣打鼓给朱皇帝歌功颂德的同时，而江浙移民及黜官、罪犯的家属、后人则怨恨入骨。《凤阳新书》称：“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怨嗟之声，充斥园邑。”《明史·食货志一》亦有同类记载：
说凤阳啊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就起出了个朱洪武哇，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庄，小户人家卖儿郎。
我家没有儿郎卖，肩背花鼓走四方。
朱皇帝倒了，他们便放开嗓门大骂“朱皇帝”。清代史学家赵翼(常州人)耳闻目睹并亲笔记下了移民回归演唱《凤阳歌》这一事实：“江苏诸郡，每岁冬，必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间始回。其唱歌则日：‘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来行乞如故。《蚓庵琐语》云：‘明太祖时，徙苏、松、杭、嘉、湖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逃归者有禁，是以托丐者潜回省墓探亲，遂习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陔馀丛考》卷41“凤阳丐者”)
五 两淮流民的乞歌
有明一代，尤其是洪武、永乐年间，在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控制下．凤阳府的户籍只进不出，江浙移民想回老家也只是私下的个别行动。朱明政权倒了之后，原凤阳府及淮河两岸出现了移民大回迁，伴随出现淮民大流亡，人们在回迁、流亡途中，演唱《凤阳歌》成了他们索钱财、讨饭吃的手段．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个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家小户没有办法呀，思想各人过生活。
大家户口卖骡马，二等户口卖田庄，
三等户口没有的卖哟，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咚咚腰鼓自婆娑。……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魏裔介《秧歌行》)。借唱行乞，冬出春归。荒年这样，熟年也这样，淮河两岸许多县乡渐渐形成风俗。乾隆十二年，安徽巡抚潘思榘《请调济灾地事宜疏》称：“凤、颍民风乐于转徙，在丰稔之年，秋收事毕，二麦已种，即挈眷外出，至春熟方归。”(《皇清奏议》)“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光绪《凤台县志》卷4)。这种风俗直延到近代、现代，1876年的《申报》还这样报道：淮民“散之四方以求食，春间方归，以事田畴，谓之‘逃荒’。此其相沿之积习也”!
唱花鼓，渡黄河，泪花却比浪花多。
手提花鼓上长街，弯腰拾得凤头钗。
双凤蹁跹落钗股，妾随阿娘唱花鼓。
唱花鼓，过沙场，白骨如山不见郎。
阿姑娇小颜如玉，低眉好唱懊侬曲。
短衣健儿驻马听，胯下宝刀犹血腥。
起初是以唱乞食，以乞养生。后来是以唱赚钱，以艺谋生，《凤阳歌》成了乞讨艺人的保留曲目。“凤阳婆”成了乞讨艺人的代名词。“如果说凤阳花鼓是一种文化符号。‘凤阳婆’同样是一种文化符号。在江南地方。人们看到女丐，无论其是否来自凤阳，一律称为‘凤阳婆’。在他们的一tk,目中，‘凤阳婆’已不再是凤阳女丐的专称，而仅仅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这是把淮北流民现象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旁证”(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流民现象发生的文化学考察》)。
清道光年间曾任博陵、海通等县知县的吴世涵《流丐》诗纪实了他的亲眼所见和躬自调查：“居民已嗷嗷，流丐复四集。百十成其群，布满乡与邑。借问从何来，滁凤与宣歙。……其中有良家，逢人掩面泣。自云不愿来。无奈众迫胁。……”由此可见，这种流民风俗裹挟着许多并不情愿的妇女儿童跟着背井离乡，外地受苦。两淮流民之风蔓延，渐渐影响到邻近的苏北、河南、山东。《乾隆沂州府志》记载：“几与凤阳游民同，到处流亡，以四海为家。”有识之士为之慨叹忧虑，“有田胡不耕，有宅胡弗居。甘心弃颜面，踉跄走尘途。如何齐鲁风，仿佛凤与庐”(陈登泰《逃荒民》)。“凤与庐”即指明清时期凤阳府与庐州府一带的县乡。
敲起鼓。打起锣，敲锣打鼓我来唱歌。
别样歌儿勿会唱，会唱凤阳是花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庄，小户人家卖儿郎。
我家没有儿郎卖，肩背花鼓走四方。
我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嫁不得好丈夫。
人家的丈夫做官又坐府，我的丈夫是个打花鼓。
我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讨不了好老婆。
人家的老婆绣花又绣朵，我的老婆贪吃又懒做。
花鼓艺人耳朵灵，哪里富裕哪里奔。中国古来东南富，流民奔走的方向主要是江浙，不见东海不回头。《凤阳歌》随着流民传唱到浙江东南沿海的温岭县，被改编成当地的《天皇花鼓》唱词，演员化妆和歌舞形式也有所改变，由少年男女两人穿戏装，边唱边舞，哀诉灾情以求资助。或唱吉利讨取彩头。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庄，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背着花鼓走四方。
白云千里过长江，花鼓三通出凤阳。
凤阳自出朱皇帝，山川l枯槁无灵气。
妾生爱好只自怜，别抱琵琶不值钱。
唱花鼓，渡黄河，泪花却比浪花多。
此唱词见载 1922年10月13日《申报》。后段内容完全是新增，从言辞、语气与结构样式上看，与前段大不一样，差不多是二句一换韵。歌词中明显地渲染了江湖艺人的色彩，其中具体点出“过长江”、“渡黄河”．这已是典型的“流民式乞丐歌”了。
淮河两岸花鼓艺人外出的另两条路线，一是随晋商进入山西。与当地歌舞艺术结合孽生成新品种，祁州、太原一带叫“祁太秧歌”，沁县、万荣、闻喜等地则叫“晋南花鼓”，进而“走西口”，演变成“内蒙二人台，，与“陕北秧歌”。另一条线是溯长江而上，入湖、湘、川、蜀，与各地歌舞融合。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着花鼓走四方。
看前方雪白茫茫，母女相依守凄凉。
尝尽人间辛酸事．饥寒交迫泪汪汪。
大地瓜落地咚咚响，破陋的裙子替我藏。
千山万水有时尽．何年何月回故乡，
何年何月回故乡，回故乡!
唱词更加细腻、真切地倾吐了流民浪迹四方的哀音，他们想念故乡，盼望回家。诚如韩昭庆教授所慨叹：“从明初政府向凤阳地区实施的优惠政策来看，朱元璋巴望着建设好中都，让家乡人过上好日子，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名字竟成了乞丐歌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明清时期黄河水灾对淮北社会的影响探微》)
《凤阳歌》历经六百年风雨洗礼、烈火涅炼、幻形演义、冶成瑰宝——它是一支歌，唱出百姓的悲与怨；是一面镜子，照出封建皇朝的兴与衰；是一部书，写出了明清以来的社会史、移民史、流民史；是一卷画．描绘出了中华古代近代政治、军事、民俗文化的长卷画图——虽不似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那般清晰、细腻、繁华、欢乐——它不只以小小汴梁城街为视野，却会比郑侠《流民图》更为广阔、博涵、粗犷、浑成——它是以偌大九州地域为背景。
《凤阳歌》是支非同寻常的民歌，“民”中见政，“歌”中载史。倘有“史歌”之说，此当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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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原本要将都城迁往故乡凤阳，为此从江浙一带大批移民以“充实”此地，终因这里条件太差，不利于建都，便取消了这个计划，却不许这些移民迁回原籍，导致这里地狭人稠，而贫瘠的土地无力养活众多人口，淮河又经常闹灾，民不聊生，出外乞讨就成了当地人的一种“职业”，这段花鼓词的产生背景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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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在明朝灭亡后，原来的人大多被杀死，大部分是后来迁徙去的。而且由于政治意味强烈，清朝前期一直对这里进行高压统治，加上江淮地区高额的税收，还有淮河泛滥，民不聊生等等原因，导致清朝时期凤阳人没法活，只能去唱花鼓，又不敢骂鞑子皇帝，只能学凤阳周围的曲目，去骂朱元璋，要不是你，鞑子至于这么仇视凤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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