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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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人民币升值的观点中,改善贸易条件论成为一种新的观点。
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的专家和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不久前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均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观点。
国际经济学对贸易条件的定义是: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其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即如果报告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 了,则表明一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了;反之,则是贸易条件恶化了。
《财经时报》报道说,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编制了中国贸易条件指数。报告认为,从1993年至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经贸专家对于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解释是,就出口方面而言,是企业过度竞争、低价竞销造成的。
而该报道同时说,宋国青教授明确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贸易条件恶化是货币汇率扭曲导致的,只是反映到价格上而已。
宋国青在分析中国的贸易条件时,根据中国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对比,以1997年为界限,划分了两个阶段。他说,在1993年至1997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国内商品价格水平相对于美国是上升的,因而这段时间中国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而1997年以后,中国出现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率低于美国,价格相对于美国下降。在这段时期,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就出现了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
商务部和宋国青的分析方法不同,但得出的结论一致,说明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的确是恶化了,他们均提出应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不过,如果全面的看,商务部和宋国青的解释都具有片面性。
按照商务部的说法,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原因在于企业的低价竞争;而按照宋国青的说法,贸易条件与中国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幅度关系密切。这两种说法分别从贸易和货币角度解释了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但二者同时也忽略了劳动生产率因素。事 实上,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持续走低,既有货币的因素,也有企业不正当竞争的因素,更有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众所周知,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这几年也在加快,同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的加工企业持续提供了廉价的熟练工人。技术进步加上廉价工人,这就导致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国际经济学家林德特和金德 尔伯格在其著名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写到:“单单考察贸易条件决不能很好地计量福利或贸易利益。只是在某些条件下,贸易条件的变动才与福利变动的方向相关联”。他们认为,如果贸易条件的变动是由于出口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如出口国找到更好的生产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出口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出口数量增加的同 时也降低了贸易条件,但这并不能就认为出口国的经济状况变坏了,也不能认为该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减少了。他们指出,出口国可以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利益,也可以从出口更多的廉价产品中获得利益。“贸易条件提供了福利结果的重要资料,但必须与有关数量和原因的资料相结合”。显然,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经济福利的判断也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是降低了。
《财经时报》报道说,有外贸专家认为,贸易条件恶化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贸易变为贫困型贸易,致使国家资源流失,而且会被国外反倾销,使贸易环境 恶化。而名义汇率偏低,实际上意味着对出口隐性补贴,从长远看不利于重复建设所造成的低质产能的淘汰,也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因此,多数专家主张应该采取措施改变贸易条件恶化的状况。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出现“贫困的增长”,而事实上,中国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出口,并因此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这一点讲,中国的贸易福利就是正数。
我们不能简单地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建议,而更应该计算贸易条件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的整体福利变化,这样才更有说服力。从某种程度讲,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最大的经济福利可能还在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说,有利于提供就业的贸易就是有利的贸易,尽管其可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
西方经济学家对贸易带来的“贫困化增长”是这样描述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不仅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境况改善比不上替代进口时期,而且甚至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境况比根本没有出现增长时更糟”。那么发生“使贸易条件变坏的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哪些呐?国际经济学家认为有三点:一,该国的增长必须是偏向出口部门的;二,外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须是价格无弹性的,因此出口供给的扩大 会导致价格的猛跌;三,该国必须是早已在大量进行贸易的,因此贸易条件的下降对福利关系重大,足以抵消因为能供应更多商品而取得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三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因为尽管出口相当重要,但出口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轮子,而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外国投资和内需,因而影响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另一方面,外国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具有价格弹性,中国产品正是凭借低廉的价格才赢得了市场,所以,扩大出口并不会带来全面的价格下降。而从经济福利看,中国的出口更是带来就业和整体经济的增长。显然,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这种使贸易条件变坏的增长的条件和恶劣结果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恰恰相反的 是,正是强劲的出口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所以,我不主张以避免“贫困化的增长”为 理由来改善贸易条件,也不主张为改善贸易条件来随意变动汇率。而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的改变,更多的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以国家的战略利益作为参照系的。当然,适当减少出口退税的政策应该得以贯彻,其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一方面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更重要的是可以逼迫企业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获得出口竞争力,这对于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意义。
我们应该理智地看待贸易条件恶化问题,慎重提出贸易政策。
在一定时期内,鼓励出口的政策不能变。
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的专家和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不久前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均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观点。
国际经济学对贸易条件的定义是: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其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即如果报告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 了,则表明一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了;反之,则是贸易条件恶化了。
《财经时报》报道说,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编制了中国贸易条件指数。报告认为,从1993年至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经贸专家对于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解释是,就出口方面而言,是企业过度竞争、低价竞销造成的。
而该报道同时说,宋国青教授明确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贸易条件恶化是货币汇率扭曲导致的,只是反映到价格上而已。
宋国青在分析中国的贸易条件时,根据中国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对比,以1997年为界限,划分了两个阶段。他说,在1993年至1997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国内商品价格水平相对于美国是上升的,因而这段时间中国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而1997年以后,中国出现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率低于美国,价格相对于美国下降。在这段时期,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就出现了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
商务部和宋国青的分析方法不同,但得出的结论一致,说明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的确是恶化了,他们均提出应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不过,如果全面的看,商务部和宋国青的解释都具有片面性。
按照商务部的说法,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原因在于企业的低价竞争;而按照宋国青的说法,贸易条件与中国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幅度关系密切。这两种说法分别从贸易和货币角度解释了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但二者同时也忽略了劳动生产率因素。事 实上,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持续走低,既有货币的因素,也有企业不正当竞争的因素,更有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众所周知,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这几年也在加快,同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的加工企业持续提供了廉价的熟练工人。技术进步加上廉价工人,这就导致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国际经济学家林德特和金德 尔伯格在其著名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写到:“单单考察贸易条件决不能很好地计量福利或贸易利益。只是在某些条件下,贸易条件的变动才与福利变动的方向相关联”。他们认为,如果贸易条件的变动是由于出口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如出口国找到更好的生产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出口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出口数量增加的同 时也降低了贸易条件,但这并不能就认为出口国的经济状况变坏了,也不能认为该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减少了。他们指出,出口国可以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利益,也可以从出口更多的廉价产品中获得利益。“贸易条件提供了福利结果的重要资料,但必须与有关数量和原因的资料相结合”。显然,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经济福利的判断也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是降低了。
《财经时报》报道说,有外贸专家认为,贸易条件恶化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贸易变为贫困型贸易,致使国家资源流失,而且会被国外反倾销,使贸易环境 恶化。而名义汇率偏低,实际上意味着对出口隐性补贴,从长远看不利于重复建设所造成的低质产能的淘汰,也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因此,多数专家主张应该采取措施改变贸易条件恶化的状况。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出现“贫困的增长”,而事实上,中国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出口,并因此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这一点讲,中国的贸易福利就是正数。
我们不能简单地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建议,而更应该计算贸易条件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的整体福利变化,这样才更有说服力。从某种程度讲,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最大的经济福利可能还在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说,有利于提供就业的贸易就是有利的贸易,尽管其可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
西方经济学家对贸易带来的“贫困化增长”是这样描述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不仅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境况改善比不上替代进口时期,而且甚至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境况比根本没有出现增长时更糟”。那么发生“使贸易条件变坏的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哪些呐?国际经济学家认为有三点:一,该国的增长必须是偏向出口部门的;二,外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须是价格无弹性的,因此出口供给的扩大 会导致价格的猛跌;三,该国必须是早已在大量进行贸易的,因此贸易条件的下降对福利关系重大,足以抵消因为能供应更多商品而取得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三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因为尽管出口相当重要,但出口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轮子,而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外国投资和内需,因而影响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另一方面,外国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具有价格弹性,中国产品正是凭借低廉的价格才赢得了市场,所以,扩大出口并不会带来全面的价格下降。而从经济福利看,中国的出口更是带来就业和整体经济的增长。显然,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这种使贸易条件变坏的增长的条件和恶劣结果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恰恰相反的 是,正是强劲的出口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所以,我不主张以避免“贫困化的增长”为 理由来改善贸易条件,也不主张为改善贸易条件来随意变动汇率。而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的改变,更多的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以国家的战略利益作为参照系的。当然,适当减少出口退税的政策应该得以贯彻,其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一方面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更重要的是可以逼迫企业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获得出口竞争力,这对于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意义。
我们应该理智地看待贸易条件恶化问题,慎重提出贸易政策。
在一定时期内,鼓励出口的政策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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