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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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古往今来,文学家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人学意识、人学觉醒和人学精神,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问题的切实关注、深度理解和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把握和分析上面。无疑,明末清初的蒲松龄就以其不同凡响的文学手笔,创作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人学新气象。蒲松龄文学寄情志于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即源于一种对人学精神的坚执。蒲松龄通过描绘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对人世生活的向往,及其对人的真实人性和直率情感的刻画,达到了不是人更似人,即在主体人格上完全达到了人性鲜活的程度。 　　一、文学是人学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几乎一生都在遭受着一种怀才不遇的精神折磨和穷困寂寞的厄运。但是,这也成就了蒲松龄不断思考人学问题、在文学领域始终不渝地循着一条“人学”道路进行长途跋涉的可能。古往今来,文学家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人学意识、人学觉醒和人学精神,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问题的切实关注、深度理解和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把握和分析上面。无疑,处在明末清初的蒲松龄就以其不同凡响的文学手笔,创作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人学新气象。文学是人学,最先是高尔基说的。这一命题的广博性和深邃性在于它要求文学家始终高扬人学旗帜,要殚精竭虑地塑造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有灵有肉可触可及的人物形象,而小说创作尤应如此。也就是说,文学应该以人为中心,表现人、描写人,服务于人,通过人的具体言行和命运揭示出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中国学者对这一观点阐释最有影响的是钱谷融,他曾指出:一切艺术、包括文学,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是用精神改善人生,是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情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1]文学家的成功,固然在于独特的天资、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汲取世界艺术营养而又善于创新的能力和气概,但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对整个人类生存和人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人学精神、人的感情和人性美的深度挖掘和强烈呼唤。从“人的文学”到“文学是人学”的一路呼喊,正是蒲松龄之后的文学运动的一个可贵的人学传统和艺术哲学显示,也是像蒲松龄这样的“文艺复兴”先驱者们人学理想的最后指归。　　二、人学路向的选择　　首先,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熟谙的鬼学,实质是对人学的关注。蒲松龄生于乱世、长于忧患。他年轻时曾入幕,中年后做塾师,数十年来一直在生活旅途中蹉跎,对官场的腐败、科考的黑暗、人生的险恶等社会情状皆有痛苦而辛酸的感受。他既疲惫于与官员、富豪周旋,更愤慨于世风沉沦,而毅然高扬人性叛旗,迈入了一片文学新天地,在所谓的鬼狐世界里找到了精神慰藉与人学寄托。[2]我们看到:一个高贵的灵魂在人学的泥淖中跋涉,一个孤傲的身影被放逐在人学的荒原上呼朋引类。他的一部《聊斋志异》,就邀集了许多各具性情风神的花妖狐魅。在他笔下,神秘的鬼狐变得有血有肉、人情味十足;虚幻的世界写得有声有色,现实感盎然。笔触游弋间,人们尽可领略文学家的逸兴旷怀,“青林黑塞”里,长存着蒲松龄一腔孤愤的回响。[3]　　其次,在蒲松龄作品中极其关注人的自然情感。《聊斋志异》在思想观念上对明朝后期由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人本思想有所体现。如“瑞云”不幸沦落风尘,她自选意中人、爱上贺生。当美容被毁,贺生则认为“人之相爱原不在貌之美丑,爱贵相知,在心灵之爱”。蒲松龄写的花妖狐媚,他们大多有人的平等意识、有人间才华,他们不以金钱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有识人慧眼。如红玉、席方平等,蒲松龄不把他们当成鬼怪,而写其为人的美好一面,反而更可亲近。作为一位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明末清初,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人的个性解放的人本思潮处于压抑状态,蒲松龄受此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既已发生,使人的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废除。只是,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来衡量,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阴影依然会对小说产生影响。比如,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给人以太多的幽凄色彩。作为一个情感丰富、想象力出众的真正的文学家,当他在完全幻想的境界中描写狐鬼形象时,却又写出了人的真善美本性和本属于人类的许多美好的向往。这种描写本身,显然是蒲松龄对人的自然情感关注的一种自然流露。　　第三,蒲松龄拥有坚执的人学精神。蒲松龄文学寄情志于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即源于一种对人学精神的坚执信念,这实际上饱含了蒲松龄匡济天下的决心和理想。当科举不利,理想陷入困惑或绝望中时,个体价值的实现也变得虚无缥缈,蒲松龄遂从“雅爱”入手,愿绾结鬼狐为友伴,带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又不乏现实主义因素,在想象丰富奇特、故事变化莫测、境界神异迷人的风格中,透示出植根人的社会生活、既真实又可亲的现实特色。透过想象性描写,蒲松龄实现了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及对人本精神的坚持。固守良知,以清醒与同情关注人生、回答社会的提问是困窘的蒲松龄通过对鬼狐形象的想象性描绘留给我们的人学启迪。 　　三、人学路向的特征　　人的理性精神。《聊斋志异》的讽刺性喜剧,突破了传统喜剧仅将矛头对准人的恶德败行和荒谬的人生哲学的局限,具有新颖的审美视角和更广更深的审美视野,开始体现出近代人的理性精神。蒲松龄对于理想人生的看法,具有近代人本色彩,与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社会责任而忽视人对幸福的追求的封建价值观大相径庭。歌颂性喜剧也突破了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传统,而以讴歌人们追求幸福、享受幸福生活为核心内容。较之西方文学,我国古代文学缺乏肯定人与命运抗争、摆脱现实的压迫以追求幸福的精神。这种情形到封建社会末期蒲松龄时代才有所改观。蒲松龄讴歌人们向外追求,通过创造、进取、斗争获得幸福的作品,已占据了主流地位,且内容新颖奇特。如果说《儒林外史》的讽刺成就来源于吴敬梓超人的胆识,看透了被人们追求的科举文化的不合理,又从微观角度解剖被它们铸就的人性,那么蒲松龄就是吴敬梓的前驱。他的思想与吴敬梓一样深邃,也同时从宏观、微观角度审视人的生活,对那个时代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人的灵魂的丑陋进行了一次大巡礼。他的讽刺喜剧,已开始负载起更广泛深沉的历史的、现实的人生内容,有了更深刻的人学文化意蕴。很显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无论是讽刺性喜剧还是歌颂性喜剧都在向我们张扬着人的理性精神。　　主体人格。就发展趋势而言,蒲松龄的文学在明清崛起带有时代性,已贴近近代审美意识。“人”是近代审美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说,这个“人”首先是抽象的个性主体的代表,有着独立自尊的个性和七情六欲的情感世界。如果说西方近代意识是将目光从上帝反观到人体,那么明清之际蒲松龄的审美观中对世人、常人、普通人的关注和表现,同样是一种对“人”的重视。他的小说里,有穷愁潦倒的书生,有常年在外的商人,也有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当然,他的小说里还有各色各样的女子形象,有的高尚、有的乖巧、有的开朗、有的卑鄙。蒲松龄对这些普通人形象用心描绘,无一不表达出他对“人”的关注,对“人”的主体情感的由衷热爱。我们说,西方人的思想里是以真实的人对抗上帝;在中国则以真实的人对抗权势。还给人真实的、自然的思想和情感,是一切人性解放的先声。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里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情怀。他通过神仙鬼怪对人世生活的向往,通过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真实的人性和直率的情感,达到了不是人更似人,在主体人格的描绘上达到了人性完全鲜活的程度。在蒲松龄那里,死亡过程不再意味着生命的完结,而是一种象征。这种象征,或许是摆脱现实羁绊、实现人生理想的必经之路,或许是人性的净化和升华,类似于某些民族风俗中的成年礼。蒲松龄小说中描绘的许多鬼魂形象,甚至比现实中的人具有更高的生命价值和独立自尊。而人学意识既是近代审美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文学家在表现真实的人性、赞美主体人格时的一种自觉选择。　　人与自然。蒲松龄长期生活在乡村,自然而然,他对大自然繁衍生息的各种动植物都十分熟悉。这样的生活经历,就使他能够相对地超越出当时封建文人比较普遍的生活视野,在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又将注意力投射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蒲松龄眼里,天地间万物都有其自然的生产规律及天赋灵性,而人所谓的种种超凡之处,只不过是人凭借客观规律和天赐灵性在事物面前的合理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人产生的某些思想和举动,反而要依赖自然界的帮助和指引。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虐人与虐物同样是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行。所以,蒲松龄在他的小说里倾注了那么多情感来描绘那些极具灵性的花妖狐魅,而且这些自然万物与人是平等的。在这里,蒲松龄与传统观念中评判事物真假优劣的标准不同,他不再以封建礼教中的“仁义”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而是以一种近乎简陋的仁爱与平等的观念来决定是非。显然,蒲松龄是在一种自然人学观的指引下,塑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世界。　　人的“异化”。人的“异化”主题,蒲松龄的创作已有所表现、有所涉猎。正因为人变成了蟋蟀,山穷水尽的倒霉人家才得否极泰来,眼前豁然开朗,才得破涕为笑。最后的结局像春梦一般美好:田有顷,楼阁万椽,牛羊成群……。这种人与物之间不正常的异化关系、人的“异化”,正是《促织》的深刻内涵。在《促织》中,人和蟋蟀处在极端紧张、极端恶劣的关系中,仿佛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掐住人的脖子不放,在这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人竟不仅没有回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人和蟋蟀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人“异化”了,蟋蟀也“异化”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逃避灭亡的命运,只得献出“人”的庄严身份,心甘情愿地去做那样一只小小的蟋蟀。因此,从故事所达到的最强烈的艺术效果来说,悲剧的顶点还不是人之投井自尽,而在于人之自我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一起否定了。人变成了蟋蟀的第二次自我否定比第一次自我否定更为可悲。这种形式的自我否定,向我们展示的其实是人性的弱点。可见关注人的“异化”问题,本身就是对人的关注,并且是对人性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基于理性思考之上的对人的问题的一种更为严肃的哲学关照。 　　四、人学的成就和影响　　蒲松龄一生读书教书著书,在人学道路上艰难跋涉,终于以文学上的人学魔力丰富了中华文化,同时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蒲松龄把志怪发展为积极的造奇设幻,来反映他在现实社会中所认识到的有意义的生活内容、所体验到的许多人生哲理、所发现的关系着人们命运的社会问题。蒲松龄凭着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借着他非凡的想象力,编织出了许多瑰玮奇丽的故事、描绘出了许多闪烁迷离的景象,创造出了许多人、物结合,以人性为主体而以物性为装饰的花妖狐魅的艺术形象。在诸多人物形象里,又以女性形象写得最好。这些人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成为不朽的“人”的群像。这是以前的文言小说很少能做到的。蒲松龄回归自然寻找心灵的寄托,许多通常被世人轻视畏惧的自然界生物,诸如狐、虎、狮、兔、野狗、鼠、牛、蟒、青蛙、猪婆龙等纷纷成为他关注的对象。他对于各种动植物生态,有很细致的研究。大如时代社会、天灾人祸; 小如花鸟虫鱼、犬咬鸡斗,蒲松龄都经过深刻的观察体验,然后纳入他的故事,创作出别开生面、富有生机、饶有风趣的艺术品。自古以来,没有一位文学家在自己的笔下刻画过如此众多的动植物形象。蒲松龄正是以其开阔的心灵视野,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平等豁达的物人结。小说描写的人物活动的地方,或为仙界,或为冥府,或为龙宫,或为梦境,神奇怪异,五光十色。《聊斋志异》展开的常常是与现实生活迥异的幻想世界,其艺术想象之大胆、奇丽、丰富,在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中罕有其匹。就《聊斋志异》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阔,提出社会问题之重要,创造出的人物形象之众多,在文言小说史上,也很难有小说家可以与他相比。在文言小说衰颓之风“弥漫天下”的环境中,《聊斋志异》力挽残局,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又开拓了新局面,达到了文言小说空前绝后的最高成就。说蒲松龄是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并不过分。就世界小说史范围考察,能有如此水平的短篇小说在那个时代也寥寥无几。因为,那时世界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还未出世,契诃夫比蒲松龄晚了二百年。[4]毫无疑问,是《聊斋志异》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