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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说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曹文轩说故事》属于多文体创作。从目前所见的三个故事的面貌来看,曹文轩似乎并不是很在意于哪种文体,而更在意于故事的材料适合于哪种文体。遇到了布娃娃们的故事,他就选用了童话;遇到了磨子的故事和滑板少年的故事,他就选用了短篇小说。但无论哪种文体,在曹文轩的故事世界中,材料都不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被坐实,或者在故事世界中被“虚”化。可以说,《曹文轩说故事》既不是为了验证长期以来居于建国十七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权威位置的“再现论”,也不是为了追赶居于新时期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心位置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化”,而是为了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无”出发,接续《红楼梦》与《西游记》所开创的两大古典文学流脉,进而抵达艺术哲学的“有”的境界。
那么,《曹文轩说故事》如何实现由“无”到“有”呢?即:“真文学”如何讲故事?
作为一位古典主义者,曹文轩在文学世界中一直致力于减少沉重。这一点,与卡尔维诺所说的“清逸”有相通之处:“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曹文轩的作品,无论选取哪种文体,在叙事美学上,都有这样的特质:减少人性、历史、时代、社会、结构、语言、叙事的沉重感。具体策略便是:让美构成人性的内核;将历史放置在故事的幕后;在侧面描写中反观时代与历史的投影;追求古典诗性的语言和结构;节制叙事,降解苦难。当然,不同的文体形式,曹文轩的叙事方式会有所不同,重心也有所差异。但无论文体形式如何差异和不同,曹文轩作品的诫命就是不约而同地警惕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笨重地相处。在此意义上,轻逸地飞翔于故事世界可谓曹文轩作品的迷人之处。
先以《娃娃们的起义》为例。它以童话的文体形式讲述了被称为“小家伙”的布娃娃所遭遇的接连不断的困苦与磨难。“小家伙”布娃娃和很多布娃娃一道,因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而被布娃娃店老板马林先生遗弃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仓库里。被遗弃的布娃娃们在“小家伙”的影响下,一同起义,最终争取到了在阳光下生存的权益。然而,起义成功之后,小家伙却被布娃娃们及世人所遗忘。幸好,一位贫穷的老太婆“收留”了他。故事中的“小家伙”堪称命运多舛。这些内容本应构成一个异常沉重的故事。然而,由于该故事始终放置在古典主义的“哀而不怨”的美学基调下,沉重的色调得到了冲淡。而且,故事中所有情节固然起伏跌宕,犹如过山车一样惊险,但并不将读者一路带入沉重的深渊之中,而是相反,在濒临深渊处时以人性美的力量托举着读者摆脱深渊,且看见更加依稀的光亮。这样,整个故事尽管充溢着悲剧的气息,却又同时透露出温暖的色调。
另外两个短篇《第五只轮子》和《六十六道弯》同样选取了以轻逸表现沉重的叙事美学。《第五只轮子》中的儿童主人公磨子生下来就坠入了悲催的命运之中。他先是被人贩子偷取,继而被常喝醉酒的放羊人收留,后来渐渐长大后又被同村的孩子们所厌弃。如果有谁的童年遭到如此密集的不幸,那一定很难保有健康的心态。如果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儿童主人公大概会选取一系列极端的反叛行动,内容会异常沉重。然而,《第五只轮子》中的儿童主人公磨子不仅默默地承受了人世间“被抛”的命运,而且始终保有儿童的纯真之心。在小说结尾,遍尝各种儿童苦难生活的磨子将他心爱的“第五只轮子”送给了此时急需车轮、彼时曾经厌弃他的孩子们。这一刻,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动容。在曹文轩的故事中,再多的磨难,都将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类似于准宗教的洗礼。这是曹文轩作品中的轻逸叙事的秘籍。《六十六道弯》依旧以轻御重,冷中寓暖。故事开篇就巧妙地设计了城里少年滑板队陡然打破山村孩子宁静生活的情节,预示着一个个戏剧性冲突即将展开。但是,接下来的所有故事情节固然非但没有让沉重的主题逐渐升级,而是在乡村少年好事多磨地购买滑板车的过程中轻逸地渲染了童趣,深化儿童之间的友谊。其中,山村少年卖榛子、进程买滑板车等等情节被串联在一起,极尽少年的纯真、顽皮的天性。特别是故事的结尾,处理得惊心动魄,却又展现出儿童性的本真之美。三选一这样一种现代社会中常见的残酷的竞争关系,在三个小伙伴的世界中,是完全失效的。
不过,如果以为曹文轩仅仅只是一位编织故事的高手,那显然上了故事的当。其时,“真文学”的总体要义从来不会到编织故事为止。或者说,对于曹文轩所追求的“真文学”总体要义而言,高超的故事性归根结底是为了文学性的有效实现。这样,如果越过故事的外壳,深入到故事的内里去,便会体味出“真文学”的总体要义除了如何讲故事的形式要素,更内含了为何讲故事的意义要素。概言之,在《曹文轩说故事》中,任何故事的故事性与文学的文学性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编织故事的高超能力,考验的不光是吸引读者,更是以文学的想象力创造一个繁复的意义世界。不承载繁复意义的飞翔,想象力飞得再高,也是空洞的,是从“无”到“无”的虚妄写作,乃至商业写作。所以,《曹文轩说故事》中的讲述方式无论多么“轻逸”,都承担沉重的文学使命:在现代性背景上以故事的形式来探索人性(包括儿童性)的繁复性。
《曹文轩说故事》属于多文体创作。从目前所见的三个故事的面貌来看,曹文轩似乎并不是很在意于哪种文体,而更在意于故事的材料适合于哪种文体。遇到了布娃娃们的故事,他就选用了童话;遇到了磨子的故事和滑板少年的故事,他就选用了短篇小说。但无论哪种文体,在曹文轩的故事世界中,材料都不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被坐实,或者在故事世界中被“虚”化。可以说,《曹文轩说故事》既不是为了验证长期以来居于建国十七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权威位置的“再现论”,也不是为了追赶居于新时期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心位置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化”,而是为了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无”出发,接续《红楼梦》与《西游记》所开创的两大古典文学流脉,进而抵达艺术哲学的“有”的境界。
那么,《曹文轩说故事》如何实现由“无”到“有”呢?即:“真文学”如何讲故事?
作为一位古典主义者,曹文轩在文学世界中一直致力于减少沉重。这一点,与卡尔维诺所说的“清逸”有相通之处:“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曹文轩的作品,无论选取哪种文体,在叙事美学上,都有这样的特质:减少人性、历史、时代、社会、结构、语言、叙事的沉重感。具体策略便是:让美构成人性的内核;将历史放置在故事的幕后;在侧面描写中反观时代与历史的投影;追求古典诗性的语言和结构;节制叙事,降解苦难。当然,不同的文体形式,曹文轩的叙事方式会有所不同,重心也有所差异。但无论文体形式如何差异和不同,曹文轩作品的诫命就是不约而同地警惕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笨重地相处。在此意义上,轻逸地飞翔于故事世界可谓曹文轩作品的迷人之处。
先以《娃娃们的起义》为例。它以童话的文体形式讲述了被称为“小家伙”的布娃娃所遭遇的接连不断的困苦与磨难。“小家伙”布娃娃和很多布娃娃一道,因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而被布娃娃店老板马林先生遗弃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仓库里。被遗弃的布娃娃们在“小家伙”的影响下,一同起义,最终争取到了在阳光下生存的权益。然而,起义成功之后,小家伙却被布娃娃们及世人所遗忘。幸好,一位贫穷的老太婆“收留”了他。故事中的“小家伙”堪称命运多舛。这些内容本应构成一个异常沉重的故事。然而,由于该故事始终放置在古典主义的“哀而不怨”的美学基调下,沉重的色调得到了冲淡。而且,故事中所有情节固然起伏跌宕,犹如过山车一样惊险,但并不将读者一路带入沉重的深渊之中,而是相反,在濒临深渊处时以人性美的力量托举着读者摆脱深渊,且看见更加依稀的光亮。这样,整个故事尽管充溢着悲剧的气息,却又同时透露出温暖的色调。
另外两个短篇《第五只轮子》和《六十六道弯》同样选取了以轻逸表现沉重的叙事美学。《第五只轮子》中的儿童主人公磨子生下来就坠入了悲催的命运之中。他先是被人贩子偷取,继而被常喝醉酒的放羊人收留,后来渐渐长大后又被同村的孩子们所厌弃。如果有谁的童年遭到如此密集的不幸,那一定很难保有健康的心态。如果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儿童主人公大概会选取一系列极端的反叛行动,内容会异常沉重。然而,《第五只轮子》中的儿童主人公磨子不仅默默地承受了人世间“被抛”的命运,而且始终保有儿童的纯真之心。在小说结尾,遍尝各种儿童苦难生活的磨子将他心爱的“第五只轮子”送给了此时急需车轮、彼时曾经厌弃他的孩子们。这一刻,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动容。在曹文轩的故事中,再多的磨难,都将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类似于准宗教的洗礼。这是曹文轩作品中的轻逸叙事的秘籍。《六十六道弯》依旧以轻御重,冷中寓暖。故事开篇就巧妙地设计了城里少年滑板队陡然打破山村孩子宁静生活的情节,预示着一个个戏剧性冲突即将展开。但是,接下来的所有故事情节固然非但没有让沉重的主题逐渐升级,而是在乡村少年好事多磨地购买滑板车的过程中轻逸地渲染了童趣,深化儿童之间的友谊。其中,山村少年卖榛子、进程买滑板车等等情节被串联在一起,极尽少年的纯真、顽皮的天性。特别是故事的结尾,处理得惊心动魄,却又展现出儿童性的本真之美。三选一这样一种现代社会中常见的残酷的竞争关系,在三个小伙伴的世界中,是完全失效的。
不过,如果以为曹文轩仅仅只是一位编织故事的高手,那显然上了故事的当。其时,“真文学”的总体要义从来不会到编织故事为止。或者说,对于曹文轩所追求的“真文学”总体要义而言,高超的故事性归根结底是为了文学性的有效实现。这样,如果越过故事的外壳,深入到故事的内里去,便会体味出“真文学”的总体要义除了如何讲故事的形式要素,更内含了为何讲故事的意义要素。概言之,在《曹文轩说故事》中,任何故事的故事性与文学的文学性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编织故事的高超能力,考验的不光是吸引读者,更是以文学的想象力创造一个繁复的意义世界。不承载繁复意义的飞翔,想象力飞得再高,也是空洞的,是从“无”到“无”的虚妄写作,乃至商业写作。所以,《曹文轩说故事》中的讲述方式无论多么“轻逸”,都承担沉重的文学使命:在现代性背景上以故事的形式来探索人性(包括儿童性)的繁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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