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关于洋务运动推进封建经济瓦解的史实

Answer 1

不能说洋务运动没有把中国引向富强，文明发展的道路。理由是：远的说，孙中山等国民党高层大部分都是因为洋务运动才出国求学；近的说，洋务运动造就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虽然加剧了民族内战，做了许多损坏民族利益的事情，但是他培养了需要将军，百战士兵，也让太平已久的中华民族认识到武器更新的重要性。要知道从明朝开始，特别是清朝，中华民族的武器革新已经很久没有进行。洋务运动之后海军空军陆军，逐步现代化。
产生原因
　　1)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侵略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维护清王朝统治
　　3)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外洋事物
　　4)总理衙门设立后，以慈喜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暂时支持了后实力且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5)工业革命的扩张，“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持续时间
　　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产生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奕䜣（1832－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䜣联合慈禧，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张之洞像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实践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下面的这份时间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外交机构。
　　1862年，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翻译人员的“同文馆”，这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第二年又在广州设立一个“广方言馆”。“广方言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
　　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
　　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总局（后改名为北洋机器制造局）。
　　1872年，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由容闳指导选派。
　　1875年，建议在各省设立洋学堂；创立科举考试中“洋务进取”一项。
　　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
　　1880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京师学堂，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
　　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
　　1882年，建立旅顺军港。
　　1885年，清政府新设立了海军衙门；在天津设陆军武备学堂。
　　1890年，在汉阳建立湖北枪炮厂；在湖北，江西设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完整的洋务运动内容，而仅是列举了一些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实际上当时小一点的厂矿企业还有不少。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湘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编辑本段]失败原因及结果、性质
　　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必定会走上失败。
　　结果：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但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性质：
　　洋务运动的性质是：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自救运动。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实际上，洋务运动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他没有能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仅仅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正因为这种阶级局限性，而让洋务运动最终成为了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