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中国喜欢“大一统”,而欧洲好闹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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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反复出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作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却是统一。在各种不利因素造成分裂后,归于统一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必然。有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自宋以后,七、八百年来,中国绝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何况此前还有汉、唐等长时间统一的皇朝,在全世界独有。
欧洲历史上却是另一样,虽然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拿破伦都曾占有相当大面积,但是,分裂成小国似乎是其历史的必然。
这种规律性的差别,必然有某种原因,人们也曾提出一些说法,但牵强不能令人信服的居多。其中有两种似乎比较有点道理。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说古代中国的水患相当严重,一个个小国自己无力去兴修水利,不得不选择大国统一的路线。这是说不通的。其一是中国古代黄河上游植被仍保持着,水患并不像后代那么严重;其二是南方并不受黄河水患的影响,而占有南方则是统一的必要条件;第三,按这种说法,为了对付水患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其实,黄河大泛滥时,即使动员全国之力,在古代也根本治不了,若不是大泛滥,局部力量也就可以对付的了。
事实上,在东汉贾鲁成功治理黄河后近千年中,中国多处于分裂状态。而北宋仁宗嘉佑年间、徽宗重合年间、至金世宗大定、明昌年间黄河前所未有的多次大泛滥、数次大改道,并没有任何征兆引向国家的统一。可见这只是一种从书斋中的概念出发的说法。
与之相关的说法,大一统有利于集中国力救灾。这有趣的很,有过一个大一统皇朝的建立是为了救灾的吗?相对而言,当气候较好,灾荒较少的年份,往往多是统一皇朝稳固时期(如汉唐等),反之,灾荒不断(如小冰河期来临之之类),最易引发外族入侵,内乱不止国家分裂(如三国到南北朝等)。
另一种说法则是说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乃是出于安全的需求。由于北方有着强大的游牧族,似乎只有统一的皇朝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北方铁骑的入侵。
这也是一个是似而非的说法。对于一个一统皇朝,和北方民族间有着非常长的边界防御线。如果国力强大,当然没问题,但弱一点,防线就可能漏洞百出。反过来,如果国家分裂,但局部力量很强,也不会弱于游牧族。
如战国时的秦及赵,和北方民族打仗并不吃亏。中国南北分裂,北方也未必就弱于游牧族,如三国时的曹魏。至于南北朝时北方的北魏,本身就是游牧族出身,更不会怕北方的,如柔然的入侵(花木兰就是这时的故事)。
只要不是分裂到如唐末藩镇那么分散小独立政权,就不至于那么怕北方游牧族。如果中原北部大部分基本统一,会有力量对付从游牧族的入侵。
反过来说,对北方入侵抵抗力弱小的北宋,却是基本上统一了的中原的皇朝。
什么原因致使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有两个条件是必须的:民族的融合和文字的统一。这是两个必要条件,当然不能断言说是充分的,例如地理条件就不能忽略,不过,中国和欧洲的地理条件比起来,欧洲没有山西那样到处山地,没有四川那样交通闭塞,更没有江南遍地河流的水乡,统一的地理条件应更好些。
从西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开始,就不是以血缘辨别什么人是‘王臣’,而什么人不是。从那时起,就几乎看不到中原民族在征战中把俘虏及被征服的地方的子民大规模的卖作奴隶的记录。也没有汉族不许和外族通婚的律令。这就给不同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科举,并没有排除外族参加的条例,这是很厉害的。当外族人发现只要念好书,就可以当官,乃取得地位与富贵之坦途。宋朝迁移来的犹太人就是沿此而融入的。
春秋战国就有一次民族大融合,那时所谓‘北狄东夷西戎南蛮’除了迁移到南北西更远的地方去外,都融入了后来形成的汉族,产生了大汉帝国。到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又一次融合,产生了大唐帝国。后来的契丹、女真等都大量的融入,融入后的外族人本身并不感到低人一等被歧视,时间长了绝大多数人就会把汉族当作自己的族属。
所以在大分裂后,新皇朝出现,统一中国,甚至在某些地区以血腥手段压服,但其结果是民众依然都归到统一旗下,并无严重的心理障碍,没有人有做了亡国奴的想法。
相比之下,欧洲就很不相同。罗马帝国本来可能为欧洲大一统打下基础的。后世欧洲人对罗马帝国有着深深的崇敬:中世纪曾出过‘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尼亚人自以为是罗马人的后裔才有这样的民族名及国名。古俄罗斯的皇帝称沙皇,则是认为自己的凯撒大帝的继承者等。但是,古罗马从根子上就排除了民族融合,在征服一地时,不但俘虏全部沦为奴隶,在很多情况下,当地的居民,不论男女老幼也一律虏来在奴隶市场上发卖。罗马公民则绝对高人一等,虽然在后来罗马帝国衰亡时,也曾给外族上层人物大量授予罗马公民称号,但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对于整个外族来说,授予的还只是极少数。
从开始,古罗马就种下了分裂的根子。欧洲人崇敬罗马帝国,也必然在思想深处埋入这种排除融合的基因。
当拿破仑征服大半欧洲后,被征服者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亡国奴的感觉,分裂是必然的。
公认的文字也是人们从感情深处对大一统不反感的重要因素。权威通常需要文字来体现,如圣旨、法律、军令、政令、各种经书以及体现人们感情的文学作品都需要文字来发布、传播和传承。在古代,识字率极低,对文字的敬畏是普遍且正常的。
虽然中国的方言众多,且可能互相之间可能都听不懂,但是书写出来,彼此沟通毫无障碍,就可能产生强烈的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之认同感。大分裂,如西晋到隋朝,中国曾有数百年的分裂,但统一之后不论统治者出于何处,大家都是用同一文字,一般人不会有被外族人统治的感觉。
查理大帝的法兰克王国,即查理曼帝国,曾据有现法、德、意、瑞士等国的大部分领土,是个大帝国。但是从根子上就有着离心的分裂因素。当查里把王位传到长孙时,他的两个兄弟造反,最后缔结条约三分帝国(后来发展成法德意三国)。有趣的是,在两个弟弟起兵时发表的誓词就是分别用罗曼斯语(罗马化的法兰克方言)和条顿语(日耳曼方言)两种语言写成的(很怀疑只是用嘴巴说了誓言,而不是写下来,虽然书上这么写的)。
统一的中国的存在,要感谢汉字,这种独特的文字(有分析语或孤立语等称呼)是很难照猫画虎的另创一套的。西夏文、契丹文、女真字都受汉字启发,模仿汉字创立的文字,但很难达到成熟程度,使用时间不长也就废弃了。反过来说,模仿一种拼音文字,创立另一种语言的文字,相对来说,就容易些。当操各地方言的人们都用拼音的方法建立了自己的文字后,并经多年(比如说数百年)传承,就可能认定自己和使用不同文字的那些人是不同的民族。再要统一,使用的文字不同于自己原来的,产生亡国奴的感觉就很容易产生。
其实统一的关键是需要有‘英主’,也就是有野心,且有足够能力的大人物。看中国历史,有野心的大人物实不少,但真有足够能力的人就少多了。欧洲不乏有野心、且有足够能力的大人物,只是上述的条件不具备,大一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那样有见识的的人只能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间纵横捭阖,或战或和,用尽阴谋诡计来为自己夺取利益,而少有起统一欧洲的念头。
欧洲历史上却是另一样,虽然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拿破伦都曾占有相当大面积,但是,分裂成小国似乎是其历史的必然。
这种规律性的差别,必然有某种原因,人们也曾提出一些说法,但牵强不能令人信服的居多。其中有两种似乎比较有点道理。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说古代中国的水患相当严重,一个个小国自己无力去兴修水利,不得不选择大国统一的路线。这是说不通的。其一是中国古代黄河上游植被仍保持着,水患并不像后代那么严重;其二是南方并不受黄河水患的影响,而占有南方则是统一的必要条件;第三,按这种说法,为了对付水患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其实,黄河大泛滥时,即使动员全国之力,在古代也根本治不了,若不是大泛滥,局部力量也就可以对付的了。
事实上,在东汉贾鲁成功治理黄河后近千年中,中国多处于分裂状态。而北宋仁宗嘉佑年间、徽宗重合年间、至金世宗大定、明昌年间黄河前所未有的多次大泛滥、数次大改道,并没有任何征兆引向国家的统一。可见这只是一种从书斋中的概念出发的说法。
与之相关的说法,大一统有利于集中国力救灾。这有趣的很,有过一个大一统皇朝的建立是为了救灾的吗?相对而言,当气候较好,灾荒较少的年份,往往多是统一皇朝稳固时期(如汉唐等),反之,灾荒不断(如小冰河期来临之之类),最易引发外族入侵,内乱不止国家分裂(如三国到南北朝等)。
另一种说法则是说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乃是出于安全的需求。由于北方有着强大的游牧族,似乎只有统一的皇朝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北方铁骑的入侵。
这也是一个是似而非的说法。对于一个一统皇朝,和北方民族间有着非常长的边界防御线。如果国力强大,当然没问题,但弱一点,防线就可能漏洞百出。反过来,如果国家分裂,但局部力量很强,也不会弱于游牧族。
如战国时的秦及赵,和北方民族打仗并不吃亏。中国南北分裂,北方也未必就弱于游牧族,如三国时的曹魏。至于南北朝时北方的北魏,本身就是游牧族出身,更不会怕北方的,如柔然的入侵(花木兰就是这时的故事)。
只要不是分裂到如唐末藩镇那么分散小独立政权,就不至于那么怕北方游牧族。如果中原北部大部分基本统一,会有力量对付从游牧族的入侵。
反过来说,对北方入侵抵抗力弱小的北宋,却是基本上统一了的中原的皇朝。
什么原因致使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有两个条件是必须的:民族的融合和文字的统一。这是两个必要条件,当然不能断言说是充分的,例如地理条件就不能忽略,不过,中国和欧洲的地理条件比起来,欧洲没有山西那样到处山地,没有四川那样交通闭塞,更没有江南遍地河流的水乡,统一的地理条件应更好些。
从西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开始,就不是以血缘辨别什么人是‘王臣’,而什么人不是。从那时起,就几乎看不到中原民族在征战中把俘虏及被征服的地方的子民大规模的卖作奴隶的记录。也没有汉族不许和外族通婚的律令。这就给不同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科举,并没有排除外族参加的条例,这是很厉害的。当外族人发现只要念好书,就可以当官,乃取得地位与富贵之坦途。宋朝迁移来的犹太人就是沿此而融入的。
春秋战国就有一次民族大融合,那时所谓‘北狄东夷西戎南蛮’除了迁移到南北西更远的地方去外,都融入了后来形成的汉族,产生了大汉帝国。到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又一次融合,产生了大唐帝国。后来的契丹、女真等都大量的融入,融入后的外族人本身并不感到低人一等被歧视,时间长了绝大多数人就会把汉族当作自己的族属。
所以在大分裂后,新皇朝出现,统一中国,甚至在某些地区以血腥手段压服,但其结果是民众依然都归到统一旗下,并无严重的心理障碍,没有人有做了亡国奴的想法。
相比之下,欧洲就很不相同。罗马帝国本来可能为欧洲大一统打下基础的。后世欧洲人对罗马帝国有着深深的崇敬:中世纪曾出过‘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尼亚人自以为是罗马人的后裔才有这样的民族名及国名。古俄罗斯的皇帝称沙皇,则是认为自己的凯撒大帝的继承者等。但是,古罗马从根子上就排除了民族融合,在征服一地时,不但俘虏全部沦为奴隶,在很多情况下,当地的居民,不论男女老幼也一律虏来在奴隶市场上发卖。罗马公民则绝对高人一等,虽然在后来罗马帝国衰亡时,也曾给外族上层人物大量授予罗马公民称号,但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对于整个外族来说,授予的还只是极少数。
从开始,古罗马就种下了分裂的根子。欧洲人崇敬罗马帝国,也必然在思想深处埋入这种排除融合的基因。
当拿破仑征服大半欧洲后,被征服者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亡国奴的感觉,分裂是必然的。
公认的文字也是人们从感情深处对大一统不反感的重要因素。权威通常需要文字来体现,如圣旨、法律、军令、政令、各种经书以及体现人们感情的文学作品都需要文字来发布、传播和传承。在古代,识字率极低,对文字的敬畏是普遍且正常的。
虽然中国的方言众多,且可能互相之间可能都听不懂,但是书写出来,彼此沟通毫无障碍,就可能产生强烈的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之认同感。大分裂,如西晋到隋朝,中国曾有数百年的分裂,但统一之后不论统治者出于何处,大家都是用同一文字,一般人不会有被外族人统治的感觉。
查理大帝的法兰克王国,即查理曼帝国,曾据有现法、德、意、瑞士等国的大部分领土,是个大帝国。但是从根子上就有着离心的分裂因素。当查里把王位传到长孙时,他的两个兄弟造反,最后缔结条约三分帝国(后来发展成法德意三国)。有趣的是,在两个弟弟起兵时发表的誓词就是分别用罗曼斯语(罗马化的法兰克方言)和条顿语(日耳曼方言)两种语言写成的(很怀疑只是用嘴巴说了誓言,而不是写下来,虽然书上这么写的)。
统一的中国的存在,要感谢汉字,这种独特的文字(有分析语或孤立语等称呼)是很难照猫画虎的另创一套的。西夏文、契丹文、女真字都受汉字启发,模仿汉字创立的文字,但很难达到成熟程度,使用时间不长也就废弃了。反过来说,模仿一种拼音文字,创立另一种语言的文字,相对来说,就容易些。当操各地方言的人们都用拼音的方法建立了自己的文字后,并经多年(比如说数百年)传承,就可能认定自己和使用不同文字的那些人是不同的民族。再要统一,使用的文字不同于自己原来的,产生亡国奴的感觉就很容易产生。
其实统一的关键是需要有‘英主’,也就是有野心,且有足够能力的大人物。看中国历史,有野心的大人物实不少,但真有足够能力的人就少多了。欧洲不乏有野心、且有足够能力的大人物,只是上述的条件不具备,大一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那样有见识的的人只能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间纵横捭阖,或战或和,用尽阴谋诡计来为自己夺取利益,而少有起统一欧洲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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