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表现？
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清朝前期，外交事务原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门，本为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也处理朝鲜、琉球等藩属国相关事务。由于清前期与沙俄多次交涉，因此理藩院也处理对外事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故而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订立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再开11口通商，伴随着通商口岸不断增多，外交事务频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要求清朝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而不是以“藩属”的地位继续跟清朝交涉，故而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成为中枢外交机构，是外交机构近代化的起步。
1867年，清政府开始派遣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相继设置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属于地方外交机构，时北洋大臣实权重于南洋大臣；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起备顾问、代传达的作用。
清末新政时，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在中央裁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外务部为常设的外交机构，职权趋向专一，责任日益明确，是中国建立正规外交机构的转折点；外务部在政府机构中占突出地位，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中枢。
在地方，清政府设立地方交涉司，用以削夺地方督抚外交权力，来达到自上而下统一外交行政的结果。与此同时，清廷取消了地方大吏在中央外交机构的兼衔（比如直隶总督不再兼任北洋大臣），明确外务部对地方督抚的指挥权，设立交涉司，作为省级正式对外机构。此举削弱了地方督抚的权力，也打击了如盛宣怀之类的买办大臣。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设立外交部，王宠惠为第一任外交总长。南京临时政府对外交部的改革奠定民国外交部的根基，有力推动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
1912年，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制定《外交部官制》，创建了较为完善的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在外交人才的选拔上，废除前清时期的保举制，制订了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把兼通一国以上外国语言规定为外交官录用的必要条件，进一步淘汰了清末外交官中的传统型外交人员。因此，民国初期的外交部人才鼎盛，外交官素质相对较高，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等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都扮演过重要角色。在驻外使领馆方面，陆征祥收回了驻外使团的人事任免权，规定领事按年度编制预算交外交部审核，经费按月拨发，理顺了驻外使领馆与外交部之间的关系。
在地方，交涉署和交涉分署的设立，都为外交部直属机构，直接接受外交总长之命，办理地方外交行政事务。
从清末到民国的外交体现了以下特点：打破原有的宗藩与朝贡体制，外交逐渐近代化；正规外交机构从无到有，并逐步完善；逐步突破边务外交体制；中央与地方二元化矛盾逐步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