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讨论，李鸿章究竟是忠臣还是千古罪人？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他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甲午海战前，李鸿章被世人称作“中兴名臣”甚至“世界伟人”，慈禧太后视其为“重臣和权臣”并称其是"再造玄黄之人”；甲午海战后，因北洋水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国人骂作“卖国贼”“千古罪人”。
关于甲午海战战败原因，流传着各种说法，比如清政府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花弹；清军在炮膛上晾衣服；清朝经济实力不如日本；最出名的是慈禧太后为六十寿诞庆典大修颐和园，挪用海军军费；翁同龢因私仇不给李鸿章拔款等等评说，这些传言让后人难辨真假，也许都兼有吧！毕竟历史是让后人看的，败了，总需找些原因来警醒后来者。
根据已有资料，来看看最受国人关心的“军费”问题，李鸿章真的是因为“缺钱”才导致舰队战败的吗？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洋务运动》（三）里记载：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奕匡奏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
……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虽然日本军费后期的投入增长较快，但总军费只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战败的因素离不开北洋统帅李鸿章的个人原因：
一、 视北洋舰队为“演戏”的心理
1891年5月到6月间，北洋海军进行了成军后第一次校阅，其场面极为宏大，艨艟云集，舳舻相接，声势显赫，颇令李鸿章陶醉。本来，以近海防御为战略目标的中国海军不需要铁甲舰，李鸿章就是为了震慑日本才力主购买“定远”“镇远”二舰。后日本方面邀请北洋海军舰队访日，这一邀请如同“瞌睡者遇上了枕头”，正中李鸿章借以显示海军实力的下怀。于是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编队从威海卫出发启程正式访问日本。到日本扬威耀武，炫耀实力。日本方面对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到来竭尽礼仪之能事，所到之处或礼炮致礼，或夹道迎接，希图以此表达对华的“亲善”之意。
日本方面还特地安排天皇在东京接见了丁汝昌和北洋各舰管带，礼仪非常隆重。日本外相和海军大臣都举行了欢迎宴会招待中国海军将领。这让李鸿章大松一口气，认为达到震慑日本的效果，后来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向他报告时，李鸿章还停留在日本是“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故不把日本的备战放在心上，他买军舰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是让日本人看，让洋人看，让朝廷看的，也让朝堂上反对自己的人看看自己的能力，其实也是“演”给自己看的。
事实上，北洋舰队成军后，管理松懈，日常训练流于形式，鱼雷打靶，“唯船动而靶不动”。而下级官员为应付上级的检阅更是作假，甚至用点燃靶船上的炸药方式来渲染炮击效果，完全变成了“演戏”。这导致在真实的战争中，当“平远”“广丙”“福龙”“左一”四艘战舰包围了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1895年担任日本驻台湾第一任“总督”）的座船“西京丸”时。该舰系商船改装，装甲薄，火力弱。舰身多处中弹起火，舰舱进水，蒸汽舵和信号杆被击毁。如将其击沉，很可能扭转战局。
“平远”“广丙”的轰击吸引了“西京丸”的炮火，“福龙”则从浓浓烟雾中冲出，在距离“西京丸”400米处发射了一枚鱼雷。擦过“西京丸”的右舷，未能命中。稍作调整后又发射了第二枚鱼雷，结果在距“西京丸”右舷5米处再次擦过。随后，“福龙”一面用速射机枪攻击 “西京丸”，一面冒着炮火不断逼近，在距敌舰40米处发射了其携带的最后一枚鱼雷。这枚鱼雷是对着“西京丸”的舰身中部发射出去的，竟从“西京丸”舰身底下的海中穿了过去。大难不死的“西京丸”在随后赶来的日舰掩护下逃离战场。三发鱼雷，最近40米的距离竟无一发命中，荒唐之极！
二、 有“办大事惜小钱”的心态
日本随军记者川崎三郎在《西京丸的战斗报告》中写道：“开始只见煤烟，后来出现樯顶，再靠近，见舰体……敌人却是包括清国北洋水师全部精锐之大舰队！”
原来北洋水师烧锅炉用的是劣质烟煤，光冒烟不生热 ，在广阔的海上离的人家还很远就被发现了，而日本舰艇使用的却是无烟煤，烟很小。这让北洋舰队在对手发现自己一个小时后，才看到了对手。此时的北洋海军对已经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日本作战联合舰队一无所知。之所以被日军先行发现，原因竟然是煤炭。
北洋舰队的燃煤一直由唐山开平煤矿供应。但1894年后曾为醇亲王府总管的张翼在李鸿章保举下接办开平煤矿后，开始用劣质碎煤对付北洋海军，原因是北洋舰队经费日渐缺乏，给价不高。为此，丰岛海战后，丁汝昌曾经致信张翼，指责“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丁汝昌斥责说，这种低价都卖不出去的煤炭连民船都不用，却用来“塞责海军”，如果再将这样的劣质煤炭给海军，将全数退回，并把这种情况报给李鸿章。因为对其有利益关系，李鸿章置若罔闻。大战在即，北洋舰队在旅顺港补充的依旧是劣质碎煤，丁汝昌想要得到的开滦优质“五槽”煤根本不用想。日本舰艇使用的却是无烟煤，这让北洋舰队在对手发现自己一个小时后，才看到了对手。另外，丁汝昌战前曾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报请李鸿章拨款，但李鸿章声称无款。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朝野震惊，朝廷问责，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他是为了把钱存到银行吃利息，也不愿拔给海军。黄海海战后，李鸿章鉴于舰船损失较大，担心拼光老本，就下令北洋舰队龟缩在威海 “保船制敌”，不准出击，把制海权拱手相让。在日本海军的掩护下，日本陆军连续攻占大连、旅顺，占领了北洋舰队的辽东基地和船坞。
三、 在“选将用人”方面有失误
北洋舰队中有些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四艘鱼雷快艇有三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有些留过洋，吃过“牛奶面包”的将领，没有实际战斗经验，没经过真正的流血牺牲，一见不敌，转身就跑。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曾国藩说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曾国藩说：“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所以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少善说空话之将。
李鸿章却和他师傅曾国藩不一样，他好耍心眼，处事圆滑，好做表面文章，任用的也是一些有名无实，夸夸其谈之徒。从李鸿章和曾国藩这两人最后的结果不难看出这两人的差别。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都是做官，也是在“无能”的慈禧太后领导之下，也是要兵无兵，要银没银，但最后曾国藩却率队攻入天京，剿灭了太平军。
李鸿章花三十年之心血，创建北洋水师，花费了大笔银子，最终却连一艘日本军舰都没击沉，简直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可见在选将用人方面，李鸿章和曾国藩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年在曾国藩军幕府中，曾国藩发现李鸿章好讲虚话，有夸大言，哗众取宠的毛病，就经常有意无意让能言善辩之士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曾国藩也多次正言相诫：待人做事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还大谈“挺”经。可惜直到曾国藩死后，北洋水师战败，李鸿章方醒悟，对别人，才言曾国藩离不开“我老师”这三个字，可能在李鸿章内心深处，此时始佩服曾国藩的“笨拙”“踏实”“儒缓”之功。
青年时李鸿章写有“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的豪迈诗句；临终时留有“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的遗诗。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自始至终一直强调武器不如人不可战，必须主和，妥协或投降。为了达到武器不如人效果，北洋水师弹头全部被悄悄的更换成泥沙弹头，北洋陆军淮军更把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西方火炮，一炮未发，全部丢给日军，让日军接手这一批先进的西方火炮。这分明就是故意资助日军攻打北洋水师。李鸿章的言论一方面忽悠中国，另一方面怂恿日本侵略中国。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国之声首档全媒体专栏真实甲午：无法爆炸的炮弹。
黄海海战之后，日本海军在官方编写的海战史中，用图示的方法标示出了北洋军舰每一枚击中日舰的大口径炮弹的射入位置，几乎所有命中的部位都是军舰的要害，比如机舱、水线等等，但是多数都没有爆炸，因此日舰并没有被击沉。因为北洋海军使用的多为实心弹，这种炮弹只能击穿穿，无法爆炸。如果当时中国军舰是火药弹头，那么沉睡在中国黄海海底将会是日本军舰。
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就是李鸿章的外甥，其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许多弹头并未填装炸药、“实有泥沙”，导致日本吉野号中弹竟然安然无损。
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致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药少弹。
张仲炘说，1894年8月4日，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两资助跑路。
8月13日，余联沅奏称：“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拟用炸药轰火药局。目的使中国北洋水师弹药缺少。
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致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药少弹。天津军械局的行为与日本攻打中国北洋水师而能致胜的思路高度吻合。
李鸿章权势滔天，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李鸿章权势已到一手遮天之地步了。
庚子国难。各国公使于1900年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以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为此清政府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已经发布，外国士兵也已经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清政府完全在按照列强的要求行事，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在北京，14日这天，使馆卫队继续主动外出挑衅，杀死数十名团民。慈禧连发八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但无法满足列强蛮横行为，6月21日，慈禧终于接到了裕禄派人送来的奏折，奏折证实了大沽和天津已经开战的传闻，这表明八国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列强开始攻入剿杀义和团和平民，烧杀抢掠。这个时候慈禧动员全国军民一心抗外，是军民配合一战最佳时期，慈禧误打误撞这时候发布《宣战诏书》，慈禧三次催李鸿章北上勤王救驾，李鸿章回复“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然后命令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的电报局将慈禧颁布的宣战诏书扣押。因此无人知道需要北上勤王救驾。电报内容只有李鸿章一人知道，各地方总督全部在李鸿章掌控摆布之下。东南互保也是在李鸿章主导之下。铺垫了国变之路，准备推举李鸿章为总统。因无人勤王救驾导致庚子国难，赔偿9.8亿银两，分39年付清。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不到9千万两，9.8亿两是整个中国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并且中国数千年文物被洗劫一空。价值数千万亿两文物全部被抢被毁。
当时慈禧催李鸿章北上勤王救驾在情在理。李鸿章，一手遮天，横行无忌，乱臣贼子不奉诏，并以太上皇的恣态直驳“此乱命也“。因为我们不知道北上勤王救驾有什么结果，但是不勤王救驾的铁定结果就是导致庚子国难，赔偿9.8亿银两，以及中国数千年文物被洗劫一空。两人打架我也能伤到你，你敢要求天文数字赔偿？清朝是李鸿章的傀儡，为李鸿章背下了卖国贼，天大之罪。庚子国难之《辛丑条约》签订后，国人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令中国遭遇空前之浩劫。《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政治近殖民地化，没有了任何发言权。导致中国经济，被列强奴役上百年不复。
他忠于的不是国家，更不是亿万百姓。
因为他是慈禧的忠臣，是腐朽没落的大清的忠臣。
他是亿万中国人的敌人，是中国的敌人，帮着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签署卖国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