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回答
展开全部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专权，欺君害民，天下人皆欲除之。曹操在刺杀董卓未遂后，回乡招集义兵，并发檄文于天下诸侯，共伐董卓。天下十八路诸侯纷纷起兵响应，诸侯共推四世三公的汉朝名相之裔、兵多将广、实力雄厚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众诸侯歃血而盟，约定共听袁绍调遣，“同扶国家”。出兵后先后与董卓部下华雄、吕布交战。虽遇挫折，但终归斩华雄，败吕布，迫使董卓“迁都”于长安以避其锋，如果众诸侯合力追击董卓，董卓败局巳定，“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然而袁绍却按兵不动。尽管曹操说破厉害，袁绍和众诸侯皆言不可妄动，曹操被迫引本部军马追击董卓，和董卓军交战后，由于势单力薄，被吕布等击败，十八路诸侯各怀异心，逐渐离散。
本来，十八路诸侯以顺讨逆，名正言顺，在政治上和军事实力上又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孙坚击败华雄，关羽斩华雄，三英战吕布，先后达到三次高潮。诛灭董卓，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结果反而以曹操先败诸侯离散，大失天下所望而告终！分析其中失败的原因，可以为今人搞好企业集团提供有益的借鉴。
十八路诸侯结盟犹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而盟主袁绍是这个“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董事长”的袁绍实力雄厚，占的“股份”大，声望高，无形资产也十分可观，可以说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但他作为“总经理”来说，要具体处理“企业集团”的日常工作，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素质上过不了关。屡屡丧失良机，最终导致了“企业集团”的溃散。今人喜欢将董事长兼总经理，两副重担一肩挑，其实是不必一概如此的。董事长按股份多分点红是应该的，重要的决策和人事调配也可以管一管。日常具体工作可以另交总经理处理。如果，十八路诸侯挑选曹操任“总经理”的话，那显然将击败他们的“市场”竞争对手董卓。
袁绍在“企业集团”任职后，“次日筑台三层，遍列五方旗帜，上建白旌黄铖，兵符将印”，诸侯郑重其事的请袁绍登坛宣读盟词。盟词痛斥董卓作乱，表明了众诸侯同赴国难，共讨董卓的决心。众诸侯见袁绍辞气慷慨，都禁不住“涕泗横流”。这犹如今人大做“广告”，痛陈假冒伪劣产品倾销市场，危害广大消费者利益，决心用正宗优质产品驱逐假冒伪劣产品，满足广大消费者的愿望，这个“广告”应该说还是做得成功的，不仅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还激发了各个“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在第一次“董事会”上，曹操，袁绍和各位“董事“纷纷做了必要的发言。大家的发言表明愿意同扶国家，赏功罚过，听从指挥等内容。形成了共识，这说明大道理一般并不难懂，光听发言没有用，主要要看行动。
诸“董事”形成共识后，“董事长”便开始人事分工，首先安排其亲弟袁术为“后勤部长”，“总督粮草，应付诸营，无使有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官是个肥缺，是个极重要岗位，应该选择一个责任心强，办事公道，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北海太守孔融是圣人之后，四岁就让梨知礼，本来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徐州刺使陶谦，西凉太守马腾为人忠义，本来也不错。可袁绍一掌权就任人惟亲，安排其无才无德的弟弟担此要职，为该集团的离心离德埋下了祸根。
袁绍任命其弟担任要职后，即选任另一个重要职务：先锋大将。这个职务既重要，又危险。袁绍却采用“招标”制，长沙太守孙坚“投标”，愿为先锋大将。孙坚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勇猛善战，部下人才甚多。结果“中标”上任，杀赴战场。这也表明了拥有“拳头产品”的骨干企业战领市场的渴望。
“董事会”内有个济北相鲍信，惟恐孙坚夺了头功，“暗拨其弟鲍忠，先将马步军三千，径抄小路，直到关下挑战”。结果被华雄一刀斩于马下，活捉其将校极多。致使十八路诸侯初战失利。且长了董卓，华雄的嚣张气焰。这说明企业集团内部，应该协调一致互让互利，该是谁的市场就是谁的市场，谁搅乱了市场就要制裁谁。
孙坚在鲍忠被斩的不利形势下，仍主动向华雄挑战，斩杀其副将华轸，并乘胜攻汜水关，被华雄兵马凭关挡住。孙坚一面报捷，一面向袁术催粮。然而袁术却听从小人之言，惟恐孙坚打破洛阳，杀了董卓，成了气候，故意不发粮草，欲使孙坚部涣散，致使孙坚部兵士心乱，被华雄趁机袭寨，大败孙坚兵马，杀其大将祖茂。这就说明了袁绍任人惟亲的危害，而袁术作为“董事副总经理”办事不公，惟恐本集团的其他企业胜过本企业，不惜助长竞争对手，导致转胜为败，这是值得今人引以为诫的。今人对此应该是防有措施，罚有条律的。
华雄斩杀祖茂后，乘胜向诸侯挑战。又连斩俞涉，潘凤两将，致使诸侯失色，袁绍也只能叹气说：“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在此，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从袁绍的话可以看出：在同强大的市场竞争对手竞争中，应该把技术尖子，业务尖子都用上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企业负责人不要认为竞争是集团大家庭的事，小家庭可以留一手。致使集团无竞争力，导致失败。
此时，幸亏关羽挺身而出，愿意去斩华雄之头献于诸侯。可是，袁术一见关羽地位低下，即怒斥关羽欺诸侯无大将，要将关羽赶下去，袁绍也说让一个马弓手出战会让华雄看笑话。多亏曹操力排众议，关羽坚持出战，方才得以斩华雄。由此可以看出，一些集团的负责人虽然身居高位，却毫无见识，只知道排资论辈，不懂得破格选拔人才。在这种情况下，人才不能自卑，不能消极等上级分配工作，而应该积极主动挑重担。而各位董事，更应该向曹操学习，为了集团的利益，大力选拔人才，那怕并不是本企业内部的人才。
关羽斩杀华雄后，张飞大叫要乘胜追击，杀进关去，活捉董卓。然而袁术还是执迷不悟，怒斥张飞为“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甚至说：“都与赶出帐去！虽然曹操强调论功行赏，不要计较贵贱。袁术还执意不听，甚至以“退股”相威胁。结果搞得大家不欢而散，曹操也只好暗中使人犒劳抚慰刘关张三人，如果不是曹操如此搞些小动作，恐怕就没有三英战吕布的好戏了。
本来张飞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这也确实是进攻董卓的一次好机遇，然而身居高位的袁术却思想僵化，无可救药。袁绍和其他董事也目光短浅，不能仗义执言。结果打了胜仗还不开心，只有曹操既能当众主持公道，又能为集团的合作搞些“小动作”，真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由此亦可见曹操能成气候的必然性。
华雄被杀后，董卓、吕布率大军同诸侯对阵，吕布武艺高强，连败诸侯几阵，幸亏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奋不顾身，竭尽全力，方才扭转战局，杀得吕布，董卓大败而逃。这说明企业集团在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一个或一类拳头产品还不足以击败对手，应该设法组织系列优秀产品参与竞争，以其在市场上彻底压垮对手。
董卓、吕布逃入虎牢关后，据关死守。袁绍令孙坚进兵。孙坚则带程普、黄盖二将至袁术寨中相见，孙坚义正词严的说：“董卓与我，本无仇隙。今我奋不顾身，亲冒矢石，来决死战者，上为国家讨贱，下为将军家门之私，而将军却听谗言，不发粮草，致坚败绩，将军何安？”袁术无言以对，只好命令斩进谗之人，向孙坚赔罪。孙坚这样做，不仅是出了一口气，也打击了奸佞小人。他能带动人们不畏权势，仗义执言。有利于集团内树立正气，压倒邪气。
董卓败退关内后，又派心腹将领李傕来收买孙坚。李傕对孙坚说：“丞相所敬者，惟将军耳，今特使来与将军结亲，丞相有女，欲配将军之子”。孙闻言大怒，据理痛斥董卓，李傕。吓得李傕抱头鼠窜。董卓一伙无奈，只得迁都洛阳，以避诸侯之锋。从这里可以看出，企业集团之间在竞争中，可能用各种手段互相收买对方骨干，这些骨干应该以大义为重，坚定维护本集团利益，维护全社会利益，绝不可朝秦暮楚，见利忘义。孙坚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堪为今人表率，他的态度，是导致董卓迁都的关键。如果后来诸侯都奋起追击，则可大功告成。
董卓迁都后，孙坚和诸侯先后驱兵入关，本当乘胜追击。袁绍却和诸侯按兵不动。尽管曹操挑明厉害，指出董卓是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是天亡之时。”力主追击，袁绍和众诸侯还是说不可轻动。曹操只得引本部军马追击，结果中了董卓的埋伏，曹军势单力薄，被杀得大败而归。
曹操的意见和动机本来都是好的，可惜袁绍和众诸侯未能响应，使得一场本来可以大获全胜的竞争发生了转折,以失败而告终。曹操以大局为重，虽败犹荣。袁绍和众诸侯后来在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从这里就可以予见得很清楚了。今天的一些企业集团在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较量中，如果在法律上，道义上，市场上占了上锋。还要众志成城，一鼓作气，致对方于死地，不可让对方苟延残喘，度过难关，休养生息，从新危害市场。如果只让个别企业与对手较量，孤军作战，很容易造成失败，影响大局。
孙坚在率兵救灭宫中余火时，偶然得到传国玉玺。以为有当皇帝的福份，于是藏匿下来第二天向袁绍“托疾辞归”。不料却被人向袁绍告密，当众对证，弄得孙坚和袁绍几乎相杀，结果孙坚强行率军回长沙。曹操回来后，以诸侯的行为为耻，引本部军马投扬州去了。公孙瓒等诸侯也逐渐离散，各回旧地。一个声势浩大的“企业集团”终于瓦解了。
孙坚本来是这个“企业集团”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董事。奋不顾身，身先诸侯，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却经不住传国玉玺的诱惑，为“企业集团”的瓦解拉响了导火线，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这令人有点意外。这当然说明了各位董事始终要以大局为重，经得起名和利的考验。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指责孙坚。应该看到，孙坚的行为是在对本集团丧失信心后产生的。时势造英雄，也可以造就其他人物，我们应该致力于造就一个一致对外的良好气氛。在这样一个好的气氛下，孙坚就会发挥虎将的作用，如果大家都打小算盘，也难怪孙坚会产生私心杂念。
人们说，得人才者得天下。这要看怎样理解。十八路诸侯几乎云集了天下英才，后来瓜分天下的曹操，刘备、孙坚（及其子弟）都率将佐聚集在这里，这三方面的人马确实也竭尽全力，然而不但未得到天下，反而以失败告终。正应了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的老话。其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主要领导人袁绍、袁术优柔寡断，私心颇重，素质低劣。企业家的素质决定企业的命运。企业的家底纵然不错，而决定企业命运者素质低劣，仍然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导致企业的衰亡。
人们说：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也要看怎样理解。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正是顺天应人，民心所望。然而不但未得到天下，反而以失败告终：其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他们在大的行动决策时是顺乎民心民意的，而在许多具体行为上却大失民望；袁绍不带上将颜良，文丑参加这次大行动，鲍信破坏军纪欲抢头功，袁术扣发孙坚粮草。袁术，袁绍先是压制关羽，后又不论功行赏，在取得重大胜利后又不团结一心，乘胜追击。后来连孙坚也藏匿玉玺，托病回江东。这一系列的具体行为都是不得人心的，是和总的行动决策相背离的。它使得总的行动决策无法贯彻下去，只能以失败告终。
十八路诸侯结成同盟是一个松散型的“企业集团”，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到一起，虽说是统一指挥，但各部军马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他们高兴则合在一起，不高兴则离散而去。那位董事做了有害大局的事，也没有处罚措施。那个企业为集团公司立了功劳，也得不到奖赏。这都是值得今天的企业集团引以为鉴的现象。如果各个企业的利益不能和集团公司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集团公司对下属企业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而无力引导调配，集团公司的规模优势只能是空话。集团公司的机构也只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集团公司的离散衰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本来，十八路诸侯以顺讨逆，名正言顺，在政治上和军事实力上又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孙坚击败华雄，关羽斩华雄，三英战吕布，先后达到三次高潮。诛灭董卓，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结果反而以曹操先败诸侯离散，大失天下所望而告终！分析其中失败的原因，可以为今人搞好企业集团提供有益的借鉴。
十八路诸侯结盟犹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而盟主袁绍是这个“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董事长”的袁绍实力雄厚，占的“股份”大，声望高，无形资产也十分可观，可以说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但他作为“总经理”来说，要具体处理“企业集团”的日常工作，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素质上过不了关。屡屡丧失良机，最终导致了“企业集团”的溃散。今人喜欢将董事长兼总经理，两副重担一肩挑，其实是不必一概如此的。董事长按股份多分点红是应该的，重要的决策和人事调配也可以管一管。日常具体工作可以另交总经理处理。如果，十八路诸侯挑选曹操任“总经理”的话，那显然将击败他们的“市场”竞争对手董卓。
袁绍在“企业集团”任职后，“次日筑台三层，遍列五方旗帜，上建白旌黄铖，兵符将印”，诸侯郑重其事的请袁绍登坛宣读盟词。盟词痛斥董卓作乱，表明了众诸侯同赴国难，共讨董卓的决心。众诸侯见袁绍辞气慷慨，都禁不住“涕泗横流”。这犹如今人大做“广告”，痛陈假冒伪劣产品倾销市场，危害广大消费者利益，决心用正宗优质产品驱逐假冒伪劣产品，满足广大消费者的愿望，这个“广告”应该说还是做得成功的，不仅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还激发了各个“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在第一次“董事会”上，曹操，袁绍和各位“董事“纷纷做了必要的发言。大家的发言表明愿意同扶国家，赏功罚过，听从指挥等内容。形成了共识，这说明大道理一般并不难懂，光听发言没有用，主要要看行动。
诸“董事”形成共识后，“董事长”便开始人事分工，首先安排其亲弟袁术为“后勤部长”，“总督粮草，应付诸营，无使有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官是个肥缺，是个极重要岗位，应该选择一个责任心强，办事公道，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北海太守孔融是圣人之后，四岁就让梨知礼，本来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徐州刺使陶谦，西凉太守马腾为人忠义，本来也不错。可袁绍一掌权就任人惟亲，安排其无才无德的弟弟担此要职，为该集团的离心离德埋下了祸根。
袁绍任命其弟担任要职后，即选任另一个重要职务：先锋大将。这个职务既重要，又危险。袁绍却采用“招标”制，长沙太守孙坚“投标”，愿为先锋大将。孙坚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勇猛善战，部下人才甚多。结果“中标”上任，杀赴战场。这也表明了拥有“拳头产品”的骨干企业战领市场的渴望。
“董事会”内有个济北相鲍信，惟恐孙坚夺了头功，“暗拨其弟鲍忠，先将马步军三千，径抄小路，直到关下挑战”。结果被华雄一刀斩于马下，活捉其将校极多。致使十八路诸侯初战失利。且长了董卓，华雄的嚣张气焰。这说明企业集团内部，应该协调一致互让互利，该是谁的市场就是谁的市场，谁搅乱了市场就要制裁谁。
孙坚在鲍忠被斩的不利形势下，仍主动向华雄挑战，斩杀其副将华轸，并乘胜攻汜水关，被华雄兵马凭关挡住。孙坚一面报捷，一面向袁术催粮。然而袁术却听从小人之言，惟恐孙坚打破洛阳，杀了董卓，成了气候，故意不发粮草，欲使孙坚部涣散，致使孙坚部兵士心乱，被华雄趁机袭寨，大败孙坚兵马，杀其大将祖茂。这就说明了袁绍任人惟亲的危害，而袁术作为“董事副总经理”办事不公，惟恐本集团的其他企业胜过本企业，不惜助长竞争对手，导致转胜为败，这是值得今人引以为诫的。今人对此应该是防有措施，罚有条律的。
华雄斩杀祖茂后，乘胜向诸侯挑战。又连斩俞涉，潘凤两将，致使诸侯失色，袁绍也只能叹气说：“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在此，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从袁绍的话可以看出：在同强大的市场竞争对手竞争中，应该把技术尖子，业务尖子都用上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企业负责人不要认为竞争是集团大家庭的事，小家庭可以留一手。致使集团无竞争力，导致失败。
此时，幸亏关羽挺身而出，愿意去斩华雄之头献于诸侯。可是，袁术一见关羽地位低下，即怒斥关羽欺诸侯无大将，要将关羽赶下去，袁绍也说让一个马弓手出战会让华雄看笑话。多亏曹操力排众议，关羽坚持出战，方才得以斩华雄。由此可以看出，一些集团的负责人虽然身居高位，却毫无见识，只知道排资论辈，不懂得破格选拔人才。在这种情况下，人才不能自卑，不能消极等上级分配工作，而应该积极主动挑重担。而各位董事，更应该向曹操学习，为了集团的利益，大力选拔人才，那怕并不是本企业内部的人才。
关羽斩杀华雄后，张飞大叫要乘胜追击，杀进关去，活捉董卓。然而袁术还是执迷不悟，怒斥张飞为“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甚至说：“都与赶出帐去！虽然曹操强调论功行赏，不要计较贵贱。袁术还执意不听，甚至以“退股”相威胁。结果搞得大家不欢而散，曹操也只好暗中使人犒劳抚慰刘关张三人，如果不是曹操如此搞些小动作，恐怕就没有三英战吕布的好戏了。
本来张飞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这也确实是进攻董卓的一次好机遇，然而身居高位的袁术却思想僵化，无可救药。袁绍和其他董事也目光短浅，不能仗义执言。结果打了胜仗还不开心，只有曹操既能当众主持公道，又能为集团的合作搞些“小动作”，真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由此亦可见曹操能成气候的必然性。
华雄被杀后，董卓、吕布率大军同诸侯对阵，吕布武艺高强，连败诸侯几阵，幸亏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奋不顾身，竭尽全力，方才扭转战局，杀得吕布，董卓大败而逃。这说明企业集团在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一个或一类拳头产品还不足以击败对手，应该设法组织系列优秀产品参与竞争，以其在市场上彻底压垮对手。
董卓、吕布逃入虎牢关后，据关死守。袁绍令孙坚进兵。孙坚则带程普、黄盖二将至袁术寨中相见，孙坚义正词严的说：“董卓与我，本无仇隙。今我奋不顾身，亲冒矢石，来决死战者，上为国家讨贱，下为将军家门之私，而将军却听谗言，不发粮草，致坚败绩，将军何安？”袁术无言以对，只好命令斩进谗之人，向孙坚赔罪。孙坚这样做，不仅是出了一口气，也打击了奸佞小人。他能带动人们不畏权势，仗义执言。有利于集团内树立正气，压倒邪气。
董卓败退关内后，又派心腹将领李傕来收买孙坚。李傕对孙坚说：“丞相所敬者，惟将军耳，今特使来与将军结亲，丞相有女，欲配将军之子”。孙闻言大怒，据理痛斥董卓，李傕。吓得李傕抱头鼠窜。董卓一伙无奈，只得迁都洛阳，以避诸侯之锋。从这里可以看出，企业集团之间在竞争中，可能用各种手段互相收买对方骨干，这些骨干应该以大义为重，坚定维护本集团利益，维护全社会利益，绝不可朝秦暮楚，见利忘义。孙坚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堪为今人表率，他的态度，是导致董卓迁都的关键。如果后来诸侯都奋起追击，则可大功告成。
董卓迁都后，孙坚和诸侯先后驱兵入关，本当乘胜追击。袁绍却和诸侯按兵不动。尽管曹操挑明厉害，指出董卓是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是天亡之时。”力主追击，袁绍和众诸侯还是说不可轻动。曹操只得引本部军马追击，结果中了董卓的埋伏，曹军势单力薄，被杀得大败而归。
曹操的意见和动机本来都是好的，可惜袁绍和众诸侯未能响应，使得一场本来可以大获全胜的竞争发生了转折,以失败而告终。曹操以大局为重，虽败犹荣。袁绍和众诸侯后来在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从这里就可以予见得很清楚了。今天的一些企业集团在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较量中，如果在法律上，道义上，市场上占了上锋。还要众志成城，一鼓作气，致对方于死地，不可让对方苟延残喘，度过难关，休养生息，从新危害市场。如果只让个别企业与对手较量，孤军作战，很容易造成失败，影响大局。
孙坚在率兵救灭宫中余火时，偶然得到传国玉玺。以为有当皇帝的福份，于是藏匿下来第二天向袁绍“托疾辞归”。不料却被人向袁绍告密，当众对证，弄得孙坚和袁绍几乎相杀，结果孙坚强行率军回长沙。曹操回来后，以诸侯的行为为耻，引本部军马投扬州去了。公孙瓒等诸侯也逐渐离散，各回旧地。一个声势浩大的“企业集团”终于瓦解了。
孙坚本来是这个“企业集团”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董事。奋不顾身，身先诸侯，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却经不住传国玉玺的诱惑，为“企业集团”的瓦解拉响了导火线，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这令人有点意外。这当然说明了各位董事始终要以大局为重，经得起名和利的考验。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指责孙坚。应该看到，孙坚的行为是在对本集团丧失信心后产生的。时势造英雄，也可以造就其他人物，我们应该致力于造就一个一致对外的良好气氛。在这样一个好的气氛下，孙坚就会发挥虎将的作用，如果大家都打小算盘，也难怪孙坚会产生私心杂念。
人们说，得人才者得天下。这要看怎样理解。十八路诸侯几乎云集了天下英才，后来瓜分天下的曹操，刘备、孙坚（及其子弟）都率将佐聚集在这里，这三方面的人马确实也竭尽全力，然而不但未得到天下，反而以失败告终。正应了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的老话。其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主要领导人袁绍、袁术优柔寡断，私心颇重，素质低劣。企业家的素质决定企业的命运。企业的家底纵然不错，而决定企业命运者素质低劣，仍然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导致企业的衰亡。
人们说：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也要看怎样理解。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正是顺天应人，民心所望。然而不但未得到天下，反而以失败告终：其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他们在大的行动决策时是顺乎民心民意的，而在许多具体行为上却大失民望；袁绍不带上将颜良，文丑参加这次大行动，鲍信破坏军纪欲抢头功，袁术扣发孙坚粮草。袁术，袁绍先是压制关羽，后又不论功行赏，在取得重大胜利后又不团结一心，乘胜追击。后来连孙坚也藏匿玉玺，托病回江东。这一系列的具体行为都是不得人心的，是和总的行动决策相背离的。它使得总的行动决策无法贯彻下去，只能以失败告终。
十八路诸侯结成同盟是一个松散型的“企业集团”，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到一起，虽说是统一指挥，但各部军马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他们高兴则合在一起，不高兴则离散而去。那位董事做了有害大局的事，也没有处罚措施。那个企业为集团公司立了功劳，也得不到奖赏。这都是值得今天的企业集团引以为鉴的现象。如果各个企业的利益不能和集团公司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集团公司对下属企业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而无力引导调配，集团公司的规模优势只能是空话。集团公司的机构也只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集团公司的离散衰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
在董卓进京五个月后，新君改元，年号初平（190～193）。新年伊始，东部便已是义旗飘扬，关东联盟宣告成立，袁绍被推为盟主。据传闻，袁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起兵，是因为新年号与自己的字（袁绍字本初）有相合之处，认为起兵一定能获成功。但作为周、伍行政所要掩护的“运动”，起兵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统一起兵的讯号已经设计完成，由东郡太守桥瑁向各地发出，即“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所谓“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此前洛阳政变中袁绍与太傅袁隗“矫诏”诛杀宦官党羽，性质雷同。之所以要伪造这份三公的公文，用意有二：
一是，使州郡起兵得以成立。这里可以发现袁绍当年建议何进招募外兵的痕迹。同时也是官僚行政思维的体现。即便是举非常之事，也要“循规蹈矩”，先破除州郡不得随意募兵的障碍，在制度上寻找到起兵的合法性。
二是，把董卓树为国贼，标示出此次起兵是正义之举。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移书”的用语比较含糊，所谓“云见逼迫”，这受到逼迫的对象是三公、朝中名士，还是天子？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移书”的全貌，枉自疑虑而已。可是，这份疑虑并不多余。如果是三公、朝中名士的话，就难言国难，此次起兵，至多是士大夫的自救行为。那么这受到逼迫的对象就应该是天子了。可是，这天子是废帝，还是新君呢？如果是废帝，那么，新君成于董卓之手，亦当成为攻伐之的；如果是新君，起兵就无意义可言，袁绍等人还是回朝面君，与董卓同殿称臣的好。照此思路来看，受到逼迫的应该是废帝刘辩，国难的生成源于董卓的废少立献。而此前朝臣在废少立献之际的默然无语，虽有纵容的一面，要规避的是少帝和太后的还政，但在地方州郡长官这里，却又可得到新解。在太后亡故之后，来指斥废少立献，搬除董卓，少帝重新归位，士大夫自当是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功臣。而此种思维上的周折，的确是汉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后来还将出现，到那时，又将回到对献帝的认同上了。
“移书”发出，州郡响应。参与关东反董联盟的人马众多，按照起兵的地域划分，可见：
1�冀州——渤海太守袁绍、冀州刺史韩馥。
2�兖州——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
3�豫州——豫州刺史孔伷、颍川太守李旻、陈国相许玚。
4�徐州——广陵太守张超。
5�青州——青州刺史焦和。
6�荆州——后将军袁术、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长沙太守孙坚。
7�并州——西河太守崔钧。
8�司隶——河内太守王匡。
另外，还有：刘备，这位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室宗亲，参与了毋丘毅在丹杨的募兵活动，大概是随毋丘毅返京后，被授官下密丞，未就职，后有同曹操前往谯沛募兵的经历，因此得以会盟。关于曹操的谯沛募兵，可能是他第二次募兵，即前往扬州募兵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刘勋，史书上称他作故虎牙都尉，与袁绍一同起事；张杨，曾受大将军何进派遣，前往并州募兵，得千余人，后留在当地讨伐“山贼”，很可能就是和白波军作战，队伍不断壮大，关东联盟成立后，前往与袁绍会合。这样看来，中平六年袁绍献计引外兵入京的八支队伍，半数成为义兵。匈奴单于於扶罗，随张杨归附袁绍。
从兵力在洛阳外围分布来看，主要有四大集团：
1�西北集团——进驻河内（治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冀州刺史韩馥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作为后勤保障。张杨、於扶罗则屯于漳水一带。
2�中部集团——进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的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曹操等部。
3�西南集团——进驻颍川（治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孔伷、李旻。
4�南部集团——进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孙坚部。
西北集团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前锋已经布防于河阳津，隔河与洛阳相望，最早进入临战状态。
中部集团除张超（张超是张邈弟）的广陵兵外，其他是清一色的兖州子弟兵。
西南集团以豫州兵为主，后孔伷部融入中部集团，李旻部并入南部集团。
南部集团的主力是孙坚的长沙兵，战斗力极强。
关东联盟业已集结完毕。作为一个充斥着名士且多是现任的东汉地方州郡长官组成的联盟，使我们的诸多悬疑为之释然：周、伍行政绝非真心要与董卓合作。袁绍等人出逃，与京官外任州郡是联盟成立的前奏。而东汉中后期以来面对皇权的变异，士大夫企盼强臣的出现，渴望武装的支持。然而在剔除了变异皇权的毒素后，却迎来了武人对皇权的践踏，强臣并没有终结政治的败局，却最终促成了士大夫群体的武装化。
既然如此，关东联盟就应该凭借武力同董卓一决雌雄，解放皇权，恢复士人政治。可是事实却与之相背离。
关东联盟成立后，我们只发现有两部人马在主动出击：一是曹操率弱旅战于汴水，虽有张邈的策应，但还是被凉州军打得溃不成军，曹操只能退出战场，前往扬州募兵，以便再战；一是孙坚在南部的孤军奋战。孙坚曾经与董卓共事一场，对于董卓多少有些了解，他曾向当时主持西部军事的张温建议，将抗命不遵的董卓，军法从事。此番与董卓交兵，凉州军并未占到丝毫便宜。董卓就曾叮嘱手下，对孙坚要多加留心。而正是这位让董卓忌惮的孙坚，却受到了自己人的暗算，负责其后援的袁术，不给军粮。没有饭吃，这仗还怎么打？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场景呢？难道关东联盟的诸家牧守们不思进取，是惧怕董卓的武力？
当时尚在朝中、还能得到董卓信任的郑泰就曾经为董卓分析过盟军与董卓军的优劣，大意是讲关东百姓忘战日久，没有战斗力，袁绍等人平日养尊处优，没有将帅之才；董卓就不一样了，身经百战，熟悉军事，手下将士都是天下强勇。结论是：盟军人数虽多，却中看不中用，董卓自然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两军对垒，力量的强弱，是客观存在。如果一味地强调它，也就失去了集合武力的意义。况且，郑泰是士大夫安插在董卓身边的耳目，他的真实用心，无非是再次扰乱董卓的判断，而董卓也确实觉得郑泰是个可用之才，一度想把洛阳军事托付给他。
即便是惧怕了董卓的武力，也不至于断人粮草，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吧！而关东联盟的结而不战，直至最终解散，却另有缘由。要解读它，还需随着董卓的“清醒”慢慢道来。
董卓能够“清醒”，得益于他从西部的忧虑中解脱了出来。白波军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向东部，西部交通还可保持通畅，董卓稍稍舒了口气。而面对要发动东征的盖勋和皇甫嵩，能够帮助董卓的，却不是武力，而是皇权。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明摆着就是要剥夺皇甫嵩的军权。随后，天子诏书发出，征皇甫嵩入京任城门校尉。胸怀忠义的皇甫嵩便匆匆踏上了进京的道路，将谋士梁衍的话置于脑后。
此前，梁衍在看到董卓发来的诏书时，就清楚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能行诛杀宦官之举，但他却不能尽忠国家社稷，滥杀无辜，随心摆布皇权，废少立献，现在又征调将军进京，此次进京，将军凶多吉少，大则会遭遇不测，小则会受到董卓的侮辱。而将军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号令海内，讨伐逆臣，这样，袁绍在东，将军在西，董卓就成了瓮中之鳖，会乖乖地束手就擒的。”
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实在是举手之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内奸”，割断盟军与朝堂的联络。周毖、伍琼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军事上转入进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进攻姿态，暗自却将主力渡河绕到盟军背后，趁其不备，发动进攻，盟军被击溃。洛阳西北压力得以减轻；在洛阳南部，董卓军与孙坚的长沙兵陷入拉锯战中，一时胜负难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点中盟军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着鸩酒去见废帝弘农王辩，告诉他：“把它喝下去，会驱除邪恶。”业已成年的刘辩又怎能不知道这其中的杀机。但，他又能做怎样的抗争呢？“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在凄婉的歌声中，十八岁的弘农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弘农王的死，极大地冲击了盟军的心神。原本抱有否定董卓废帝行为的关东联盟，顿时失去了前进的坐标。毕竟，否认废少立献，就意味着要恢复弘农王的皇统。而弘农王一死，摆在盟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承认献帝皇统，听任武人的摆布；二是另立皇统，与洛阳现政府彻底决裂。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联盟中部大营中的州郡长官们在酸枣宣读了一纸盟辞，大意是说：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盟辞写得慷慨激昂，闻之倒也令人振奋。国难中展现臣节，印证的是士人舍身取义的价值观，是值得褒扬的行为。但较之此前的三公移书，就不难发现，在这里国难已经变更，新国难成于“毒杀弘农”，献帝仍旧没有得到尊崇。就此点而言，盟军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可惜的是，只想以死抗争，“粉身碎骨”了，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天子，终极的政治目标就没有找到，人们无所适从。
而在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俨然谁登坛场，灾难就将降临似的。最后主盟者却是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的，盟辞发自功曹之口，究竟能代表哪一方的意愿呢？而袁绍、袁术、韩馥、王匡等尚在各自营盘中，对此表现淡然，缺少了他们的会盟，酸枣会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是要分割士人刚刚积聚的武装，以酸枣之众去面对凶残的董卓吗？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政治目标的酸枣盟辞只不过是应时的文章，它不具有丝毫的约束力，至于盟辞所郑重言及的对毁盟者的制裁，只是闪过耳边的咒语，又有几人会相信它的效力呢？之后的日子里，酸枣诸军悠闲地屯扎在营地中，诸将们则日日在高歌纵酒。
在董卓进京五个月后，新君改元，年号初平（190～193）。新年伊始，东部便已是义旗飘扬，关东联盟宣告成立，袁绍被推为盟主。据传闻，袁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起兵，是因为新年号与自己的字（袁绍字本初）有相合之处，认为起兵一定能获成功。但作为周、伍行政所要掩护的“运动”，起兵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统一起兵的讯号已经设计完成，由东郡太守桥瑁向各地发出，即“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所谓“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此前洛阳政变中袁绍与太傅袁隗“矫诏”诛杀宦官党羽，性质雷同。之所以要伪造这份三公的公文，用意有二：
一是，使州郡起兵得以成立。这里可以发现袁绍当年建议何进招募外兵的痕迹。同时也是官僚行政思维的体现。即便是举非常之事，也要“循规蹈矩”，先破除州郡不得随意募兵的障碍，在制度上寻找到起兵的合法性。
二是，把董卓树为国贼，标示出此次起兵是正义之举。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移书”的用语比较含糊，所谓“云见逼迫”，这受到逼迫的对象是三公、朝中名士，还是天子？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移书”的全貌，枉自疑虑而已。可是，这份疑虑并不多余。如果是三公、朝中名士的话，就难言国难，此次起兵，至多是士大夫的自救行为。那么这受到逼迫的对象就应该是天子了。可是，这天子是废帝，还是新君呢？如果是废帝，那么，新君成于董卓之手，亦当成为攻伐之的；如果是新君，起兵就无意义可言，袁绍等人还是回朝面君，与董卓同殿称臣的好。照此思路来看，受到逼迫的应该是废帝刘辩，国难的生成源于董卓的废少立献。而此前朝臣在废少立献之际的默然无语，虽有纵容的一面，要规避的是少帝和太后的还政，但在地方州郡长官这里，却又可得到新解。在太后亡故之后，来指斥废少立献，搬除董卓，少帝重新归位，士大夫自当是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功臣。而此种思维上的周折，的确是汉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后来还将出现，到那时，又将回到对献帝的认同上了。
“移书”发出，州郡响应。参与关东反董联盟的人马众多，按照起兵的地域划分，可见：
1�冀州——渤海太守袁绍、冀州刺史韩馥。
2�兖州——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
3�豫州——豫州刺史孔伷、颍川太守李旻、陈国相许玚。
4�徐州——广陵太守张超。
5�青州——青州刺史焦和。
6�荆州——后将军袁术、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长沙太守孙坚。
7�并州——西河太守崔钧。
8�司隶——河内太守王匡。
另外，还有：刘备，这位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室宗亲，参与了毋丘毅在丹杨的募兵活动，大概是随毋丘毅返京后，被授官下密丞，未就职，后有同曹操前往谯沛募兵的经历，因此得以会盟。关于曹操的谯沛募兵，可能是他第二次募兵，即前往扬州募兵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刘勋，史书上称他作故虎牙都尉，与袁绍一同起事；张杨，曾受大将军何进派遣，前往并州募兵，得千余人，后留在当地讨伐“山贼”，很可能就是和白波军作战，队伍不断壮大，关东联盟成立后，前往与袁绍会合。这样看来，中平六年袁绍献计引外兵入京的八支队伍，半数成为义兵。匈奴单于於扶罗，随张杨归附袁绍。
从兵力在洛阳外围分布来看，主要有四大集团：
1�西北集团——进驻河内（治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冀州刺史韩馥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作为后勤保障。张杨、於扶罗则屯于漳水一带。
2�中部集团——进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的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曹操等部。
3�西南集团——进驻颍川（治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孔伷、李旻。
4�南部集团——进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孙坚部。
西北集团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前锋已经布防于河阳津，隔河与洛阳相望，最早进入临战状态。
中部集团除张超（张超是张邈弟）的广陵兵外，其他是清一色的兖州子弟兵。
西南集团以豫州兵为主，后孔伷部融入中部集团，李旻部并入南部集团。
南部集团的主力是孙坚的长沙兵，战斗力极强。
关东联盟业已集结完毕。作为一个充斥着名士且多是现任的东汉地方州郡长官组成的联盟，使我们的诸多悬疑为之释然：周、伍行政绝非真心要与董卓合作。袁绍等人出逃，与京官外任州郡是联盟成立的前奏。而东汉中后期以来面对皇权的变异，士大夫企盼强臣的出现，渴望武装的支持。然而在剔除了变异皇权的毒素后，却迎来了武人对皇权的践踏，强臣并没有终结政治的败局，却最终促成了士大夫群体的武装化。
既然如此，关东联盟就应该凭借武力同董卓一决雌雄，解放皇权，恢复士人政治。可是事实却与之相背离。
关东联盟成立后，我们只发现有两部人马在主动出击：一是曹操率弱旅战于汴水，虽有张邈的策应，但还是被凉州军打得溃不成军，曹操只能退出战场，前往扬州募兵，以便再战；一是孙坚在南部的孤军奋战。孙坚曾经与董卓共事一场，对于董卓多少有些了解，他曾向当时主持西部军事的张温建议，将抗命不遵的董卓，军法从事。此番与董卓交兵，凉州军并未占到丝毫便宜。董卓就曾叮嘱手下，对孙坚要多加留心。而正是这位让董卓忌惮的孙坚，却受到了自己人的暗算，负责其后援的袁术，不给军粮。没有饭吃，这仗还怎么打？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场景呢？难道关东联盟的诸家牧守们不思进取，是惧怕董卓的武力？
当时尚在朝中、还能得到董卓信任的郑泰就曾经为董卓分析过盟军与董卓军的优劣，大意是讲关东百姓忘战日久，没有战斗力，袁绍等人平日养尊处优，没有将帅之才；董卓就不一样了，身经百战，熟悉军事，手下将士都是天下强勇。结论是：盟军人数虽多，却中看不中用，董卓自然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两军对垒，力量的强弱，是客观存在。如果一味地强调它，也就失去了集合武力的意义。况且，郑泰是士大夫安插在董卓身边的耳目，他的真实用心，无非是再次扰乱董卓的判断，而董卓也确实觉得郑泰是个可用之才，一度想把洛阳军事托付给他。
即便是惧怕了董卓的武力，也不至于断人粮草，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吧！而关东联盟的结而不战，直至最终解散，却另有缘由。要解读它，还需随着董卓的“清醒”慢慢道来。
董卓能够“清醒”，得益于他从西部的忧虑中解脱了出来。白波军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向东部，西部交通还可保持通畅，董卓稍稍舒了口气。而面对要发动东征的盖勋和皇甫嵩，能够帮助董卓的，却不是武力，而是皇权。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明摆着就是要剥夺皇甫嵩的军权。随后，天子诏书发出，征皇甫嵩入京任城门校尉。胸怀忠义的皇甫嵩便匆匆踏上了进京的道路，将谋士梁衍的话置于脑后。
此前，梁衍在看到董卓发来的诏书时，就清楚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能行诛杀宦官之举，但他却不能尽忠国家社稷，滥杀无辜，随心摆布皇权，废少立献，现在又征调将军进京，此次进京，将军凶多吉少，大则会遭遇不测，小则会受到董卓的侮辱。而将军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号令海内，讨伐逆臣，这样，袁绍在东，将军在西，董卓就成了瓮中之鳖，会乖乖地束手就擒的。”
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实在是举手之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内奸”，割断盟军与朝堂的联络。周毖、伍琼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军事上转入进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进攻姿态，暗自却将主力渡河绕到盟军背后，趁其不备，发动进攻，盟军被击溃。洛阳西北压力得以减轻；在洛阳南部，董卓军与孙坚的长沙兵陷入拉锯战中，一时胜负难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点中盟军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着鸩酒去见废帝弘农王辩，告诉他：“把它喝下去，会驱除邪恶。”业已成年的刘辩又怎能不知道这其中的杀机。但，他又能做怎样的抗争呢？“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在凄婉的歌声中，十八岁的弘农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弘农王的死，极大地冲击了盟军的心神。原本抱有否定董卓废帝行为的关东联盟，顿时失去了前进的坐标。毕竟，否认废少立献，就意味着要恢复弘农王的皇统。而弘农王一死，摆在盟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承认献帝皇统，听任武人的摆布；二是另立皇统，与洛阳现政府彻底决裂。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联盟中部大营中的州郡长官们在酸枣宣读了一纸盟辞，大意是说：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盟辞写得慷慨激昂，闻之倒也令人振奋。国难中展现臣节，印证的是士人舍身取义的价值观，是值得褒扬的行为。但较之此前的三公移书，就不难发现，在这里国难已经变更，新国难成于“毒杀弘农”，献帝仍旧没有得到尊崇。就此点而言，盟军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可惜的是，只想以死抗争，“粉身碎骨”了，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天子，终极的政治目标就没有找到，人们无所适从。
而在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俨然谁登坛场，灾难就将降临似的。最后主盟者却是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的，盟辞发自功曹之口，究竟能代表哪一方的意愿呢？而袁绍、袁术、韩馥、王匡等尚在各自营盘中，对此表现淡然，缺少了他们的会盟，酸枣会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是要分割士人刚刚积聚的武装，以酸枣之众去面对凶残的董卓吗？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政治目标的酸枣盟辞只不过是应时的文章，它不具有丝毫的约束力，至于盟辞所郑重言及的对毁盟者的制裁，只是闪过耳边的咒语，又有几人会相信它的效力呢？之后的日子里，酸枣诸军悠闲地屯扎在营地中，诸将们则日日在高歌纵酒。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大家彼此彼此啊···学校出的什么破题啊！！！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哈 你也是要写一篇关于十八路诸侯讨董失败原因的文章吧
感谢楼上的小孩，帮了我大忙啊
感谢楼上的小孩，帮了我大忙啊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主要是因为 他们各怀鬼胎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