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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
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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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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