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的零星暴行
从1936年到1944年，纳粹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种族歧视的法案，它们被统称为《种族法》。希特勒实行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是由杀害德国本国的残疾人开始的。德国残疾人在人种上也是“雅利安”人，但却被纳粹视为“劣等人”，后来纳粹将“劣等人”的范围扩展到吉卜赛人、犹太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
为了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洁性，清理德意志的基因库，将“人类不平等”这一思想制度化，纳粹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1933年7月纳粹政府颁布了《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即绝育法，主张对患有各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病人实行强制绝育；1933年11月颁布《反危险惯犯法》和《安全和改革措施法》，授权将反社会者关进国营医院，对性犯罪者实行阉割手术；1935年9月颁布《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二者统称纽伦堡种族法，正式在法律上排斥犹太人、吉卜赛人、黑人；1935年10月颁布《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即婚姻卫生法，要求对整个人口进行甄别审查，防止患有“遗传性退化疾病”的人结婚。短短两年间，德国因“缺陷”而被强制实行绝育的人数竟高达5万。
1938希特勒授权实施一项屠杀身心残疾婴幼儿的“儿童安乐死计划”，该计划的受害者约为5000人。1939年希特勒启动了屠杀成年残疾人计划。纳粹医生和医院院长公然叫嚣：“解决精神卫生领域问题的方案必须是一个能够消灭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们医院的病人太多，把他们打死好了，这样你们就会有地方了”。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称：“一些根据人道判断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根据纳粹专门执行安乐死的机构统计，70273人被“消毒”。根据这份统计，在未来10年内安乐死的执行可为帝国节省885439980马克，13492440公斤肉类和香肠。残疾人安乐死的计划进一步在德国占领区扩大实施，大规模屠杀吉卜赛人和犹太人，这就是前文提到的进行所谓“最终解决计划”，在整个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被纳粹杀害的无辜平民达600万人以上。 19世纪末期，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和鸦片的欧洲商船从广东回到汉堡港。船上走下一群中国人。他们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时间，被囚在船舱底下做供暖工或机房工。 20世纪初，从中国回来的欧洲商船渐渐多了起来。商人们开始同意妇女在船上作一些杂工。很多中国船员的妻子也跟着四处漂泊。日子久了，有些船员的家属因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随船队出发，被遗弃在汉堡。他们就结伴搭伙，在港口圣保利区搭个小屋或几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当1921年中国领事馆建立时，圣保利区首饰街一带已居住了2000多名华人。当时的《汉堡晚报》就称这一带是个“小中国”。1929年10月，来自浙江宁波的老海员陈纪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协会——“水手馆”。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曾和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德国需要中国的战略物资钨、铁、锰，要造枪炮就需要这些物资。而中国需要德国的枪炮，进行军事装备。所以，平安地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人，并没有像大多数犹太人那样早早收拾行李、变卖家当。相反，很多中国的士绅家庭子弟还选择到德国留学。 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纯净德国血统”政策，认为“五代都是德国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国人”。华人们被逼与德国太太离婚，理由是“会玷污日耳曼人的血液”。 1939年前后，二战一触即发，纳粹政权逐步加大对各国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国人开始逃离汉堡。特别是1941年，纳粹与中国断交，华人地位急剧下降。没过几个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馆、杂货店等都被迫关闭。但是仍有大约300多名中国人留守在首饰街。他们认为，纳粹最终抓的只是犹太人，对华人的举动只是战争环境造成的。
捏造“通敌罪”迫害华人风云突变，1944年5月初，“水手馆”陈老板等人接到纳粹内线的密信，说纳粹准备向中国人动手。当夜，100多中国人逃离唐人街。13日，200多个盖世太保在布雷希特的带领下，从首饰街两头包抄进来。他们以凭空捏造的“通敌罪”把剩余的130人全部逮捕。 盖世太保把无辜的华人关进了福尔斯布特盖世太保监狱。在狱中，中国人必须进行强制劳动，否则没有食物。3个月后，其中80人被投进位于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营”。由于集中营里的卫生状况很差，中国人又必须进行高强度劳动，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则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战结束后，德国向被屠杀的犹太人、平民和盟军战俘的亲属提供了大量的抚恤金，唯独对幸存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表示。他们认为当年对中国移民的大搜捕并非“种族灭绝行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有着本质区别。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汉堡才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如今，在首饰街街口，有一块漆黑的、牢牢镶嵌在墙上的铁牌，上面写着“这里曾是中国唐人街的旧址。”德国从那时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唐人街。 乌斯塔沙隶属克罗地亚，二战期间为纳粹傀儡“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武装组织，纳粹德军的走狗，伪军；德国人上台后就对塞尔维亚人大开杀戒，做法十分残忍。战后乌斯塔沙被南斯拉夫人民政府审判惩处，绝大部分乌斯塔沙分子被南斯拉夫人民军枪决或劳教；几个头目逃亡到了国外，但最后基本都死于南斯拉夫特工之手。
乌斯塔沙于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成立，其目标是让克罗地亚由南斯拉夫独立，其领导人巴维里契（Ante Pavelich）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有密切关系，并且领取其津贴。1941年德国与意大利进攻南斯拉夫，乌斯塔沙组织的军队便趁此时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并加入轴心国阵营。而且乌斯塔沙组织也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
乌斯塔沙的标志是一个大写的印刷体字母“U”。这个标志很容易被到处粉刷。它的一个变体是在顶上加一个“+”号，意为十字架。
乌斯塔沙当时信奉纳粹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种族上的“纯”克罗地亚，并且视生活在克罗地亚与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为他们的主要障碍。这样，1941年5月，乌斯塔沙政府部长米勒·布达克、米尔柯·普克、密洛凡·詹尼茨等人宣布了乌斯塔沙的目标：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改信天主教；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驱逐出境；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必须被彻底消灭。
纳粹意识形态同时也带来的一个小问题：克罗地亚人本身是斯拉夫人，这样按照纳粹的标准，他们自己反而成了劣等种族。为此，乌斯塔沙的理论家们不得不编造一套理论用来证明克罗地亚人起源于“非哥特文化”，从而使自己步入雅利安人的行列。
乌斯塔沙领导层的家庭成员中有犹太血统或塞尔维亚血统的，会被授予“荣誉雅利亚人”的头衔。但是，一些低级别的乌斯塔沙分子不得不依靠杀害自己的塞尔维亚妻子或孩子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乌斯塔沙把斯拉夫穆斯林看成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不同的是，穆斯林并不受迫害。他们有的参加了乌斯塔沙的克罗地亚国防军，有的参加了乌斯塔沙的种族清洗活动，甚至还有的参加了纳粹德国党卫军，组成了党卫军第13“圣刀”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一师）和党卫军第23“短剑”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二师）。乌斯塔沙政府甚至把萨格勒布的一座前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
除此之外，乌斯塔沙反对工业化和民主化。
据说乌斯塔沙政权在二战期间从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那里掠夺了价值3亿5千万的黄金。大约1亿5千万被英军截获，但是，剩余的2亿到达了梵蒂冈，并且至今依然存贮在梵蒂冈银行里。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来自梵蒂冈的压力，但美国加利福尼亚法院仍然授权审理此案，并依法否认自身的这一行为越权。
1945年乌斯塔沙被由铁托率领的人民军击溃，克罗地亚再度并入南斯拉夫。
乌斯塔沙组织虽然达成了克罗地亚的独立，但是乌斯塔沙政权却同时残酷地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根据统计，乌斯塔沙建立超过十个集中营，杀害达九万三千人；但是塞尔维亚人的切特尼克组织也杀害不少克罗地亚人，这都是导致南斯拉夫族群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