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如何评价16世纪欧洲专制王权的历史作用作

Answer 1

十六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表征，资本主义萌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由简单的手工协作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然要求挣脱为封建经济服务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则正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场以宗教为形式的社会变革，它给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十五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东欧的波兰、俄国都已普遍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仅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但整个欧洲制度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封建制度又不同于东方的封建制度。 东方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一元一体”制的，封建皇权自始至终都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势力长期臣服于皇权，虽偶尔能弄潮一时，却从未在政治、经济、思想诸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世俗王权是封建制度的唯一总代表；西方的封建制度则可以说是“二元一体”制的，这多出的“一元”就是教会封建主义，这样欧洲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大体就由世俗封建主义和教会封建主义两部分构成。二者势均力敌，彼此交替消长，既相互区别排斥而自成体系，又相互交融渗透。在西欧，提到封建主义就不能不提到教会封建主义，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封建主义其实主要是指罗马天主教会，称其为封建主义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封建主义形态。 首先，在政治上，罗马教廷实行以教皇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教皇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决定教区的划分；教皇还通过教职任命在建立了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组成的封建教阶等级制，遍布欧洲各国的大小教区，实际是听命于教皇的封建行政区；教廷拥有法庭、监狱，可以更改国家法的判决，同时也不断粗暴干涉各国的内政；其次，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罗马的教廷及其教会更是欧洲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因而也是最大的封建主，天主教会至少拥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教会土地上的农民不但要受名目众多的赋税徭役的剥削，而且还受到什一税和高利贷的盘剥；最后教会神学思想更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主体，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正是由于中世纪欧洲教会的特殊形态，罗马天主教会成为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欧洲“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西欧（尽管有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他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①因此反封建就必须要反对罗马天主教。因此，当时的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以反对天主教为形式的反封建运动。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首先爆发于德国，随后迅速向周边蔓延并逐渐从一种地方性的斗争转为全民族的甚至全欧洲的规模斗争。它与天主教的斗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思想上与天主教三大理论支柱的斗争。 罗马教皇维护封建制及其地位的神学理论支柱主要有三点即教皇最高权威论，“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教士特权论。正是这三根支柱禁锢了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让人们终日活在对“原罪”的恐惧里，活在对“救赎”的追求中，使人失去了进取之心。而宗教改革时产生的新的宗教观则让人重新又获得自由。 首先，针对教皇最高权威论，路德提出了新的教皇观。他认为基督教的首领是基督而不是教皇，教皇仅仅是罗马的主教和牧师。“教会在世界上不能有一个头，世上也没有人能统治它，主教和教皇不能统治它，只有在天上的基督是头，也只有他统治。”②这一观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另外，加尔文也说：“我们所谓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旨意，也就是上帝自己决定了世界上每个人的成就。”③“上帝创世以前，他已藉着基督拣选了我们。”④这里加尔文也把人的一切直接归于上帝，他以上帝的绝对权威论就否定了教皇的权威。 其次，针对“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路德指出了圣礼观，主张减少和简化圣礼，至于圣礼的作用他则认为：“我们教会教导人，设立圣礼不单是要作为上帝恩赐我们旨意的标志和见证，为要激励并坚定领受圣礼之人的信心……因此，我们教会弃绝那些人说，圣礼的本身使人称义，而不说相信罪得赦免的信仍是为领受圣礼所必要。”⑤而对“善功”赎罪论，路德则说：“你唯有因信才能得救，即令你无法行别的，也能得救。”⑥在路德眼中“信”才是最重要的，而并非“圣礼”，并非“善功”。 最后，针对教士特权论，路德又提出了“平信徒皆为祭司”的理论。他说：“让每一个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确知：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彼此没有分别，即是说，我们对圣道和一切圣礼都有同等的权。”⑦由此，路德就剥下了教士神圣的外衣，否认了他们的特权，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 这样，宗教改革就首先从思想上解除了当时人们的禁锢，而思想的解放则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使人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并从思想上为人们接受新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