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怎样“以诗为词”的
“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1、宋以前的词人在词牌外极少用标题，苏轼的不少词不但用标题，有的还有小序。苏轼开始把词变为缘事而发的抒情诗体。
他的词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有了标题和小序不但交代了词的写作时间地点和缘起，而且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内涵。
2、苏轼第一个大量用于词，用这种方法引发联想，扩充语言内涵。在词中用典，也开始于苏轼。
《江城子·密州出猎》典型叙事纪实，作者用了李斯、汉羽林军、孙权、冯唐四个典故，将射猎打虎的过程，穷形尽相，表达了作者的壮志未酬和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3、苏轼就是这样在写词时化用诗意、口语、典故，将诗的表现方法移植到了词中，浓缩叙事，深婉抒情，运用自如，丰富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
自此，词昂首阔步迈入了文学的殿堂。词不再是“小道”，而成为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4、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对词解释：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
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
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主要武器，即是把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是对词境的大力拓展，给当时内容狭窄柔软乏力的软绵绵的词风，注入了诸多新的血液，使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艺术表现力增强，艺术风格焕然一新，因而极大地增强了词的活力。
意义影响
苏轼对词的革新是一种完全自觉的行动，使词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北宋词坛。其意义在于改变了词的旧传统，增加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体式，促使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式样。这种对词的革新，在词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也毋庸讳言，“以诗为词”对词的艺术个性有所削弱、消减，对唐五代宋初词的体格特征有所异化，是词向诗的特征的某种程度的回归。然它终竟代表了词的一种发展的新趋向。与他同时的黄庭坚、晁补之、李之仪、贺铸等人。
其词都有某种程度的诗化倾向，是他词体革新的同盟军。其后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等词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以诗为词”得到了继续与承传。到了陆游所处的时代，“以诗为词”已成为词的主调了。
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
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流播，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格律诗体。它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
诗与乐的结合，在其初期音乐明显地占着支配地位。从五代至柳永，词为艳科，填词以协律为要，表意以婉约为宗，词附庸于音乐。作者要制词，必须先依曲子的节拍长短，倚声入调。到苏轼时代，词逐渐脱离音乐而变为“不歌而诵”。特别是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与诗的渊源这一角度，力求摆脱音律对词的束缚，使词风突变，解放了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吷庵手批东坡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苏轼对此颇为不满。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