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是政敌还是朋友呢？
苏轼
北宋神宗在位十八年（1068一1085年)，年轻的神宗皇帝有感于国家的积贫积弱，锐意改革，大胆起用了曾上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王安石，王安石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副宰相和宰相，手中有了大权，大力推行新法，意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新法的推行引起了很大争议，朝中大臣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激烈。神宗皇帝真是做到了“用心不疑，疑人不用”，但凡是王安石不用的人统统贬斥或挂起来，连司马光、文彦博、富弼、范纯仁这些做过宰相的大员都纷纷避居洛阳。苏轼原来在家守孝三年，回到京城，发现天下变了，到处都是附和王安石的人；而认为新法过于激进、引起百姓更加赤贫的苏轼，显然不合时宜了。
不用说，连要求外放的苏轼日子也不好过，他写诗文反映百姓疾苦，被认为是攻击皇上的新政。王安石手下的黑干将自然不会放过他，找他的毛病，连贬几级，“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就是苏轼的遭遇。
肯定有很多人会疑惑，苏轼后半生的坎坷遭遇，究竟是王安石与苏轼的个人恩怨呢，还是仅仅因为政见不同？苏轼与王安石的个人关系到底怎样？
我觉得，二人之间完全是政见不和，而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
苏轼身陷乌台诗案
先说苏轼这边。
以苏轼的个性，他是个光明磊落、风光霁月之人，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他说自己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走到哪里都有朋友。他所做的一切都处于公心，他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给皇帝写了一封万言书，对新政的推广提出异议，石沉大海后，又连上了两份万言书。申请外放后，苏轼又不断撰写诗文，讽刺新政。
比如，苏轼写过一首题为《山村》的诗，其中有“岂是闻诏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的诗句，讽刺王安石的“均输法”里食盐买卖由国家专卖后，村民连盐也吃不上了。给苏轼带来牢狱之灾的诗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本来是吟咏柏树的诗句，却被他们挖空心思说是对皇帝的大不敬，罪名是攻击皇帝，说皇帝是九泉下的“蜇龙”。王安石的干将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寻章摘句，把苏轼打入死牢，后发配黄州。
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他把人人都当好人，而他的妻子则警告他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对他讲“速成的友情靠不住”。
其实，了解苏轼的人都知道，他在政治上是以“持平”态度出现的。他曾经在新党王安石下台后，旧党司马光上台，把新政统统推翻时，他却认为新政中可取之处应予以保留，不必一棍子打死。他的这个言论又引发旧党的极大不满，所以旧党上台也不重用他。
这种两头不落好的情况说明，苏轼并不是为讨好什么人，并不是非站在哪一派上，而是有独立思考，谁对国家有利就听谁的。
王安石
再说王安石这边。
王安石确实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生活中邋里邋遢的人，如他不爱洗澡，不讲究吃穿等。他总要把一套衣服穿破了才知道换，别人就在他去澡堂子时，给他把旧衣裳换掉，而他却浑然不知；吃饭时，他只吃摆在面前那盘菜，而对其他菜看都不看。一次，别人告诉他夫人，他家先生最喜欢吃鹿肉，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那盘鹿肉丝都被他吃完了。他夫人说，下次你换盘菜看看，果然他还是只吃面前的那盘菜。
很少有材料说到是王安石与苏轼过不去。据《宋史》与《宋元学案》记载，王安石有几次确实想治治苏轼，但都较轻，看不出是泄私愤来。王安石任用的官员，不少擅长结党营私、专拍马屁，因为有独立见解的人队新政有保留意见。所以乌台之狱，就是吕惠卿、舒亶这些小人搞的，这些人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这些整治苏轼的人物当中，又一个叫章惇，曾经是苏轼要好的朋友。这个章惇，曾跟苏东坡一起去游山，他竟敢跨越危险的独木桥到山涧对面题写“到此一游”的字句。苏东坡曾经拍着他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去杀人的。”章惇问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肯定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话应验了。这个章惇，整起老朋友来，丝毫不手软。
王安石骑驴
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这样评价他:“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基多”，《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与(司马)光素厚。”但在变法上，司马光却不顾及平素的交往，他是王安石新政最激烈的反对派。
苏轼与王安石在政见激烈冲突的同时，仍保持着私人交往。苏轼被贬在黄州做了四年零二个月的团练副使，之后往汝州，途经金陵，与退职在家的王安石相会，共览江山之胜。朱弁《曲侑旧闻》记载了这件事:“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苏、王一见，谈笑风生，乐而忘返，以致东坡之后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叹。
这次相会，使他们有所沟通，即使不是把前尘云烟一笔勾销，也没有怨恨之情。王安石谢世后，苏轼替哲宗皇帝撰写了一道《王安石太傅》的“制词”，“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苏轼又写过《昌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的“制词”，其中除两句以外，“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据这点看，两人的政治对立似乎并未消除。
在文学上，据野史小说记载，苏东坡很有些轻视王安石的地方。王安石《咏菊》诗有“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轼说“老夫糊涂”，春花凋谢，菊花怎么会零落呢，便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在《字说》中这样解释：“坡者，土之皮也”，苏轼则以“滑者，水之骨也”来反唇相讥。
但更多的佚闻，更反映二人的惺惺相惜。如在金陵，苏王二人“尽论古昔文字”，王安石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东坡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王安石读苏东坡的“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轼读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词也极口称扬:“此老乃野精也。”
苏轼的诗文不用说了，那是千古绝唱；而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也成为历代百姓耳熟能详的名句。
所以，我觉得，苏轼和王安石都是绝顶聪明的人物，在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容抹杀的一笔。但知人才能论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则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尽可能持平，而不被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这样才能真实地看到一个立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