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为什么默认东林党官员被魏忠贤残酷迫害？
日暮西山，其实明朝的灭亡到天启皇帝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土地的不断兼并与集中，官僚集团的腐败不堪，军事卫所和屯田的破坏，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女真努尔哈赤的不断骚扰......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
如果天启皇帝解决不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那么大明朝就会滑向无底深渊。
魏忠贤是天启皇帝手里起来的宦官，为什么天启皇帝要启用一个太监？因为当时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人浮于事，除了道学理学，限制皇帝思想和行为外，几乎毫无建树，他们名义上行的是道学理学的精神代表，实际上充当的是大地主大官僚和商贾巨富的代言人和保护伞。
腐败的官僚集团在皇帝之下已经没有半点“实践”活动，令行禁止成为一纸空文，皇帝的命令和裁决有利于官僚集团便很快执行，不利于的便不理不睬。党同伐异，你争我吵，东林党人几乎闭塞了所有通往皇帝以及皇帝命令的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天启皇帝只好启用身边信得过的太监，于是，魏忠贤才有了上位的机会。不得不说，明朝的文官集团因为缺乏有效的约束，俨然已经成为覆灭明朝的滔天洪水之一。
为什么说魏忠贤对于缓和明朝阶级矛盾还是有贡献呢？
魏忠贤本是天启皇帝的贴身太监，是非常忠于天启皇帝的，对于朝廷的局面看得是很透的，尤其是经历了“移宫案”后，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在当时已经随便可以左右皇帝的思想和行为了。万般无奈之下，天启皇帝只有依赖魏忠贤来对抗文官集团。于是，魏忠贤在天启皇帝的支持下，大肆捕杀东林党人。
天启五年十月，东林党“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忠、周朝瑞和顾大章下狱死后三个月，天启皇帝推出几条改革措施：一是降低田税负担。二是降低百姓养马负担。三是恢复万历年间的税监制度，派太监收商税充当经费。四是禁止官僚集团私自从商业活动中抽分。
本来，明朝的农业税并不高，可以说是历代最低之一，只有三十税一的比率，但是土地兼并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丈量无法进行，农民手里没有土地，故得益最大的还是大地主们，摊派在农民土地上的税负虽有所减轻，但是受益面过小，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百姓养战马是明朝的国策，到了明朝后期，养马的成本以及飙升，一匹马一年的开支相当于4-5户人家的支出，所以，天启皇帝看到这个问题，降低养马负担，算是对百姓的一条有利措施。
派太监征收商税是万历皇帝的搞法，其目的就是摆脱文官集团对财政权的控制，并增加国家收入，这对当时的国家财政是有利的，况且，万历皇帝征收商税的标准也不高，基本税率也处于三十税一的水平。
最后一条才是狠掐文官集团脖子的招数。因为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本身就是巨富商贾的代言人，且明朝允许官员经商，官商勾结的情况十分严重，权力与利益输送十分频繁，腐败不堪。
而要落实这几项改革措施，就必须对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实行铁腕手段，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天启皇帝不仅仅会玩木匠，而且比万历更强硬，更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和重点。
当然，天启皇帝的改革自然也受到来自于文官集团的强烈对抗，为了报复魏忠贤和天启皇帝，文官集团们不断口诛笔伐，他们在苏州织造冲击衙门的案子，直指收税的太监，而“黄山盗采木植案”则成为魏忠贤与地主豪强的一次典型斗争。如果魏忠贤镇不住文官集团，那么天启皇帝就落实不了他的改革措施。
天启皇帝所处的局势正是“内忧外患”之时，内有农民起义，外有辽东战事，国家正处在风雨飘飘之中，这可能是明朝皇帝最后一次力挽狂澜之机。而国家赖以行政的文官集团又处在“东林党”的控制之下，“东林党”又是大地主大官僚商贾巨富的代言人，他们几乎完全架空了皇权，只为自己争取利益，不顾百姓死活。
“移宫案”后，天启皇帝只得依靠太监魏忠贤，实行铁腕手段，打击抗衡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在此基础上，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来缓和阶级矛盾。
所以，对于魏忠贤迫害东林党官员，天启皇帝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