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梁启超写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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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光绪27年(1901年)
1901年,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梁氏是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又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于史学理论多有发明。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他反复申明,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并引用英人格林威尔的话说“画我须像我(Paint me as I am)”。这是他对自己为李鸿章作传的要求,就像他晚年所仍然主张的:“史家之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共有12章。第一章《绪论》讲评价李鸿章应有的心态,并给予他一个总的评价。梁氏说,西人有言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对于李鸿章,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但只不过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从中国清代以前和清朝的政治传统的角度,论述李鸿章作为一个重臣,时代为他创造历史所提供的空间,认为只有把李鸿章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给他比较准确的评价。第三章《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说的则是李鸿章的家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第四章、第五章《兵家之李鸿章》讲的是李鸿章在协助曾国藩攻剿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的崛起、淮军的创建以及所立之“军功”。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评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治绩,剖析了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特别是对其洋务思想的分析,颇中肯綮。“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论析了中日甲午之战的缘起,战争过程,失败的原因。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八、第九两章是《外交家之李鸿章》,李鸿章的为官生涯,半属外交。“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他说天津教案使李鸿章获得声誉,并不是李鸿章的外交才能使然,而是西方列强相互争战,无暇东顾之所成。中日天津条约为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祸根,签订马关条约是李鸿章在战前和战争进行当中所犯错误的一个结果。中俄密约对中国权益的出卖以及引起他国的竞相效尤,瓜分中国,李鸿章更是难辞其咎。第十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写的是马关条约签订后至八国联军侵华的几年间,李鸿章除三年闲居外,又奉命治理黄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第十一章《李鸿章之末路》写义和团之后,李鸿章与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又为中俄满洲条约所逼,在忧惧中病死。第十二章《结论》则是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的著名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意在多视角地审视李鸿章。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总评论是:李鸿章是一个不学无术、谨守范围的人。所谓“不学无术”,是指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他只看到西方富强的表面原因,而没有近代先进的政治思想,因此他担当不起挽救中国危机的责任;李鸿章在军事上建有功绩,但他杀的是本国人,在反击外国侵略方面则未见立业。外交上,只知运用小谋小智,弥缝苟安以待死,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联俄而反堕彼谋”。对清朝来说,他是重臣、忠臣,但他“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且自己“以豪富闻于天下”,在廉洁方面不能与三国时代之诸葛亮相比。与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如俾斯麦等相较,无论是在内政、军事、外交上,李鸿章均不能望其项背,“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
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对有关李鸿章的主要的历史事实的认定,与今天基本是一致的。许多地方的论断甚至还十分精辟,如对李鸿章的落后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对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进行期间李鸿章的失误的分析等;对李鸿章在办洋务、搞外交的种种失策以及给国家带来的严重损害也是据事直书。即使这样,梁氏却没有完全否定李鸿章,如肯定他开展洋务,说无论成效如何,但“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认为在处理外交上,李鸿章在清朝内最有能力和经验,无人可以代替他。清朝的衰败,不能由李鸿章一人负责。梁启超以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诗句抒发感慨,为李鸿章所作的辩护,明显地受到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此前鞭辟入里的分析多少有些不协调。
1901年,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梁氏是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又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于史学理论多有发明。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他反复申明,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并引用英人格林威尔的话说“画我须像我(Paint me as I am)”。这是他对自己为李鸿章作传的要求,就像他晚年所仍然主张的:“史家之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共有12章。第一章《绪论》讲评价李鸿章应有的心态,并给予他一个总的评价。梁氏说,西人有言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对于李鸿章,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但只不过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从中国清代以前和清朝的政治传统的角度,论述李鸿章作为一个重臣,时代为他创造历史所提供的空间,认为只有把李鸿章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给他比较准确的评价。第三章《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说的则是李鸿章的家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第四章、第五章《兵家之李鸿章》讲的是李鸿章在协助曾国藩攻剿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的崛起、淮军的创建以及所立之“军功”。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评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治绩,剖析了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特别是对其洋务思想的分析,颇中肯綮。“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论析了中日甲午之战的缘起,战争过程,失败的原因。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八、第九两章是《外交家之李鸿章》,李鸿章的为官生涯,半属外交。“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他说天津教案使李鸿章获得声誉,并不是李鸿章的外交才能使然,而是西方列强相互争战,无暇东顾之所成。中日天津条约为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祸根,签订马关条约是李鸿章在战前和战争进行当中所犯错误的一个结果。中俄密约对中国权益的出卖以及引起他国的竞相效尤,瓜分中国,李鸿章更是难辞其咎。第十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写的是马关条约签订后至八国联军侵华的几年间,李鸿章除三年闲居外,又奉命治理黄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第十一章《李鸿章之末路》写义和团之后,李鸿章与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又为中俄满洲条约所逼,在忧惧中病死。第十二章《结论》则是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的著名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意在多视角地审视李鸿章。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总评论是:李鸿章是一个不学无术、谨守范围的人。所谓“不学无术”,是指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他只看到西方富强的表面原因,而没有近代先进的政治思想,因此他担当不起挽救中国危机的责任;李鸿章在军事上建有功绩,但他杀的是本国人,在反击外国侵略方面则未见立业。外交上,只知运用小谋小智,弥缝苟安以待死,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联俄而反堕彼谋”。对清朝来说,他是重臣、忠臣,但他“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且自己“以豪富闻于天下”,在廉洁方面不能与三国时代之诸葛亮相比。与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如俾斯麦等相较,无论是在内政、军事、外交上,李鸿章均不能望其项背,“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
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对有关李鸿章的主要的历史事实的认定,与今天基本是一致的。许多地方的论断甚至还十分精辟,如对李鸿章的落后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对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进行期间李鸿章的失误的分析等;对李鸿章在办洋务、搞外交的种种失策以及给国家带来的严重损害也是据事直书。即使这样,梁氏却没有完全否定李鸿章,如肯定他开展洋务,说无论成效如何,但“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认为在处理外交上,李鸿章在清朝内最有能力和经验,无人可以代替他。清朝的衰败,不能由李鸿章一人负责。梁启超以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诗句抒发感慨,为李鸿章所作的辩护,明显地受到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此前鞭辟入里的分析多少有些不协调。
推荐于2016-02-05 · 知道合伙人文学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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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光绪27年(1901年),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
内容简介: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内容简介: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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