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个政治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稳定人心，集聚力量与匈奴决战。但他没想到，儒家文化之后真的被利用作为中国社会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文化。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
一、刘邦和项羽等，是以反对”秦法专制暴政”为由发动起义的，汉朝建立后，在官文化里，秦法依然是”罪大恶极”的，当然汉武帝也必须反对“秦法”，不可能公开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这涉及刘邦起义和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
二、秦朝的快速灭亡，在刘邦等人的思想里 ，当然也一定程度认为是秦法的错。所以，刘邦一统后，毫不犹豫就实行周朝的分封制。而儒家思想正是要恢复周礼的。重提尊儒是顺理成章。
三、刘彻从继位开始，就想要用兵对付周边形势了。经过一段的尝试，刘彻已经发现战争需要大量调集民力，这需要做好地方的工作，利用还存在的分封制可以把矛盾推给诸侯和地方政府，同时也让地方有政策的弹性去化解矛盾。
这是刘彻决定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
为什么说汉武帝决定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只是个幌子？其真正实行的是法家之道呢？
一、从刘邦的“约法三章”开始，其实汉朝的法律也是很多的，而且是严格执行的，尤其在惩罚偷盗，抢劫等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上，在调集民力、奖励生产和奖励军功上，汉朝和秦法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汉朝军队的奖惩制度是最严格、最复杂的，甚至超过了秦军。
二、汉朝刘邦实行分封制度的时候，就规定”非刘姓不能封王”，就已经说明刘邦也对周朝的分封制心存芥蒂。而且刘邦的中央财政税负普遍征收、封王的同时又设置郡县、各地均驻扎汉朝军队等措施，其实都一定程度保留了了秦朝的制度，而不是周朝的分封制。后来汉景帝又经多次削藩，汉朝的中央集权才逐步确立和巩固下来。刘彻能够发现，景帝传给自己的，是一个名誉上的“周朝”、事实上的“秦国”。再打出独尊儒术的旗号，可以避免儒家再次利用自己大作为时，又趁机制造舆论作乱，把自己搞成第二个秦二世。刘彻不可能看不到唯有法治才是大国之路，看不到秦国崛起并一统中原的法治精神的威力。刘彻从文景之治和削藩，当然知道儒家弹性文化、表里不一的危害，而不会真的授权给满嘴仁义道德的诸侯们去管理国家和社会，对社会强取豪夺了。
三、儒家思想是讲究仁义和礼让的，汉武帝刘彻上台开始，就准备一雪汉朝长期受匈奴压迫、和亲政策的耻辱，他就根本没想过用”仁义和礼让”解决内外矛盾。事实上是：刘彻刚登基，就发动了征服东南的战争，为北击匈奴解决后顾之忧。刘彻任用的张汤，主父堰，卫青，霍去病，没有一个是儒家思想的人。刘彻在整顿朝纲时，已经开始训练军队了。通过法家的奖励生产、奖励军功、奖惩面前人人平等，才聚集起巨大的国力南征北战。征服东南、占据河套地区，又占据河西走廊、漠北一战灭匈奴、又占据新疆并驻军，打通丝绸之路……。刘彻为中华民族立下的功勋是巨大的。而这一切，都不是在儒家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的。
汉武帝最后因深感自己连年战争，尤其漠北之战耗尽中华民力，导致民不聊生，深感愧疚，发《罪己诏》向天下谢罪，决定息兵罢战，休养生息。但此时一眼望去，汉朝已无威胁了。汉朝己成为当时东亚大地上的唯一强大帝国，也是世界最强大的大帝国。这个时候，也许，儒家思想才开始抬头了。但是，汉武帝也不久，就离开人世了。
从汉武帝的行为看，他根本不喜欢儒家思想。他的治国方略，与商鞅，赢政如出一辙，只是的确多了点对百姓的”仁爱”，但是北击匈奴，彻底解除匈奴对北方的袭扰，谁能说不是对百姓一种”仁爱”？汉武帝也可以选择和亲政策，挑选皇家公主嫁给匈奴，每年向匈奴孝敬大量物资即可。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为发展经济减少了欺诈，包括杜绝了官家收粮食的欺诈行为，难道不是“仁爱”?!所以，仁爱的标准是很弹性的，汉武帝很清楚。秦始皇为抵御匈奴才修了长城，而且是维修不是新建，却就搞得厌声四起。关键是秦国实施法制使得儒家文人大量失业，趁机作乱。而刘彻做得彻底剿灭匈奴的壮举，与嬴政修长城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差别就是：刘彻吸取了嬴政的前车之鉴，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招牌，封住了儒家文人之口，北击匈奴才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
刘彻如果再活20年，也许就”独尊法家、兼顾墨家，废除儒家”了。
“独尊儒术”在汉以前是行不通的，因为周分天下，礼学崩溃，百家学说兴起，阴阳、儒、墨、名、法、道等诸家学说各有市场，特别是法家和道家，越到战国末年越是蓬勃。汉初时，高祖刘邦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让百姓休养生息，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自然思想上遵循的便是黄老学说。这种政治、经济、思想政策一直持续到武帝登基。但随着国家生产力的提高，这一政策已经无法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必须要有一个宣传一统观念的理论去潜移默化影响世人。就在这时，董仲舒出现了。
董仲舒虽为一介书生，但却从汉武帝甄选人才的考场上脱颖而出，他凭借的就是如下的这套理论。他说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只有尊孔子之术，勿使其他道学并进，才可一统。董仲舒的这一番言论就是让武帝尊儒术一道，确保思想上的统一，以利于政治上的统治。
这番言论深受武帝的推崇。在武帝看来，秦王朝独尊法家学术，虽然严厉有效，却不适合汉朝应用，而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他面临的形势相适应。就这样，儒家思想取代道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一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然而，汉武帝所尊儒术，就是真正的儒术吗？孔子在确立儒家思想时，本是反对绝对君权的，但董仲舒等儒生的理论却是为绝对君权服务，他们将“天命”、“尊卑之制”、“贵贱之差”、“三纲五行”这类观点加入儒家思想，将变形的儒学送给统治者，统治者则顺理成章地利用其为自己服务。与此同时，武帝虽然没有采纳法家学术观点治国，但其实行使的严刑苛政无一不是遵循法家原则。
汉武帝到了晚年昏聩至极，将儒、法抛诸脑后，一心钻研黄老之术。他笃信方士、巫术，曾一度打算乘舟过海去寻神仙，还到全国各地遍访高人，寻求长生不老药。他在宫中铸造了一个巨型铜像，高二十丈，用手托盘承接晨露，再用露水调配药物每天饮用，以求延年益寿。
皇帝发疯，臣子、妃嫔也跟着荒唐。据说，迷信巫术在当时已形成一种时尚潮流，街市上、皇宫里，到处聚集着方士和神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对此追捧之至，社会各界广泛拥护。后宫女巫横行，向寂寞的嫔妃传授排斥他人的驭夫秘诀。在宫里，纸人、草人、木偶、铜像藏在各个角落。据说，用这些东西诅咒人，可以使被诅咒者神志不清，癫狂失控，不明不白地死去。不管巫蛊之术是否为真，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完全不顾儒学教义，一门心思带领全国走向求仙问道的道路。
由此可见，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皇帝玩的一场政治游戏。表面上道貌岸然地安抚天下，实则暗中以专制权术操控、愚弄世人。汉武帝是如此，以后的帝王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