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散文集的读书笔记(2)
巴金散文集的读书笔记
巴金这类记事抒情散文在“照亮人心”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着重写敌机狂轰滥炸、人民受难冲的“民众精神”、“工作精神”、“牺牲精神”和“文化精神”，而且将自身内心的感受与这种民众的精神融合成一体。他在战火中编《文丛》半月刊，以控诉敌人暴行，鼓舞人民斗志。他说：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记叙抗战的惨重场景，讴歌抗战的精神风貌，这是民族危难之际巴金散文的可贵风骨，也是巴金人格和信念的闪光。研究巴金散文的风骨，如前所说，必须将他的散文创作和他的生活道路、人格气质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巴金临难而不苟且，处危而自信。他在1932年以“佩竿”的笔名发表的一首小诗中，就在沉沉的黑夜呼唤着“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这“红灯”在散文中也多次出现，给寒夜里的人“一点勇气”，为荆棘丛中的行人“指示应该走的路”。很显然，它是光明、理想、信仰、真理以及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仁人志士的象征。这种象征性的描写，有时是“星”、“火”、“雷”，有时也可以是有生命的“飞蛾”、“龙”，甚至是一些为光明和信仰而战斗、而牺牲的友人们。写于1941年7月的《龙》，描写“我”和龙会见时的一段梦境。他们相互倾诉为“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而痛苦，叙述为“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而不倦地“往前面追求”。在漆黑的四周，龙“冲上天空”，“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但“意志不会消灭”;而“我”表示：“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巴金笔下的龙已人格化，巴金赋予它以勇士的形象、猛士的斗志和为人类光明的未来而甘愿自我牺牲的革命先驱的精神;文中的“我”是后来者，是“龙”的精神、意志的传人。“龙”与“我”融为一体，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先驱者融为一体，凝聚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高大形象。其中无疑地折射着巴金的人格、意志和精神，也寄托着巴金的感情、理想和信仰。正如左拉称赞都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那样，巴金也是“把他自己的个性与他要描绘的人物和事物的个性熔铸在一起”，作家和作品“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而又在作品里获得了再生”。(左拉：《论小说·个性表现》)
“动人情态何须多”——
几乎所有优秀散文家的作品都重情、重情理并茂，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巴金也不例外，但从风骨学的角度考察，巴金散文在写情理方面又有个性，即融真诚、纯朴、灼热于一炉。读巴金的文，就知巴金的人，知巴金的人，更懂巴金的文。巴金的散文往往以童心般的真诚和炭火般的情感去“感人心”，他“写得痛快、不追求“含蓄”，但他只要“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文思马上潮涌而来”。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庄子：《渔父》)，真是金石之言!试看现当代散文园地，“强”颜欢笑、“强”发愁绪为文者不乏其人，他们虽然苦苦寻找音韵铿锵、色彩浓烈、气象壮阔、语意缠绵的辞藻，有时一篇中也不乏巧妙的构思、生动的段落和细节。全篇最终给人留下的感觉却是故作姿态、空谷传响、虚无缥缈。问题的症结在于“强(qng)”和“伪”。散文第一要素是纯朴、灼热的真情，巴金散文在用情方面成功的基本要素恰恰就在于真挚和自然。
1932年巴金自剖说：“我的心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我的身体激动得发战。……我觉得我要是再不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也许就会被那心火烧成灰烬。”1941年又说：“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住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巴金的这一气质在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真切、鲜明。试读他的《我的眼泪》、《我的心》、《我的呼号》、《我的梦》和《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等，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号，那一句句要母亲“把我这颗心收回去”的祈求，那一阵阵诅咒“文章没有用处”的自我谴责，矛盾而近于绝望，狂热而近乎歇斯底里，其真情由“我”而发，却远非一己私情。其核心是“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而又报国无门。22岁时，巴金曾满怀年轻人的梦幻和壮志去国赴法，途中对故乡国土的养育之恩无限感激，对亲人友朋、秀水沃土无限爱恋，同时又因在同一片土地上亲人被旧礼教杀害、正义受到摧残、民主自由遭扼杀而无比的.痛苦。复杂感情的交织和煎熬，被离别的电光石火点燃，青年巴金的情感仿佛从心灵深处迸发了出来：
哟!雄伟的黄沙，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巴金：《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这篇散文简短，感情却真挚、灼热，尤为动人的是写出了20世纪初爱国、爱民、有朝气、有抱负的一代先驱和青年人的共同情感，鲁迅、郭沫若如此，闻一多、郁达夫等等莫不如此。“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和新文化战士，虽然尔后的人生之路有别，但都有一颗为国捐躯而又报国无门的心，他们矛盾、苦闷、挣扎过;他们追求、探索、渴望过。巴金是“‘五四’的产儿”，受“五四”精神的感染，唯其如此，他的一些作品才特别激动人心，能引起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鸣。
由此，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是，散文中感情的真和深的关系如何?怎样才能使作品的感情既真挚又有深度?一个时期来，人们习惯于大谈散文必须写“自我”，抒发作者一己的“真情”，往往忽视了这种“真情”的典型性、普遍性和时代性。固然深度的前提必须是真挚，但真挚的不一定就是有深度的。对真挚的更高的审美要求就是深度。要达到真挚和深度的统一，还需要作家和时代、和人民共同着命运和脉搏，对社会、历史、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力，以及艺术提炼和表现的才能。从这一层次观照，巴金的散文在真情和深度的统一方面，并不是篇篇珠矶，但毕竟不乏成功之作。巴金在这方面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对自己所写的内容从整体上饱含激情地加以提炼和开掘;二是用“点睛”之笔照亮和升华全篇。1937年3月到8月，巴金接连写了《死》、《梦》、《醉》、《生》等一组散文。《死》由回忆儿时幻觉中的“死”、成都军阀内战造成的“死”，到因传播无神论而被烧死在火柱上的布鲁诺的“死”、以及俄罗斯女革命家苏菲·包婷娜等的“死”结构成篇，看似互不关联，似乎颂扬“死”的安逸，实际上全篇颂扬了“为信仰而牺牲”，为他人的幸福而死、为更多人的“和平和欢乐”而死的“死的精神”!这样的“死”“同时也就是新生”，这时的“‘我’将渗透全宇宙……山、海、星、树都成了……人体的一部分”。通篇写“死”而无一处不写人生不朽的价值，情感真挚而有深度。《梦》，透过梦中的安宁和美好的动情的回忆，“诅咒”社会的黑暗;《醉》，透过字面揭示出：所谓“醉”，是指对“信仰”、对“希望”的“醉”，是指“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生》，从生物界科学的进化规律，写到阶级社会中“为多数人的生存”而“视死如归”的人生“才能长存在子孙后代的心里”，又从人的生存写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认为这就是不可抗拒的“生存的法则”。巴金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维持生存的权利是每个生物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这正是顺着生之法则。(巴金：《生》)
紧接着作者顺理成章、无可辩驳、坚定不移地写道：“侵略则是违反了生的原则的。所以我们说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应该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到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这是一篇对“生”的热情赞歌，更是一篇融形象、议论、抒情于一炉的声讨侵略战争的檄文，有作家独特的感受和见解，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情真意也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