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全文
全文：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
白话释义：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
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
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
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
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
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
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出处：出自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报任安书》。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任安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
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
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
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司马迁写了这封长信给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