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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这几年，有些电视剧拍得很好看，剧情起伏跌宕，表演功夫到家，观众不但爱看，看过之后还街谈巷议，赞不绝口，誉之为突破性的力作，如《雍正皇帝》、《走向共和》等等。但是，被精彩剧情所掩盖的历史观与思想倾向上的严重问题却被人们忽略了。比如，一个开历史倒车、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的专制暴君，却被《雍正皇帝》吹捧为勤政为民的贤君，一个妥协卖国、劣迹斑斑的李鸿章却被《走向共和》美化为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功臣。
对李鸿章的肉麻吹捧，笔者开始不知其意，后来看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并得知作者正是《走向共和》的策划人之一，方才明白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用意所在：凡是办洋务尤其是对外妥协的买办人物，他们都要加以美化，反之则加以丑化，为此不惜歪曲历史。
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北洋舰队丧师黄海
李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办洋务，而最大的洋务就是购买洋舰，组建北洋水师。为了这支北洋水师，清政府总计花费了上亿两白银，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而结果却一败涂地。李夸耀北洋水师“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而在实战中命中率却极低。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1/9。北洋水师之败，除了训练无素，还归咎于李鸿章的“弃战保船”战术，而这一战术的本质是李将舰队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愚蠢自私的“弃战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舰队在威海港内束手待毙，被日军全歼。如不是李鸿章的愚蠢和自私，甲午之败绝不至于如此之惨、如此丢人。清臣文廷式气愤地慨叹：北洋水师“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倘李鸿章等人有胆有识、意志坚定，不向日方求和，而将首都迁至西安，与日本作持久战，也不至于签订《马关条约》那样至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因为，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以当时日本的国力是无法与中国作持久战的，西方列强也不会坐视日本深入并独占中国腹地。总之，中国的甲午之败虽有其必然性，但败得如此之惨，进而给中国造成如此之深重的伤害，李鸿章难辞其罪。有人以清廷腐败、国力衰弱为李辩护，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也有左宗棠力挽狂澜、平定新疆的佳绩，故而李的妥协误国并不是时代局限和客观条件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再说说李的用人。在官场上，李着重培植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其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甲午战争中，李用了两个同乡，一个是陆军统帅叶志超，一个是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两个人，一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一个不懂海军，平庸无能，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宰相合肥天下瘦”
那么，李的品德如何呢？许多材料证明，李从办洋务中发足了洋财，成为“富甲海内”的大官僚大买办。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可见李在民众中的口碑之差。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作为朝廷大员，对于日本的侵略听之任之，只顾自己发财致富，李氏父子既然是这样的人，难怪日本在甲午战后与中方谈判赔款条约时，点名要和李氏父子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最能说明李鸿章品行的事情，是其1896年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中国专使赴沙俄时，与俄方签署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美化李鸿章的人一再否认此事，而证据只是沙俄财政部长维特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沙皇东宫档案资料却证明，维特没有说实话，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
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爬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其实，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使辽东半岛实际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可见，李鸿章受贿卖国有多方铁证。维特的否认是为了掩饰沙俄政府行贿的不光彩行为，并不足信。
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账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这件事情说明两点：一是沙俄惯于行贿伎俩，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俄方尚加以贿赂，对重臣李鸿章行贿以谋取在华利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二是许、李相比，形同冰炭，如隔云泥，三品顶戴尚知爱国拒贿，保全人格，而李身居首辅大臣之尊居然为钱财而出卖祖国利益，真是无耻之尤。了解李人品的清廷官员在其使俄之前即有所担忧，如张百熙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事情的发展果被张氏不幸言中。
至于生活上，有人吹捧李鸿章简朴，也是站不住脚的假话。事实恰恰相反，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某些人对李鸿章的吹捧，说句不好听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王八当圣贤，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观众的欺骗，也暴露了一些人的思想本质。
《人民论坛》 ( 2006年第20期 )
这几年，有些电视剧拍得很好看，剧情起伏跌宕，表演功夫到家，观众不但爱看，看过之后还街谈巷议，赞不绝口，誉之为突破性的力作，如《雍正皇帝》、《走向共和》等等。但是，被精彩剧情所掩盖的历史观与思想倾向上的严重问题却被人们忽略了。比如，一个开历史倒车、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的专制暴君，却被《雍正皇帝》吹捧为勤政为民的贤君，一个妥协卖国、劣迹斑斑的李鸿章却被《走向共和》美化为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功臣。
对李鸿章的肉麻吹捧，笔者开始不知其意，后来看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并得知作者正是《走向共和》的策划人之一，方才明白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用意所在：凡是办洋务尤其是对外妥协的买办人物，他们都要加以美化，反之则加以丑化，为此不惜歪曲历史。
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北洋舰队丧师黄海
李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办洋务，而最大的洋务就是购买洋舰，组建北洋水师。为了这支北洋水师，清政府总计花费了上亿两白银，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而结果却一败涂地。李夸耀北洋水师“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而在实战中命中率却极低。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1/9。北洋水师之败，除了训练无素，还归咎于李鸿章的“弃战保船”战术，而这一战术的本质是李将舰队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愚蠢自私的“弃战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舰队在威海港内束手待毙，被日军全歼。如不是李鸿章的愚蠢和自私，甲午之败绝不至于如此之惨、如此丢人。清臣文廷式气愤地慨叹：北洋水师“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倘李鸿章等人有胆有识、意志坚定，不向日方求和，而将首都迁至西安，与日本作持久战，也不至于签订《马关条约》那样至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因为，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以当时日本的国力是无法与中国作持久战的，西方列强也不会坐视日本深入并独占中国腹地。总之，中国的甲午之败虽有其必然性，但败得如此之惨，进而给中国造成如此之深重的伤害，李鸿章难辞其罪。有人以清廷腐败、国力衰弱为李辩护，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也有左宗棠力挽狂澜、平定新疆的佳绩，故而李的妥协误国并不是时代局限和客观条件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再说说李的用人。在官场上，李着重培植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其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甲午战争中，李用了两个同乡，一个是陆军统帅叶志超，一个是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两个人，一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一个不懂海军，平庸无能，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宰相合肥天下瘦”
那么，李的品德如何呢？许多材料证明，李从办洋务中发足了洋财，成为“富甲海内”的大官僚大买办。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可见李在民众中的口碑之差。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作为朝廷大员，对于日本的侵略听之任之，只顾自己发财致富，李氏父子既然是这样的人，难怪日本在甲午战后与中方谈判赔款条约时，点名要和李氏父子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最能说明李鸿章品行的事情，是其1896年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中国专使赴沙俄时，与俄方签署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美化李鸿章的人一再否认此事，而证据只是沙俄财政部长维特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沙皇东宫档案资料却证明，维特没有说实话，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
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爬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其实，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使辽东半岛实际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可见，李鸿章受贿卖国有多方铁证。维特的否认是为了掩饰沙俄政府行贿的不光彩行为，并不足信。
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账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这件事情说明两点：一是沙俄惯于行贿伎俩，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俄方尚加以贿赂，对重臣李鸿章行贿以谋取在华利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二是许、李相比，形同冰炭，如隔云泥，三品顶戴尚知爱国拒贿，保全人格，而李身居首辅大臣之尊居然为钱财而出卖祖国利益，真是无耻之尤。了解李人品的清廷官员在其使俄之前即有所担忧，如张百熙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事情的发展果被张氏不幸言中。
至于生活上，有人吹捧李鸿章简朴，也是站不住脚的假话。事实恰恰相反，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某些人对李鸿章的吹捧，说句不好听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王八当圣贤，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观众的欺骗，也暴露了一些人的思想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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