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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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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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崛起论”不断持续与升温,近来有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论述日益增多。国内舆论近乎是“清一色”的轻松笔调,相关部门为他们的片面重商主义找到了新的借口,而一些学者也不失时机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鉴于此,清晰认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实属必要。  “软体”变化比“实体”增长更可贵  中国自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400多亿美元,迅速提高到2004年的1.65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居世界第6位。经济年均增长9.4%,比世界均速快了6个百分点。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目前的第3位。利用外资连续12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国外有学者计量研究显示,1975~2000年间,中国经济全球化指数上升了2.14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了同期中国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了2.33个百分点。  相对于国民经济“实体”的增长,国民意识观念、企业经营方式、国家管理体制等“软体”变化更大、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也更久远。制度经济学研究揭示,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全球化使中国有了“后发优势”,大大节约了中国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时间就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曾经有着几千年封建经济统治、百余年殖民经济掠夺、数十年计划经济控制的经济体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容否认,全球化的确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  中国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化中获益  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自由化,因为始作俑者与积极倡导者主要是美国,因此有关国际经济自由化的一系列安排即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但是,“华盛顿共识”中的经济自由化是有选择的,即资本、商品与服务的全球自由化,劳动力与人员的流动仅局限在发达国家之间,后进国家受到严格限制。根据自由贸易经典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国际分工走获得相应收益。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依据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参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的方式,已经被国际社会誉为“北京共识”。概括起来,中国的比较优势有两类:  一是既有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强政府、人口众多与大国优势。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顺利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能迅速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内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并能够较好地控制因全球化冲击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人口众多使中国一直保持低廉的劳动力优势,这使得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极大的竞争力;中国幅员辽阔,生产率自东向西呈梯次分布,这为缓冲全球化冲击、延续改革开放成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二是新生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规模与范围经济。中国除了不断巩固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外,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取得长足进步,并将这些进步迅速不断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变现为收益。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企业的规模经济,而且形成了地区的范围经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三角区等不仅建立起发达的基础设施,而且确立起完善的生产供应链,方圆200公里内可以实现同一商品生产所需的全部采购,这便是美国《商业周刊》所惊呼的“中国价格”之重要秘密所在。  中国的净收益并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数据,并非都是从全球化中得来。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同样取得较快增长,只是被不恰当的政治运动所终止;从横向来看,与中国国情非常相似的印度,在经济相对封闭的情形下,也取得了国际称誉的成绩。在津津乐道中国从全球化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中国应对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与面临的风险。  中国应对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集中在:地区、城乡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环境生态污染加剧、人民的健康状况堪忧。198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GDP分别占全国GDP的50%、30%、20%,到2003年分别为58%、25%和17%。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1980~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由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4%提高到53%,中西部地区则分别由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70%下降到75%和59%。  此外,由于大量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一方面使中国煤电油运全面紧张,重大矿难事故不断,并迅速增加对国际资源的需求与依赖;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据中国科学院专家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7%,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全球化不仅使中国已经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还将使中国面临巨大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有: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对外经济摩擦加剧、国家安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显示: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经济规模要比中国大好几倍,但是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更加开放。2004年中国的贸易额占到全国GDP的70%,而在日本只有24%;2004年中国吸收了606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只有201亿美元。  国内有些学者以此来炫耀中国开放的成就,但是一些国际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中国改革开放前建立的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目前已严重受损,制造业中主要行业、产品品牌为外资所控制,作为“工业之母”的装备制造业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加工车间,而并非世界工厂;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形成了众多利益集团,它们凭借其掌握的雄厚的经济资源、强大的政治资源,以各种方式来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以确保其商业利益。  因此,中国参与全球化,在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巨大收益。西方“反全球化”人士所宣扬的惨痛代价,只不过是部分结构性调整导致的就业机会流失而已。实际上,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政府反对自由化、抵制“华盛顿共识”。从全球化的净收益角度来考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宣扬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要么是信口开河,要么是有意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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