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战争，法国给予援助了吗？
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出于，对英国政策的考虑，竟然支援了独立战争
前文已述，在美国独立战争之际，法国君主政体出于对英国政策的考虑，支援了独立战争。美国实现独立即英国的失败，表明法国实现了这一政策目标，但由于派遣援军，国库累积赤字不断增加，即财政危机越来越严峻。宫廷社会的浪费也成为人们斥责的对象。当然，财政危机同时也是政治危机。废除君主政体下的免税特权和平均赋税的主张就是应对财政危机的探索。商讨消除累积赤字的政策也就自然成为在凡尔赛宫召集的三级会议的主要议题。
这时也出现了社会经济危机。18世纪的法国虽然落后于英国，但从长期来看，其经济情况并不差，反而可以说是在缓慢地增长。但是，法国有时也会出现以农业歉收为起因的粮食危机和经济整体的收缩。1775年即是这样。各地频发起义活动，法国一时陷入“面粉战争”（Flour War）的混乱状态。1788年，即大革命爆发前一年，法国也因为恶劣气候而普遍出现自然灾害.
同时，因美国独立战争引发的法英冲突也告一段落。在1786年与英国缔结的通商条约，从法国方面来看是为了推动产业发展而从英国引进技术，但从结果看，英国商品的流入反而加大了经济危机。这些危机互相掺杂在一起。对此，君主政体没有立刻拿出有效的解决手段。政治决策的过程缓慢，在浪费时间的过程中，往日的权威逐步丧失，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可以说，推动局势的反而是君主政体一方。在1789年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国王亲自向全体国民历陈为解决危机而要实施的改革方案。那些此前未曾有过公开发言经历的人们，包括农民和市民在内，开始公开议论起公共政策。
从1789年1月到7月，据说从全国各地邮寄到政府的建议案多达六万份。社会全体政治化的状况开始出现。但是，明确以国王和王权为敌的言论尚未出现。无论是谁，头脑中都没有革命的愿望。倡导改革的领袖们所追求的不是否定王权，而是君主立宪。
这场时人未曾意料到的革命，自20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定性后，一直被称为“多重革命”。如日本法国革命史专家柴田三千雄的系列研究所显示，对“多重性”内容的理解也往往根据研究成果而发生变化。但是，这场革命是多重性事件的认识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应对复杂的重重危机，与此有关的人们从各自所属的阶层和立场出发，寻求满足要求和消解不满的方法。
这些主张和行动方式不一样的多重性活动，相互引起共鸣或者反对，决定了革命的整体走向。像在美国独立那一节一样，探究事件经过并非我们的目的，因此按我们的观点整理一下要点吧。多重性运动的第一层是贵族对开明专制的抵抗。到18世纪后半期，被视为统治贵族根据地的高等法院，与想要强化统治权力的国王政府间断断续续地展开了这样的对立。
如果追本溯源，所谓“高等法院”，原本是为辅弼王权而设立，但因其左右法律的登记注册，一旦得不到这个机构认可，即使是国王的命令也被视为无效。因此，贵族们就将高等法院作为对抗王权的据点。
在原有体制中享有特权的贵族，对于君主在废除中间阶层特权的改革中时而实施时而撤回的摇摆政治产生不信任感。更极端的情况下，一些被称为封建反动的贵族试图进一步确保或强化领主权。但是，即使包括这些行为在内，与其说它是一种反动，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原有体制中的地位，即贵族眼中的正当的地位与权利。这可以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
不过在贵族看来，借平等税赋之名，强加自上而下改革之实的君主政体违背了王国基本法，是在施行应该被责难的暴政。王权与特权贵族间保持的微妙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危机当中崩塌了。多重性运动的第二层是以富裕的市民阶层为中心。
从中产阶级立场出发，对旧体制的不满成为他们参与革命的前提。但是，这不是平民阶层对特权贵族的反感，或者对不自由的经济活动的不满。革命前的法国社会，一直保持着基于身份制的等级秩序。虽说是所谓的身份制，但并不是坚固稳定一成不变的。从平民上升到贵族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上层市民通过联姻和贵族结成亲戚也很常见。同时，君主政体之下存在卖官制的体系，附带贵族称号的官职也会售卖。从现在的任用体系来看，这大概是最难以理解的地方。但当时的官职买卖非但不是渎职，反而是一种公开的制度。君主政体拥有官职买卖的特权，将此作为国库收入的一部分。这样的做法反而给富裕市民获取具有贵族称号的官职的机会，也使他们能够较为容易地跨过通往贵族之路的障碍。但是，到了18世纪后半期，获取官职地位的道路开始被堵塞。
上升的道路无法充分发挥效果，产生了社会固化的状态。此外，平民出身的官位世袭阶层（officier）、行政官员、律师、法官、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一大批汇集在上一章所述的沙龙里，讨论各种各样改革政策的启蒙精英们。他们不仅参加巴黎的，还参加以各地城市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俱乐部的沙龙或团体。这些团体中的人们在革命爆发前，被称为爱国者或爱国团体，或者他们表现得近乎爱国团体。
在选举全国三级会议代表的集会、撰写改革提案的陈情书、对三级会议后的圣职者与贵族等特权阶层代表的政治安排、抵抗国王政府与国王军等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他们作为第三等级的代表，逐步形成了拥有变革意志的集团。在中央上，这些人是制宪会议的议员、支持立宪的雅各宾派俱乐部等政治团体的成员。在地方上，类似的俱乐部也汇集了大批成员。可以说，他们被形势所推，成为了革命的领袖。
第三等级的代表，在身份制上是平民的代表，但事实上也包括一些寻求变革的自由主义贵族和平民出身的下级教士。按照三个等级组成全国三级会议本身已经被视为一个不合时代的错误，追求君主立宪的第三等级的代表难以接受。事实上，三级会议也没有适应已经流动化的社会现实。下级教士出身的第三等级代表西耶斯在1789年1月发表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中这样阐述：“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
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这一虽然模糊但很断定的说法，展示了这个时期第三等级以及与第三等级感同身受的人们的心情。
通过构建基于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来克服危机，是革命之初掌握变革主导权的人们的想法。左右革命领袖行动的因素，不仅是与国王及军队、贵族及教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处于社会底层附近的人们所带来的影响，即城市民众和农民不断激化的公开行动。多重性运动的第三层是城市民众的动向。上文所述的1788年农业歉收，导致了巴黎粮食价格的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