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诗经的文学成就。
《诗经》可谓是历代民歌承袭的渊源,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出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评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又总结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扬。
2.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赋就是铺陈直叙,叙事描写、议论抒情都在其内,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如《卫风·氓》也以叙述和描写的手段写出了弃妇的遭际和复杂的心理情感。比就是比喻,也是《诗经》常用的表现手法。如《邶风·新台》是以整体形象作比,但多数篇章是具体的比喻。《诗经》的比喻运用得相当广泛,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兴就是托物起兴,是诗歌开头而引起下文的一种手法。有的只起开头的作用,但多数都有某种意义的关联,起到象征、烘托、联想、比喻等作用。《秦风·蒹葭》以秋景创造气氛烘托心境。赋、比、兴的手法常表现为综合的运用。 《卫风·氓》是一首古老的弃妇诗,在形式上是一首赋体叙事诗,但也兼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诗歌通过女主人公自述从恋爱、结婚到婚变及被遗弃的过程,反映了女主人公在爱情婚姻上的悲惨遭遇,以及心理情感的变化。全诗歌共六章:第一章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第二章写女主人公的思恋之情及结婚;第三章总结婚姻爱情的教训;第四章申辩自己无辜被遣;第五章写自己辛勤操持家务,却遭到粗暴的对待;第六章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诗在叙事上采用了概括叙述与细节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在抒情上运用了叙事言情、议论抒情及直抒胸臆的手法。诗歌综合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以赋为主,但比、兴手法也运用得相当出色。起兴中兼有比喻。而两处比喻也不是简单的明喻,而是运用了借喻和暗喻。诗歌的结构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线索;一条是按心理情感变化的抒情线索,情节的变换与情感的起伏变化交织在一起。 《秦风·蒹葭》是一首怀恋情人的恋歌。深秋的早晨,诗人望着那芦苇霜花的景象临水怀人,反复追寻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意中人,抒发着眷恋爱慕和惆怅失意的情怀。诗歌以赋法写成。每章开头两句是景物描写,它既是对眼前景物的客观再现,同时这种深秋时节的萧瑟、空旷、冷落的景象,也是以环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凄婉心境。接下的两句点出诗人所思念的对象,然而他的意中人却好象是在虚无缥缈之中,可望而不可即。最后四句诗人展开了反复追寻、苦苦求索的描写,透露出了诗人那眷恋企慕之情和求之不得的失望惆怅的意绪。全诗意在抒情,却无一“情”字,而是采用了以景衬情和叙事言情的手法,达到了曲婉动人的抒情效果,同时也创造出了凄婉而朦胧的意境。 3、复沓的章法和灵活的句式 产生于人民集体口头传唱的歌,自然形成了联章复叠形式,既便于记忆、传诵,又形成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句式既以四言为定格而又随机而变,表现灵活自如,如《王风·黍离》。 《王风·黍离》全诗三章采用重章叠唱的结构形式。每章都是先写景起兴,第一章用“彼黍离离,彼稷之苗”,二、三章则换为“穗”、“实”,这既是实写眼前的景物,也是以写景来起兴,而且“苗”、“穗”、“实”的变换暗示着时间推移,配合悲愤的感情,起到了步步深入的作用。然后是行为和心理描写:“行迈糜糜,中心摇摇。”最后是直抒胸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如果说前两句还是低回婉转地自我倾诉心中的忧愁,那么后两句则以一反诘句,把悲愤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诗歌也就此戛然而止。写得极其自然而又别致。此诗深沉的艺术感染力来自作者心灵的巨大痛楚,也来自高超的艺术手段。重章叠唱、反复吟咏、层层深入的艺术结构和写景、述行、心理描写、抒情的艺术手法妙融一体,创造了一种低回婉转而又悲痛欲绝的情境。方玉润说:“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诗经原始》)
4、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和谐的韵律。 《诗经》的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诗经》词汇丰富,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对人、事、物的各种特征,都能给予准确而形象的表现。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诗经》的语言风格大体说来,国风朴素自然,雅颂典雅庄重。动词、形容词的恰当的运用,用重言迭字拟声状貌,穷形尽相,声情毕肖,双声叠韵使声调更趋谐美。 《王风·君子于役》是一首思妇诗。诗歌以思妇的口吻表述了对久役不归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从侧面反映了战争和徭役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此诗最突出的艺术技巧,在于内心独白和细节描写的成功运用,使典型环境与心境情绪妙融一气。黄昏的意象与日常生活的画面烘托着思妇孤独寂寞、焦虑凄清的心境和意绪。此外,诗的语言自然朴素几近口语,却极富于表现力和形象性。此诗开启了后世闺怨诗的先声。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11]。《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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