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贾谊。
这是西汉初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贾谊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后,在治国方面提出的一个命题,该命题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
贾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民为国之本作了理论性概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贾谊集·新书·大政上》)翻译:人民的人,长远的根本原因,所以百姓的,大家族的,人们不能不害怕了所以百姓的,力气而不能去了。
这是对广大人民在政治斗争中所蕴含的伟大的力量的天才猜测,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由此出发,贾谊强调“爱民”“富民”。
一方面要重视人民的意愿,对人民施以德教,取消“聚法严刑”,另一方面要对人民“轻赋少事”,予民以福财,君子要保持富贵的统治地位,就必须予民以实际利益。
需知: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著有《新书》十卷。赋的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
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