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

Answer 1

               

      读大学时，常到老乡珍和娟寝室玩，她俩长得特好看，而“美”这个词天生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我们三成了好友。珍和娟的班主任就是诗人老师孙武军。

      一次我去她们寝室聊天，恰碰上孙老师也在她俩寝室隔壁。孙老师是八十年代朦胧派代表诗人，与顾城、舒婷同为全国第一届青春诗会诗人。孙老师教我们写作，1999年后调至宁波电视台社教文艺部任记者和编剧。珍与娟所在班级是孙老师在宁波大学教书时唯一一次当过班主任的班级，本就性格豪放的他，当了班主任后，如同亲生孩子般，与这班学生关系特好。他正与一群学生聊文学，聊人生，谈笑风生，还在试穿她们织的毛衣。那时作为诗人的孙老师光芒四射，是我们的男神。性格有点内向的我，站在长长的寝室走廊上，竟没胆子进去跟老师打个招呼。其实也不是我不想进去，我若进去，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好。

      读大学那会，我坐第一桌，最靠墙的第一桌，这位置是我亲自挑的。想起，我高中时也是坐第一桌，还是我主动与一个男同学换的。我永远喜欢无人干扰的清静世界，即使在一个集体组成的班级里，我还是会找到最清静的角落。大学的同桌叫马夏牧，她常跟我说：别人是父母爱情的结晶，而我是父母悲剧的结晶……后来才知道，眼界极高的她妈在新疆当知青，错配她爸，于是将一生的怨气都出在她身上。夏牧的脸圆溜溜的，黑里黑气，翘舌音浓厚，一口北方话。她有一双大眼睛，说起话来时不时往上翻，愤世嫉俗。其实她人特单纯，读书很用功。而我呢，每天安静地坐在那里，心不知飞至哪儿去。写作课上，孙老师偶尔会走过来与马夏牧说：你爸与我曾是舟山师专中文系同事……我就坐在旁边静静地听，从不插一句话，也从不与孙老师讲一句话。可大学毕业那么多年后，跟大诗人孙老师学诗的却是我。想起，人生真是奇妙的缘分！也想起，孙老师唯一当过的一届班主任里的三个女生，如今是我最好的朋友，其中两人的友情自大学时就开始。

      大学时的我们，一部分生活费国家补贴，工作包分配，就业前景压力小，日子也因此过一天算一天，很是逍遥。那时的我将老师布置的作文只当作业，完成了，就万事大吉。有一次孙老师上课，作文发了下来，一看，我作文下面空余的格子上满满的都是孙老师漂亮的红笔批文，洋洋洒洒四五百字，内心不由得一阵震荡，一阵惭愧。这篇作文本是我仓促而就，写时所花的时间，说不定还是他花在批改上的时间多。那么多年了，我犹记得这篇作文的题目叫《海的故事》。我从头至尾将此文又读了一遍，越想越惭愧，从此下定决心多看课外书，争取以后写出真正满意的作文，以对得起孙老师的细心批改。这低俗的理由如今想起，依然脸红。

      考进中文系时，我的高考成绩远远超过录取线，在班里成绩排名第二。记得当年与我同样分数的陈同学（如今在财政局），他高考估分与我差不多，因为是老乡，他叫我也填浙江财政大学。我不敢！那个年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个大学不容易，万一志愿填高了，大学就没得读了，我哪敢？结果高考分数下达后才知陈同学与我分数一样，他进了浙财大。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填志愿是莽打莽撞，简直是料事如仙的诸葛亮。哪有先填志愿再下达高考分数的？开玩笑一样的！许是迫不得已吧。那时电脑刚启程，电子信息不发达，全民还是电脑盲。

      姚远曾说，感谢大学时遇见了最好的写作老师。我也深有同感。写作课上，孙老师给我们讲卡夫卡、波德莱尔等一大堆外国作家，也读顾城、北岛等中国本土诗人的诗。虽说那时的我湮没在如流的才子才女们中间，慢慢地，我竟爱上了这个中文系的班级，爱上了我的专业—-汉语言文学，直至如今。

      大学毕业那年，按照教育局分配政策，所有的师范生都分到了乡镇，本科毕业的我们也不例外。我托了关系，最后分到了离城里最近的一个职业高中 —-宁海职教中心 。当时也没想过普高与职高的区别，以为地理位置好就行。很多事情“祸兮，福兮！”一时说不清楚。如果当初不托关系，中文系本科毕业的我，按规定应该是分到普高。普高的教学压力重，也许后来的我就不会走上写作之路。很多东西可谓阴差阳错，也许冥冥之中命运会注定你成为怎样的人。

      当然工作后的前十五年，生活还真是辛苦。古人云：“三十而立”，那是古代的事，真正现实中的我们，生存在这茫茫的世界，买房子，养孩子，父母时不时来个生病，让你疲于奔命。学校里事也多，当班主任，评职称，忙得焦头烂额，这就是大学美梦之后的现实，用“命若琴弦”来形容也不为过。每一天的生活像绷紧了的琴弦，随时随地都有掐断的可能。理想很丰满，现实真地很骨感。好在最终，生活一步一步变得美好：我评上了高级职称，也走上了写作之路。也许，这么多年以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太多太多的事压在心底，无处可诉衷肠。喜欢独处的我，文字自然而然就成了我的知心朋友。在文字里，我才找到了曾经的那个洒脱率真的自我。

        大学毕业后，开朗活泼的娟分到了镇初中教书，工作上有一股拼劲的她，后来当上了副校长，风生水起。性格文静内敛的珍嫁至上海，如今一边教书，一边养花，过起了阔太的生活。

      可能是班主任的缘故吧，孙老师与娟这个班的学生关系特好，他常说人生最得意的事是桃李满天下。2016年的元旦，在娟朋友圈里看到了他们几个同学与孙老师的合照，原来孙老师在宁海许家山玩。我半是玩笑地说：你们好幸福，与男神老师在一起！娟告诉我说，明天与孙老师去伍山石窟玩，问我要不要去。我说，我很想去，可我见面时怕孙老师认不出我了。孙老师是娟他们同学的班主任，而我不是。那时的我，其实内心里很想去看看我崇拜的诗人老师。晚上时，我电话给我大学李同学，问她有没时间一起去伍山石窟看望孙老师。李同学说周末学校在补课，走不出。就这样，思前顾后，我最终还是没去看孙老师。其实，说到底，我没自信，连去看看老师的自信都没有，我怕自己融不进他们的班级。

        那一年，我开始真正爱上写作，以前也只是偶尔写写。刚开始写，文笔不怎样，我怎好意思去看孙老师？这五年里，我在写作上较努力，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五六十篇，写了近四十万字，也加入了宁波市作协，并成为省级精短小说刊物的签约作家。当初开始时，我写散文，后来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一部半自传小说。小说展现了我们那个年代物质上的贫困，艰难的求学之路和职场上的奋斗史。对于我自己来说，这小说是我自身成长的见证，有着一定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去年二月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珍告诉我，孙老师每日一首疫情诗。她还连续发我十几首孙老师最近写的诗歌作品。这两年，我正喜欢上了诗歌，常常有感而发，写过许多诗，只是质量一般，没什么进步过。同一天，娟也给我发来了孙老师的诗。读着一篇比一篇精美，一篇比一篇深刻的老师诗作，此时的我，再也难以平静了。我跟珍说：珍，跟孙老师讲一下，我想加他微信。

      此后，我真加了孙老师的微信；此后，我又一次成为了孙老师的学生！从此，开始了我跟孙老师的学诗模式。当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时，他竟还记得我与毛海莹、张朝霞同一个班级。二十多年了，他还能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一届，也只有天才诗人老师了。在微信中，我亲自告诉他，我很喜欢诗，想好好跟他学诗。孙老师说：“写诗很好玩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真好玩！有多少诗情，有多少感慨在其中啊！诗歌可是孙老师的命啊！曾几何，作为第一届全国青春诗会诗人的他有二十多年没写诗了。这二十年，他为什么不写？这么有天赋的诗人不写诗，真是奇怪！是个人原因，还是时代原因？也许，只有孙老师自己知道。

        那次我们欢聚，才知姚远与我一样都是摩羯座，而孙老师第一次告诉我们，他是天羯座。我开玩笑地对他说：老师啊，你是天羯，我与姚远是摩羯，你天生会是我俩的老师，这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说这世间冥冥之中有注定，那我注定会再次成为老师的学生。如今的我追逐在他的诗路上，快乐地在写我的诗！

      岁月不老，以梦为马，愿你我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