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明清时期的商业研究

Answer 1

>   　　明清时期，是我国商业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明清时期的商业是向上发展的，主要表现于这么一些方面：> > 　　1.商品经济程度高。> > 　　明初在历经了多年的反元及统一战争之后，虽巩固了新生地主阶级政权，但此时已是国力空虚，民生凋蔽，恢复经济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头等大事。因此，明初统治者与其前代统治者一样，制定并施行了一些与民修养生息的政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很大提高。> > 　　明后期，经济作物的种植愈加广泛，更多的农产品流入市场，促使商业更加发达。除传统的粮、麻、丝之外，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农产品还有棉花、甘蔗、蔬菜瓜果、烟草、茶叶，甚至还有花卉和染料植物。> >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表明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以粮为主的农业结构开始向多种经营的结构变化，同时还表明商品经济日益向农村渗透。最突出的是棉花种植 面积的迅速扩大，的河南、山西、山东都种上棉花，松江地区更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集中产区；产棉区又扩大到河北、湖南、江西、四川，许多地方的农民 生计的80%～90%依靠棉花种植。甘蔗在福建、广东、等地普遍种植，所产的蔗糖远销东南亚和台湾。烟草自从年间传入中国后，发展至清朝，已经在 全国各地种植，福建的耕地大约有60%左右用于种烟，其他的如湖南、广西、陕西、甘肃也有种烟。其余的如茶叶、丝等等商品化程度更高。> > 　 　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经济的兴起。如运河地区的棉花、烟草、果木的种植，都已成为商业性农业经营，并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化经营规模。专业 化经营的出现，必然“引起各种农业区之间的，各种农业之间的，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从而造成了区域市场经济的繁荣与活跃。> > 　　同时， 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也为城镇的商业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农产品作为本地的主要大宗商品通过交通线上的城镇贩往各地，而由各地贩来的各种日用商品也通过 交通要道上的城镇输往腹地的广大农村，通过城乡商品的交流，商品经济日益向广大农村渗透，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衰退，商品经济因素日渐增长。经济作物本身不是 供给农民生活必需，它一定会进入市场，这就为商业发展提供极大的机会，同时，农民也由过去的简单商品交换即商品进入市场，是为了获得商品，而逐渐转变为货 币——商品——货币的模式。> > 　　农产品的商品化给农业的根本——粮食生产带来新的变化，因为经济作物的大面积发展，占用了粮食种植的面 积，经济作物集中地的粮食无法自给，因此需要外来的粮食补充，如江南地区在还可以自给，但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本身的经济作物发展，就只好从两湖、江 西、安徽等地运米补充，甚至要到四川等地运米，这些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新迹象。> > 　　2.城市商业繁荣。> > 　　城市经济是中国 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来，城市商业就非常重要，而至明清，城市商业更是成熟，如北京明朝时，城内店铺林立，有三百六十行，还出现了许多专 业性的批发市场，如米市、猪市、羊市、花市、煤市、缸瓦市等等。清朝时，北京商业更是超过明朝，庙市由22处增加为36处。除了北京之外，当时全国有“四 大名镇”——佛山镇、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这几个地方，商贾辐辏，交易兴旺，是全国性的市场交易中心。> > 　　3.农村贸易活跃。> > 　　农村商业而言，明清两代比宋代走得更远，特别在南方，一个县的墟市往往达到20多个，甚至50—60个，仅就福建省而言，福建八府一州，弘治年间有168个，至清年间已达700多个。有些墟市还专门经营一两种货物，如丝、竹、桑、茧、鱼、牛、鸭等等。> >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地区在专业墟市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批市镇，这种市镇，经营的是大宗货物，如苏州的枫桥，是一个粮食市场，如湖州的双林镇，是一个丝 市，吴江县盛泽镇，明初还一个50多户人家的村庄，明末由于丝织业的发展，成为丝绸的全国集散地。集市数量增大，密度增加。它是土特产的集散地，发挥着生 产者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功能，这些市镇位于交通要冲，或经济发达地区，商贾云集，贸易兴盛。通过它，农村集市被联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 经济单元——区域市场，明清时期的区域市场有：岭南市场、苏松市场、湖广市场、淮北市场、漳乐市场、齐鲁市场、京津市场、潞泽市场、关中市场、川滇市场、 辽东市场等。> > 　　4.团体商人的出现。> > 　　随着商业人口的增多，商人队伍在日益壮大，商业资本有了相当的积累。在这样的 背景下，一些地区性的商人集团应运而生，商业活动范围与规模的扩大，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是空前的，各地商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以地域为划分标志的 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广商、宁波商人、洞庭商人、龙游商人、湖州商人等等。从商帮形成的情况看，大体上讲，商帮可有两种类型，一是徽商、晋商、江西 商人、洞庭商人，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是这样的，山稠田狭、人多地少，农业无法消化劳动力，多余人口只好从商业上寻求出路，开始是利用当地出产的原料而制成 的手工产品向外推销，或经营当地的特产，后来贩运多了，就打破地方的限制，开始经营各地的货物，成为大型商帮。一是湖州、无锡、陕西等地的商人，他们利用 本地的商品经济优势和农业资源，向外寻求市场，在较好的物质基础上起家，积累一定资本，也就不再以推销本地产品为限制。明代后期涌现出来的商人集团中较具 实力的是徽商和西商（山西、陕西的商人集团）。> > 　　徽商中以扬州的盐商为代表，非常富有，资产常以亿万计。俗语中有“无徽不成市”之说，徽商来自于地少人多的徽州地区，大多数人出身寒微，家底微薄，在经商之初一般只能从事小本经营，然而在他们中间，以小本起家甚至白手起家的例子却不胜枚举。> > 　 　徽州商人无论是进行合伙股份式的经营还是进行承揽式的经营，一般都要订立合同作为商业信用的文字凭证，在合同签订的具体文书中，一般都明确规定了入股者 或承揽人的特定权力和义务，这种将口头议定的结果用书面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方式，无疑是要求签订合同的各方承诺商业信用。徽商保持良好的商业信誉，这在 典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典业是以收取债务人的质押物作为保障债权手段的，当债务人提供质押物时，就必然要考虑当铺的信用是否可靠。相对于其他商帮来 讲，徽州典商一般采取低利息率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信用度，如明朝后期，在南京开当铺的约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人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 分三分，均之有益于民”。徽州典商通过薄利经营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使得“人情最不喜福建”，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 　　南倭 北虏一直是明王朝的心腹之患。为了防备蒙古封建主的南侵，明廷不断加固和修缮长城，并设置了九个边镇，到明中叶建立了以长城为主体的九边防御体系，将九镇 防地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一防御体系有效地遏制了蒙古封建主的侵扰，使中国北方边境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并促进了蒙古南部地区的开发和汉蒙之间的 友好往来。同时，庞大的九镇军需供应大大 *** 了内地和蒙古边地贸易的发展。九边防御体系为晋商开展边地贸易创造了活动空间。> > 　　在明代的 九个边镇中，位于山西北部的大同、宣府和山西三镇是九边防御体系的中心地带。大、宣、山三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明初 *** 为了给各边镇筹集 军饷实行开中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招商代销制度，它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晋商充分利用 *** 提供的政策优惠，凭借地理上和交通的优势，通过贩运 盐、米、布、草料等物品，捷足先登，首先占领了边镇军需市场，然后开始涉足于长城沿线的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 > 　　晋商在多年进行远距 离的长途贩运贸易中，逐渐开拓和形成一些商业路线。在众多对外贸易商路中，以出长城，北越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商路最为著名，这是世界上最长 的草原丝茶之路。试以中国福建武夷茶的运输来看，其运输路线是：从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装船，顺信水下鄱阳湖，出九江口进入长江；然后 溯江而上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襄樊）上岸；由河南入泽州（晋城），经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大同等地，再北上张家口，贯穿戈壁沙漠，到库伦、 恰克图；再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除恰克图贸易外，还逐渐深入到俄国的克拉斯诺亚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经商，乃至设立商业分 号，成为显赫一时的国际贸易商。> > 　　到清代的中、后期，晋商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一度执全国金融、商业之牛耳，达到其鼎盛时期。晋 商对外贸易的重点在陆路，但也没有放弃对海上贸易的竞争。清代介休皇商范家曾垄断中国对日本的生铜贸易70多年。规模空前的商业经营，积聚了大量钱财，仅 祁县乔家、渠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的流动资金即达500—1000万两白银。雄厚的财力又为晋商从事国内、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山西商人成为了 中国民间金融机构的先驱，开办了票号。其势力遍及黄河流域。据史载，山西平遥人雷履泰首创民间汇兑机构——票号，后为各地晋商争相仿办，不久发展成以平 遥、太谷、祁县为代表的三大帮系，这三大帮系均在各省设有分号。不仅垄断了中国长江以北的地区，而且在长江以南势力也很大。据苏州全晋会馆碑刻，仅在苏州 一地设立的钱庄就有81家。并且，晋商的钱庄、票号甚至扩展到了俄国、日本和南洋等地。> > 　　5.私人海上贸易发达> > 　　对外贸易，既包括中国境外的国际市场，也包括中国境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主要是北部的蒙古、东北的女真、西北的青海和新疆、西南的 *** 等，交易的内容主要是以茶易马。> > 　 　明末清初是我国海上贸易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是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而自此后，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取代官方海上贸易。私人海上贸易发端于明朝初 年，至嘉靖时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恰恰在此时，由于宁波发生“争贡事件”，明 *** 为了消除是非，推行“海禁”政策，禁止下海经商和捕鱼，于是，一些原来 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走上武装经商的道路，与当时在中国沿海活动的日本浪人混为一体，是以倭寇的面目出现的，后来虽然有了、俞大猷的抗倭，起了一定作 用，但是要想彻底平定倭乱，还是一个王朝政策的问题，一些大臣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明末，重新开禁。> > 　　当时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主要有这么一些：江浙皖海商集团、闽广海商集团（主要是漳州、潮州人）、郑氏海商集团。如下，简单叙述一下郑氏海商集团的状况。> > 　 　郑氏海商的起源要追溯到泉州的安平商人，此地从唐宋以来，以航海经商而著名，至明朝，更是活动频繁。在经商成风的社会环境下，郑芝龙很年轻就到广东香山 澳寻母舅经商，由于香山澳是当时中外贸易的中心，郑芝龙在此学会了葡萄牙语，并掌握了一定的海上商业知识与必要的资本。而后，郑芝龙在帮助母舅经商的时 候，与在东亚贸易中活跃的泉州商人李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成为其义子，李旦死后，财产和部众归郑所有，成为郑氏海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郑芝龙的经营 下，郑氏海商集团到初年，已具相当规模，并且，为了独霸海上，消灭其他对手，郑芝龙接受了明朝 *** 的招抚，从此，他们的海商集团雄霸东南。继承 父业后，更有声势，进一步壮大势力，成为东亚地区著名海商集团，曾经垄断该区的海上贸易。> > 　　当时由于郑氏集团的反清行为，清朝一开始采取“海禁”政策，而后又派施琅远征台湾，消灭郑氏集团，最终使兴盛一时的海上私人贸易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没有能够象西欧商人一样通过国家的支持，商业加暴力，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并最终到达了欧洲统治世界的目的。> > 　　6.出现大量商人会馆。> > 　　清代山西，农民和商贾各占50%，徽州经商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80%，其它地方也是类似情况，浙江绍兴、金华自明代始，从商是仅次于为胥吏的选择，可以推测经商的人数不会少。> >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差异极大。人们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劳动、生息，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方言，甚至价值取向。大批人弃农 弃儒经商，身处异地，面对与出生地区迥异的方言、风俗习惯，漂泊人生顿生出一种孤苦凄凉的心境，企求心理需要的满足推动了商人会馆的建立。在明清商人会馆 中，由地缘关系组建的会馆占绝大多数。> > 　　同时就明清商人而言，阻碍他们获利的因素，首先是同行间的激烈竞争。除此，还有官吏的敲榨，牙行的盘剥。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显然靠单个商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商人就在会馆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