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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颜回：（前521～前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颜渊， 孔子最得意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雍也》）。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陋巷简居
颜回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的春秋末期，不但周天子的王权继续衰落，而且各诸侯国的公室也衰落了，由春秋初期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
“陪臣” 即臣之臣。如诸侯国的卿大夫对诸侯称臣，对天子则自称“陪臣” ；卿大夫的家臣对诸侯而言也称“陪臣”。春秋时鲁国为“三桓”执政（即鲁桓公后裔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把持国政），至鲁昭公、定公、哀公时，家臣势力兴起，家臣叛乱屡有发生。鲁昭公四年（公元前 538 年），叔孙氏家臣竖牛软禁并饿死了叔孙豹，设计杀害了叔孙豹的两个嫡子，拥立庶子叔孙诺。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 530 年）季平子立，对家臣南蒯未加礼遇，南蒯便密谋以公子怒代替季平子：“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 （《左传·昭公十二年》）事泄，南蒯以费叛归齐。鲁定公五年至九年（公元前 505 年至前 501 年），季氏家臣阳虎专政，并把持了鲁国国政。
阳虎之乱是鲁国家臣叛乱中持续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叛乱。阳虎的权势凌驾于“三桓”之上长达三、四年。阳虎原本为孟孙氏庶支，后为季孙氏家臣，季平子时很受重用。季平子死，季孙斯（桓子）立，阳虎已是季氏三世“元老”。在处理季平子葬礼上，阳虎与季孙氏另一家臣仲梁怀发生争执。阳虎要求以鲁国之宝玉“玙璠”为季平子敛尸，仲梁怀却认为那是季平子在昭公逊国时，代国君行祭时所配，今定公已立，不能再用。阳虎便勾结费宰公山不狃，想联合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初时并不以为意，后因仲梁怀对其不敬重，才对阳虎说：“子行之乎！”阳虎起事，并囚季桓子与公父文伯（季桓子从父昆弟），驱逐了仲梁怀。冬十月，阳虎杀公何藐（季孙氏族人），与季桓子在稷门内设立盟誓，举行大规模诅咒，驱逐公父文伯与秦遄（季平子姑婿），彻底清除异己势力，完全控制了季氏家族。鲁定公八年（公元前 502 年），阳虎想灭掉“三桓”，让季寤代替季氏，让叔孙辄代替叔孙氏，自己代替孟孙氏。阳虎借冬祭的机会起事，事败，逃灌（今山东宁阳县北稍西）、阳关，据两地反叛。
鲁国经“三桓专权”、“陪臣执国命”两个时期后，不仅使宫室衰败，鲁国旧日的贵族世家也大都衰落。鲁国的颜氏家族到颜路、颜回父子时，除了保有祖传的贵族身份及颜路的鲁卿大夫头衔外，便只有陋巷简朴的住宅及五十亩郭外之田，十亩郭内之圃了。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春秋时期，些许田产难以维持一个贵族家庭的生计，颜回父子不得不省去作为贵族家庭的一般性开支，简居于陋巷。
师从孔子
颜回“年十三，人孔子之门”时，孔子聚徒讲学已达十三年之久。其声望远播于各诸侯国，其弟子子路、孟懿子、南宫敬叔等在鲁国已小有名气。
颜回刚人孔门时，在弟子中年龄最小，性格又内向，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有人便觉得他有些愚。马骕《绎史》引《冲波传》曰：“子路、颜回浴于洙水，见五色鸟，颜回问，子路曰：“荧荧之鸟。”后日，颜回与子路又浴于泗水，更见前鸟，复问由：“识此鸟否？”子路日：‘同同之鸟。'颜回曰：“何一鸟而二名？”子路曰：“譬如丝绡，煮之则为帛，染之则为皂。一鸟二名，不亦宜乎？”，其大意是：有一次颜回随子路去洙水洗澡，见五色鸟在河中戏水，便问子路是什么鸟。子路回答说：这叫荧荧鸟。过了些日子，颜回与子路去泗水洗澡，又在河中碰见五色鸟，颜回再次问子路：您认得这鸟吗？子路又答曰：这是同同鸟。颜回反问：为什么一种鸟有两个名字呢？子路说：就像我们这里出产的鲁绢一样，用清水漂洗就是帛，用颜色染就是皂，一种鸟两个名字不是很自然吗？
颜回的忠厚与内向，掩盖了他的聪颖善思，就连孔子一时也难以断定颜回的天资究竟属于那个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深人观察了解，孔子才指出颜回并不愚。《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天资极聪慧，就连能言善辩的子贡也坦率地说不敢与颜回相比。《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颜回聪敏过人，虚心好学，使他较早地体认到孔子学说的精深博大，他对孔子的尊敬已超出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他以尊崇千古圣哲之情尊崇孔子，其亲若父与子。《论语·子罕》曰：“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其大意是：颜回曾感叹地说：老师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它高明，越用力钻研，越觉得它深奥。看着它似乎在前面，等我们向前面寻找时，它又忽然出现在后面。老师的道虽然这样高深和不易捉摸，可是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知识来丰富我们，提高我们，又用一定的礼来约束我们，使我们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用尽我的才力，似乎已能够独立工作。要想再向前迈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了。所以在少正卯与孔子争夺弟子时，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有颜回未离孔门半步，因而后人评价说：“颜渊独知孔子圣也。”（《论衡·讲瑞》）
颜回求学期间，曾于鲁定公八年（公元前 502 年），娶宋国女子戴氏为妻。次年生子颜歆。
鲁定公七年（公元前 503 年）时，颜回西游至卫，由卫至宋。《说苑·敬慎》载：“颜回将西游，问孔子曰：‘何以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谏，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孔子家语》、《庄子》两书对颜回将西游也有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颜回西游的目的，主要是去宋国向戴氏求婚。据颜景琴著《颜子评传》考证，颜回途经卫国，是因为其本家颜浊邹在卫国。颜子的同宗颜浊邹在卫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卫国贤大夫，而且家资丰厚，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初到卫国时，就住在他家中。颜子到卫国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按《家语》说，应是经卫而到宋国去。若颜子直接由鲁国到宋国去，便不能说“颜子将西游”，因为宋国在鲁国的西南方，而不是在西方。颜子到宋国去的目的，很可能与其婚姻有关。颜子之所以先到卫国而后到宋国，看来颜浊邹在其间充当了月老的角色，故颜子以到卫国去游学为由，而实际上是请颜浊邹一同前往宋国。
颜回在其人生的第一阶段，十三岁人孔门，用了大约六年的时间，其学业基本已成。东汉郎凯说：昔颜子“十八，天下归仁”。十九岁向宋戴氏求婚，二十岁与戴氏完婚，二十一岁生子颜歆。
关于颜回婚配的年龄，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三十岁娶戴氏。但据《周礼·地官》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意思是说，媒人掌管天下万民男女结合为夫妇的事，一般是在男孩或女孩满三个月之后就登记在册。如果男满三十岁，女满二十岁还没婚配，则由官媒作主令其嫁、娶某人，个人与家长便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春秋时期战乱频繁，为争霸天下，各诸侯国大都把《周礼》规定的最高嫁娶年龄界限向前提，以便迅速繁衍人口。到颜回所处的春秋末期，越国已下令：“凡男二十，女十七不婚者，有罪及父母。”孔子是十九岁娶亓官氏的，颜回晚一年，应是二十岁婚配，而不是三十岁。
颜回随师周游列国时，其子颜歆已五岁。
随师周游
颜回在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约十四年的时间是随孔子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 年），孔子“堕三都”的计划失败，在鲁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已不可能，便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颜回与子路随孔子进入卫国后，二人先至卫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西南）颜浊邹家。颜回与颜浊邹同为小邾子颜友的后人，子路则是颜浊邹的妹夫，彼此一向有往来。颜回与子路告知孔子到卫国来的真实情况，并希望颜浊邹能把孔子一行推荐给卫君。
颜浊邹答应二人的请求，把孔子一行的食宿安排在自己家中，以便早晚求教于夫子。经颜浊邹、莲伯玉（孔子弟子）等人的推荐，卫灵公接见了孔子及颜回一行，并按孔子在鲁国所得年傣给粟六万，于是他们从颜浊邹家搬出自立馆舍居住。颜回随孔子在卫国住了十个月，有人向卫灵公进言说，如果他们是为鲁国图谋卫国而来，该怎么办？卫灵公遂派公孙余假暗中监视孔子师徒。孔子恐受其害，便匆忙离开卫国，准备到陈国去。不料途经匡地（今河南长垣县境）时，被误认作曾侵犯匡地的阳虎而被匡人围困。
孔子等匆忙离开卫都帝丘时，颜回暂时留在颜浊邹家，以便观察卫国的动向。卫灵公调查清楚孔子一行到卫国来并不是鲁国派来的，于是再次接受颜浊邹、蘧伯玉等人的劝谏，请颜回传话，恳请孔子回帝丘。
颜回至匡，见到了被围困的孔子等人。孔子动情地说：“吾以女为死矣。”颜回恭敬地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颜回汇报了卫国无意加害夫子的实情，并转达了卫灵公恳请夫子回帝丘，以及卫灵公将在城外恭候夫子，以谢不恭之罪的话。
颜回随孔子重回帝丘，途经蒲邑，又遭到蒲人的拦截。当时，卫国人公孙戍被卫灵公驱逐后，便逃到蒲地策动叛乱。他试图胁迫孔子一行参加，利用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声望壮大自己的声势。经孔门弟子子路、公良孺等的拼杀，蒲人感到靠武力留不住孔子一行，建议和谈，答应放行，但不能回帝丘。孔子同意，双方举行了盟誓。但一离开蒲地，孔子就吩咐大家赶回帝丘去。子贡不解地问：方才的盟誓难道可以违反么？孔子说：那是强迫我们盟誓，神灵不会听信的。孔子一行重返帝丘，卫灵公果然出城恭迎。
孔子重返帝丘，卫灵公仍给其丰厚的待遇，但不给孔子具体的事做。颜回等人有了较多的时间向孔子请教学问，有时也一同外出考察古迹名胜，研究卫国文化，或登山临水，饱览卫国风光。但在卫国没有实践孔子之道、用孔子之道治理国家的机会，这使孔子一行不得不离开卫国，寻找能用其道的君主。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 495 年）春，颜回随孔子离开卫国，向东南行数百里到达曹国，在曹国稍作逗留，于夏天到达宋国。孔子夫人亓官氏是宋国人，颜回的夫人也是宋国人，且宋国又是孔子祖籍，他们在感情上觉得比其他国家亲近些，所以到达宋国后便去求见宋君。宋君向孔子讨教治国之策，孔子借机向宋君宣扬自己的治国之道。宋君听后却表示：你的主张是对的，但我不能，我做不到（见《说苑·政理》）。宋君的态度使孔子一行十分失望，便离开宋国赴郑国。
颜回随孔子在郑国考察了大夫子产的政绩，考察了乡校，拜祭了子产。在位的郑国君臣无意留用孔子，孔子一行只好离开郑国赴陈国。陈是南方妫姓小国，相传是舜的后裔，国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不久，颜回又随孔子赴晋国。晋是春秋时颇有影响的大国。能在晋国从政，推行孔子的治国之道，其影响所及远非他国所比。行至黄河东岸，听说赵鞍杀害了贤臣窦鸣犊及舜华，孔子一行不能西行，再回到卫国，不久由卫国再次人陈。此时颜回已是而立之年，按周礼，颜回应独立讲学或从事其他社会工作，只是他在孔门中处于首要地位，不得不以“回不愿仕”放弃了出仕做官的机会。
鲁哀公四年至六年（公元前 491 一前 489 年）这段时间里，颜回在随孔子到楚国去的过程中，曾辗转于陈国、蔡国、叶国、楚国之间。据《史记·孔子世家》载：楚王听说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就派人去聘请孔子。消息传到陈、蔡，两国大夫深恐孔子人楚对己不利，便派兵拦截。孔子师徒最初不了解陈、蔡派兵的意图，为躲避军兵的袭扰，他们只好在旷野中行进，不料陷人了绝粮的境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未吾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人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兑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人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兑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段记载，主要是说：为了坚定弟子们的信念，孔子把弟子们叫到身旁，对他们说：《诗》里说：“不是老虎，不是犀牛，徘徊在旷野，是何缘由？”我的主张不对吗？为什么受困在这里？子路认为：主张不被别人采纳，是由于自身在仁、智方面不到家，所以别人看不起。子贡认为：主张不被采纳，是由于老师把标准定得太高，别人接受不了，应该降低要求。孔子对子路、子贡的回答不满意，他说：伯夷、叔齐是仁者吧，却饿死首阳山。这说明仁智的人也会不遇时而遭厄运。至于降低标准，迎合世俗，实际是放弃理想，更要不得。孔子问颜回如何理解。颜回说：老师的主张是伟大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的“道”没有修好，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道”已经完善而不被采纳，那是各国掌权者的耻辱。正确的主张不被人家采纳，自己仍坚持下去，这才显出君子的修养。孔子听了颜回的议论，很是高兴，说：好样的，颜氏之子，如果将来你发了财，我愿替你当管家。
颜回随孔子在陈、蔡期间绝粮七天，子贡费了许多周折才买回一石米。颜回与子路在破屋墙下做饭，有灰尘掉进饭中，颜回便取出来自己吃了。子贡在井边远远望见，很生气，以为他偷饭吃，便跑去问孔子：仁人廉士也改变自己的节操吗？孔子说：改变节操还叫仁人廉士吗？子贡说：像颜回，也不改变节操吗？孔子说：是的。子贡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孔子。孔子说：我相信颜回是仁人已非止一日，你虽如此说，我仍不会怀疑他，这里边必定有缘故。你等等，我将问他。孔子把颜回叫到身边说：日前我梦见先人，大概是启发佑助我。你把做好的饭进来，我将祭奠先人。颜回对夫子说：刚才有灰尘掉进饭里，留在锅里不干净，丢掉又太可惜，我就把它吃了，不可以用来祭奠了。孔子说：是这样，我也一起吃吧。颜回出去后，孔子环顾了一下身边的弟子说：我相信颜回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此以后，大家更加信赖颜回。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 488 年），颜回随孔子离开负函，经陈、仪、蒲回到卫国帝丘。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 484 年），颜回三十八岁，孔子六十八岁，季康子派使臣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品到卫国来迎接孔子一行归国。从此颜回结束了跟随孔子长达十四年的列国周游。
重归鲁国
颜回重归鲁国，已年近不惑，其故居陋巷虽然依旧，但父母均已年迈，家庭重担理应落在他的肩上。这就使颜回必须有一份较固定的收入维持家计。
颜回在孔门中，是最有条件继承孔子学说的弟子之一，也是孔子的希望所在。孔子在不能入士做官，达到以其思想治国的情况下，靠办学广收弟子来传播他的治国主张。他希望弟子能入士则入士，不能入士则通过讲学传授其治国之道，使其思想、主张能为后世所用。所以颜回在未入士为官的情况下，设坛讲学实属必然。
颜子生活的时代，由于文化下移，私学日多，没落贵族子弟及自由民都把私学视为步人官场的途径之一，就连当权贵族也有把子女送人私学的，如鲁大夫孟嘻子令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师事孔子。颜回作为孔门弟子之冠，当时欲求其为师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从当时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常常向颜回请教一事即可得知。如仲孙何忌请教颜回：“一言而有益于仁智，可得闻乎？”颜回以“豫”、“恕”告之（《孔子家语·颜回》）。叔孙武叔多攻击别人的过失，他求教颜回时，颜回引用孔子的话告诫叔孙武叔，并说：“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礼记·檀弓下》）
颜回讲学所用教材，不外《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只是他对《易》接触较早，研究较深人，“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法言·问神》东晋李轨注）在教学实践中，颜回对《易》的讲解较深透些，这对其弟子参悟古代辩证法是有帮助的。
归鲁之后，颜回除讲学外，便是帮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颜回在整理时，不限于一般的刻写与编简，而是着重于考证及校对，把周游列国时所获得的不同古籍互作参证，去伪存真。特别是《易》，颜回是主要整理人之一。在整理过程中，颜回呕心沥血，以致劳累而死。颜回死后，孔子在颜回对《易》所作整理的基础上，又经过“韦编三绝”的辛劳，才给后世留下一部完整的《易经》。
颜回通过自己讲学授徒，传授儒学六经；通过协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形成了儒家的一个宗派—颜氏之儒。
《韩非子·显学》指出：自孔子死后，儒分八派，“颜氏之儒”是其中的一派。后世儒学专家大多认为韩非子所说的颜氏之儒，是指颜回弟子在继承颜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支派。
颜氏之儒主要特点有三。
一、重于立德。颜回之德是颜回留给后世最丰厚，也是最不朽的文化遗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颜回的不朽，在于其重立德，后世称他为“复圣”，便是对其重于立德的肯定。颜回之德的核心是“仁”，他把孔子的“仁”，落实于个人的行动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颜回以其高尚的道德人格影响社会，启迪后世。
二、认同天人合一观。颜回的言行体现了他善于领略天地造化的力量，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但又重视人的能动性，守道而不移其志。颜回有入士为相的愿望，希望通过人的努力，达到“无伐善，无施劳”。在条件不成熟时，能主动退让，待时而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把自我化于自然之中。“同于大道”（《庄子·大宗师》），使自我行动符合客观规律。
三、朦胧的辩证思维。事物发展到极限会走向反面，这是辩证法的观点之一。颜回从东野毕不爱惜马力推知其马将逃跑。鲁定公问何以知其马将逃跑时，颜回说：“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今东野毕之驭，上车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问：“善！可得少进乎？”颜回答：“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荀子·哀公》）
颜回在学习和弘扬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过程中，总是殚精竭思，倾注全部心血，再加上“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这种状况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夏历八月二十三日，一代儒学宗师颜子不幸病逝，给世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由于他的家境十分困难，以至无力按照当时有关礼仪殡葬，最后经他的父亲颜路四处筹措，并在其弟子及同门好友的帮助下，才勉强完成了葬礼。
《孔子家语》中有颜回一篇。据说颜回非常聪明,深晓推理之术。他主张为人要谨慎,克己,多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在孔教中颜回得到特别的尊重。但是孔子门下的学生,有聪明才智的一样有很多--像子路等人,都可以为代表
颜回：（前521～前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颜渊， 孔子最得意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雍也》）。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陋巷简居
颜回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的春秋末期，不但周天子的王权继续衰落，而且各诸侯国的公室也衰落了，由春秋初期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
“陪臣” 即臣之臣。如诸侯国的卿大夫对诸侯称臣，对天子则自称“陪臣” ；卿大夫的家臣对诸侯而言也称“陪臣”。春秋时鲁国为“三桓”执政（即鲁桓公后裔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把持国政），至鲁昭公、定公、哀公时，家臣势力兴起，家臣叛乱屡有发生。鲁昭公四年（公元前 538 年），叔孙氏家臣竖牛软禁并饿死了叔孙豹，设计杀害了叔孙豹的两个嫡子，拥立庶子叔孙诺。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 530 年）季平子立，对家臣南蒯未加礼遇，南蒯便密谋以公子怒代替季平子：“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 （《左传·昭公十二年》）事泄，南蒯以费叛归齐。鲁定公五年至九年（公元前 505 年至前 501 年），季氏家臣阳虎专政，并把持了鲁国国政。
阳虎之乱是鲁国家臣叛乱中持续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叛乱。阳虎的权势凌驾于“三桓”之上长达三、四年。阳虎原本为孟孙氏庶支，后为季孙氏家臣，季平子时很受重用。季平子死，季孙斯（桓子）立，阳虎已是季氏三世“元老”。在处理季平子葬礼上，阳虎与季孙氏另一家臣仲梁怀发生争执。阳虎要求以鲁国之宝玉“玙璠”为季平子敛尸，仲梁怀却认为那是季平子在昭公逊国时，代国君行祭时所配，今定公已立，不能再用。阳虎便勾结费宰公山不狃，想联合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初时并不以为意，后因仲梁怀对其不敬重，才对阳虎说：“子行之乎！”阳虎起事，并囚季桓子与公父文伯（季桓子从父昆弟），驱逐了仲梁怀。冬十月，阳虎杀公何藐（季孙氏族人），与季桓子在稷门内设立盟誓，举行大规模诅咒，驱逐公父文伯与秦遄（季平子姑婿），彻底清除异己势力，完全控制了季氏家族。鲁定公八年（公元前 502 年），阳虎想灭掉“三桓”，让季寤代替季氏，让叔孙辄代替叔孙氏，自己代替孟孙氏。阳虎借冬祭的机会起事，事败，逃灌（今山东宁阳县北稍西）、阳关，据两地反叛。
鲁国经“三桓专权”、“陪臣执国命”两个时期后，不仅使宫室衰败，鲁国旧日的贵族世家也大都衰落。鲁国的颜氏家族到颜路、颜回父子时，除了保有祖传的贵族身份及颜路的鲁卿大夫头衔外，便只有陋巷简朴的住宅及五十亩郭外之田，十亩郭内之圃了。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春秋时期，些许田产难以维持一个贵族家庭的生计，颜回父子不得不省去作为贵族家庭的一般性开支，简居于陋巷。
师从孔子
颜回“年十三，人孔子之门”时，孔子聚徒讲学已达十三年之久。其声望远播于各诸侯国，其弟子子路、孟懿子、南宫敬叔等在鲁国已小有名气。
颜回刚人孔门时，在弟子中年龄最小，性格又内向，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有人便觉得他有些愚。马骕《绎史》引《冲波传》曰：“子路、颜回浴于洙水，见五色鸟，颜回问，子路曰：“荧荧之鸟。”后日，颜回与子路又浴于泗水，更见前鸟，复问由：“识此鸟否？”子路日：‘同同之鸟。'颜回曰：“何一鸟而二名？”子路曰：“譬如丝绡，煮之则为帛，染之则为皂。一鸟二名，不亦宜乎？”，其大意是：有一次颜回随子路去洙水洗澡，见五色鸟在河中戏水，便问子路是什么鸟。子路回答说：这叫荧荧鸟。过了些日子，颜回与子路去泗水洗澡，又在河中碰见五色鸟，颜回再次问子路：您认得这鸟吗？子路又答曰：这是同同鸟。颜回反问：为什么一种鸟有两个名字呢？子路说：就像我们这里出产的鲁绢一样，用清水漂洗就是帛，用颜色染就是皂，一种鸟两个名字不是很自然吗？
颜回的忠厚与内向，掩盖了他的聪颖善思，就连孔子一时也难以断定颜回的天资究竟属于那个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深人观察了解，孔子才指出颜回并不愚。《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天资极聪慧，就连能言善辩的子贡也坦率地说不敢与颜回相比。《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颜回聪敏过人，虚心好学，使他较早地体认到孔子学说的精深博大，他对孔子的尊敬已超出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他以尊崇千古圣哲之情尊崇孔子，其亲若父与子。《论语·子罕》曰：“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其大意是：颜回曾感叹地说：老师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它高明，越用力钻研，越觉得它深奥。看着它似乎在前面，等我们向前面寻找时，它又忽然出现在后面。老师的道虽然这样高深和不易捉摸，可是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知识来丰富我们，提高我们，又用一定的礼来约束我们，使我们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用尽我的才力，似乎已能够独立工作。要想再向前迈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了。所以在少正卯与孔子争夺弟子时，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有颜回未离孔门半步，因而后人评价说：“颜渊独知孔子圣也。”（《论衡·讲瑞》）
颜回求学期间，曾于鲁定公八年（公元前 502 年），娶宋国女子戴氏为妻。次年生子颜歆。
鲁定公七年（公元前 503 年）时，颜回西游至卫，由卫至宋。《说苑·敬慎》载：“颜回将西游，问孔子曰：‘何以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谏，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孔子家语》、《庄子》两书对颜回将西游也有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颜回西游的目的，主要是去宋国向戴氏求婚。据颜景琴著《颜子评传》考证，颜回途经卫国，是因为其本家颜浊邹在卫国。颜子的同宗颜浊邹在卫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卫国贤大夫，而且家资丰厚，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初到卫国时，就住在他家中。颜子到卫国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按《家语》说，应是经卫而到宋国去。若颜子直接由鲁国到宋国去，便不能说“颜子将西游”，因为宋国在鲁国的西南方，而不是在西方。颜子到宋国去的目的，很可能与其婚姻有关。颜子之所以先到卫国而后到宋国，看来颜浊邹在其间充当了月老的角色，故颜子以到卫国去游学为由，而实际上是请颜浊邹一同前往宋国。
颜回在其人生的第一阶段，十三岁人孔门，用了大约六年的时间，其学业基本已成。东汉郎凯说：昔颜子“十八，天下归仁”。十九岁向宋戴氏求婚，二十岁与戴氏完婚，二十一岁生子颜歆。
关于颜回婚配的年龄，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三十岁娶戴氏。但据《周礼·地官》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意思是说，媒人掌管天下万民男女结合为夫妇的事，一般是在男孩或女孩满三个月之后就登记在册。如果男满三十岁，女满二十岁还没婚配，则由官媒作主令其嫁、娶某人，个人与家长便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春秋时期战乱频繁，为争霸天下，各诸侯国大都把《周礼》规定的最高嫁娶年龄界限向前提，以便迅速繁衍人口。到颜回所处的春秋末期，越国已下令：“凡男二十，女十七不婚者，有罪及父母。”孔子是十九岁娶亓官氏的，颜回晚一年，应是二十岁婚配，而不是三十岁。
颜回随师周游列国时，其子颜歆已五岁。
随师周游
颜回在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约十四年的时间是随孔子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 年），孔子“堕三都”的计划失败，在鲁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已不可能，便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颜回与子路随孔子进入卫国后，二人先至卫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西南）颜浊邹家。颜回与颜浊邹同为小邾子颜友的后人，子路则是颜浊邹的妹夫，彼此一向有往来。颜回与子路告知孔子到卫国来的真实情况，并希望颜浊邹能把孔子一行推荐给卫君。
颜浊邹答应二人的请求，把孔子一行的食宿安排在自己家中，以便早晚求教于夫子。经颜浊邹、莲伯玉（孔子弟子）等人的推荐，卫灵公接见了孔子及颜回一行，并按孔子在鲁国所得年傣给粟六万，于是他们从颜浊邹家搬出自立馆舍居住。颜回随孔子在卫国住了十个月，有人向卫灵公进言说，如果他们是为鲁国图谋卫国而来，该怎么办？卫灵公遂派公孙余假暗中监视孔子师徒。孔子恐受其害，便匆忙离开卫国，准备到陈国去。不料途经匡地（今河南长垣县境）时，被误认作曾侵犯匡地的阳虎而被匡人围困。
孔子等匆忙离开卫都帝丘时，颜回暂时留在颜浊邹家，以便观察卫国的动向。卫灵公调查清楚孔子一行到卫国来并不是鲁国派来的，于是再次接受颜浊邹、蘧伯玉等人的劝谏，请颜回传话，恳请孔子回帝丘。
颜回至匡，见到了被围困的孔子等人。孔子动情地说：“吾以女为死矣。”颜回恭敬地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颜回汇报了卫国无意加害夫子的实情，并转达了卫灵公恳请夫子回帝丘，以及卫灵公将在城外恭候夫子，以谢不恭之罪的话。
颜回随孔子重回帝丘，途经蒲邑，又遭到蒲人的拦截。当时，卫国人公孙戍被卫灵公驱逐后，便逃到蒲地策动叛乱。他试图胁迫孔子一行参加，利用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声望壮大自己的声势。经孔门弟子子路、公良孺等的拼杀，蒲人感到靠武力留不住孔子一行，建议和谈，答应放行，但不能回帝丘。孔子同意，双方举行了盟誓。但一离开蒲地，孔子就吩咐大家赶回帝丘去。子贡不解地问：方才的盟誓难道可以违反么？孔子说：那是强迫我们盟誓，神灵不会听信的。孔子一行重返帝丘，卫灵公果然出城恭迎。
孔子重返帝丘，卫灵公仍给其丰厚的待遇，但不给孔子具体的事做。颜回等人有了较多的时间向孔子请教学问，有时也一同外出考察古迹名胜，研究卫国文化，或登山临水，饱览卫国风光。但在卫国没有实践孔子之道、用孔子之道治理国家的机会，这使孔子一行不得不离开卫国，寻找能用其道的君主。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 495 年）春，颜回随孔子离开卫国，向东南行数百里到达曹国，在曹国稍作逗留，于夏天到达宋国。孔子夫人亓官氏是宋国人，颜回的夫人也是宋国人，且宋国又是孔子祖籍，他们在感情上觉得比其他国家亲近些，所以到达宋国后便去求见宋君。宋君向孔子讨教治国之策，孔子借机向宋君宣扬自己的治国之道。宋君听后却表示：你的主张是对的，但我不能，我做不到（见《说苑·政理》）。宋君的态度使孔子一行十分失望，便离开宋国赴郑国。
颜回随孔子在郑国考察了大夫子产的政绩，考察了乡校，拜祭了子产。在位的郑国君臣无意留用孔子，孔子一行只好离开郑国赴陈国。陈是南方妫姓小国，相传是舜的后裔，国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不久，颜回又随孔子赴晋国。晋是春秋时颇有影响的大国。能在晋国从政，推行孔子的治国之道，其影响所及远非他国所比。行至黄河东岸，听说赵鞍杀害了贤臣窦鸣犊及舜华，孔子一行不能西行，再回到卫国，不久由卫国再次人陈。此时颜回已是而立之年，按周礼，颜回应独立讲学或从事其他社会工作，只是他在孔门中处于首要地位，不得不以“回不愿仕”放弃了出仕做官的机会。
鲁哀公四年至六年（公元前 491 一前 489 年）这段时间里，颜回在随孔子到楚国去的过程中，曾辗转于陈国、蔡国、叶国、楚国之间。据《史记·孔子世家》载：楚王听说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就派人去聘请孔子。消息传到陈、蔡，两国大夫深恐孔子人楚对己不利，便派兵拦截。孔子师徒最初不了解陈、蔡派兵的意图，为躲避军兵的袭扰，他们只好在旷野中行进，不料陷人了绝粮的境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未吾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人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兑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人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兑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段记载，主要是说：为了坚定弟子们的信念，孔子把弟子们叫到身旁，对他们说：《诗》里说：“不是老虎，不是犀牛，徘徊在旷野，是何缘由？”我的主张不对吗？为什么受困在这里？子路认为：主张不被别人采纳，是由于自身在仁、智方面不到家，所以别人看不起。子贡认为：主张不被采纳，是由于老师把标准定得太高，别人接受不了，应该降低要求。孔子对子路、子贡的回答不满意，他说：伯夷、叔齐是仁者吧，却饿死首阳山。这说明仁智的人也会不遇时而遭厄运。至于降低标准，迎合世俗，实际是放弃理想，更要不得。孔子问颜回如何理解。颜回说：老师的主张是伟大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的“道”没有修好，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道”已经完善而不被采纳，那是各国掌权者的耻辱。正确的主张不被人家采纳，自己仍坚持下去，这才显出君子的修养。孔子听了颜回的议论，很是高兴，说：好样的，颜氏之子，如果将来你发了财，我愿替你当管家。
颜回随孔子在陈、蔡期间绝粮七天，子贡费了许多周折才买回一石米。颜回与子路在破屋墙下做饭，有灰尘掉进饭中，颜回便取出来自己吃了。子贡在井边远远望见，很生气，以为他偷饭吃，便跑去问孔子：仁人廉士也改变自己的节操吗？孔子说：改变节操还叫仁人廉士吗？子贡说：像颜回，也不改变节操吗？孔子说：是的。子贡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孔子。孔子说：我相信颜回是仁人已非止一日，你虽如此说，我仍不会怀疑他，这里边必定有缘故。你等等，我将问他。孔子把颜回叫到身边说：日前我梦见先人，大概是启发佑助我。你把做好的饭进来，我将祭奠先人。颜回对夫子说：刚才有灰尘掉进饭里，留在锅里不干净，丢掉又太可惜，我就把它吃了，不可以用来祭奠了。孔子说：是这样，我也一起吃吧。颜回出去后，孔子环顾了一下身边的弟子说：我相信颜回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此以后，大家更加信赖颜回。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 488 年），颜回随孔子离开负函，经陈、仪、蒲回到卫国帝丘。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 484 年），颜回三十八岁，孔子六十八岁，季康子派使臣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品到卫国来迎接孔子一行归国。从此颜回结束了跟随孔子长达十四年的列国周游。
重归鲁国
颜回重归鲁国，已年近不惑，其故居陋巷虽然依旧，但父母均已年迈，家庭重担理应落在他的肩上。这就使颜回必须有一份较固定的收入维持家计。
颜回在孔门中，是最有条件继承孔子学说的弟子之一，也是孔子的希望所在。孔子在不能入士做官，达到以其思想治国的情况下，靠办学广收弟子来传播他的治国主张。他希望弟子能入士则入士，不能入士则通过讲学传授其治国之道，使其思想、主张能为后世所用。所以颜回在未入士为官的情况下，设坛讲学实属必然。
颜子生活的时代，由于文化下移，私学日多，没落贵族子弟及自由民都把私学视为步人官场的途径之一，就连当权贵族也有把子女送人私学的，如鲁大夫孟嘻子令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师事孔子。颜回作为孔门弟子之冠，当时欲求其为师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从当时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常常向颜回请教一事即可得知。如仲孙何忌请教颜回：“一言而有益于仁智，可得闻乎？”颜回以“豫”、“恕”告之（《孔子家语·颜回》）。叔孙武叔多攻击别人的过失，他求教颜回时，颜回引用孔子的话告诫叔孙武叔，并说：“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礼记·檀弓下》）
颜回讲学所用教材，不外《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只是他对《易》接触较早，研究较深人，“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法言·问神》东晋李轨注）在教学实践中，颜回对《易》的讲解较深透些，这对其弟子参悟古代辩证法是有帮助的。
归鲁之后，颜回除讲学外，便是帮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颜回在整理时，不限于一般的刻写与编简，而是着重于考证及校对，把周游列国时所获得的不同古籍互作参证，去伪存真。特别是《易》，颜回是主要整理人之一。在整理过程中，颜回呕心沥血，以致劳累而死。颜回死后，孔子在颜回对《易》所作整理的基础上，又经过“韦编三绝”的辛劳，才给后世留下一部完整的《易经》。
颜回通过自己讲学授徒，传授儒学六经；通过协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形成了儒家的一个宗派—颜氏之儒。
《韩非子·显学》指出：自孔子死后，儒分八派，“颜氏之儒”是其中的一派。后世儒学专家大多认为韩非子所说的颜氏之儒，是指颜回弟子在继承颜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支派。
颜氏之儒主要特点有三。
一、重于立德。颜回之德是颜回留给后世最丰厚，也是最不朽的文化遗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颜回的不朽，在于其重立德，后世称他为“复圣”，便是对其重于立德的肯定。颜回之德的核心是“仁”，他把孔子的“仁”，落实于个人的行动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颜回以其高尚的道德人格影响社会，启迪后世。
二、认同天人合一观。颜回的言行体现了他善于领略天地造化的力量，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但又重视人的能动性，守道而不移其志。颜回有入士为相的愿望，希望通过人的努力，达到“无伐善，无施劳”。在条件不成熟时，能主动退让，待时而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把自我化于自然之中。“同于大道”（《庄子·大宗师》），使自我行动符合客观规律。
三、朦胧的辩证思维。事物发展到极限会走向反面，这是辩证法的观点之一。颜回从东野毕不爱惜马力推知其马将逃跑。鲁定公问何以知其马将逃跑时，颜回说：“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今东野毕之驭，上车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问：“善！可得少进乎？”颜回答：“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荀子·哀公》）
颜回在学习和弘扬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过程中，总是殚精竭思，倾注全部心血，再加上“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这种状况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夏历八月二十三日，一代儒学宗师颜子不幸病逝，给世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由于他的家境十分困难，以至无力按照当时有关礼仪殡葬，最后经他的父亲颜路四处筹措，并在其弟子及同门好友的帮助下，才勉强完成了葬礼。
《孔子家语》中有颜回一篇。据说颜回非常聪明,深晓推理之术。他主张为人要谨慎,克己,多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在孔教中颜回得到特别的尊重。但是孔子门下的学生,有聪明才智的一样有很多--像子路等人,都可以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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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名叫：端木赐
宇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斤。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凡此种种，不说颜回，即令三干弟子，哪个能与子贡相匹敌、论高低，孔子对子贡这样一个学绩优异、政绩沛然，经商能力卓异的弟子竟以为他不如颜回，这实在令人费解!看来即使聪明若孔子者，也有昧暗不明的时候。史实足以证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宇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斤。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凡此种种，不说颜回，即令三干弟子，哪个能与子贡相匹敌、论高低，孔子对子贡这样一个学绩优异、政绩沛然，经商能力卓异的弟子竟以为他不如颜回，这实在令人费解!看来即使聪明若孔子者，也有昧暗不明的时候。史实足以证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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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由（前542年―前480年），字子路，又字季路，"孔门十哲"之一。
仲由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好勇力，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卫乱，父子争位，为救其主孔悝，被孔悝之父杀死，砍成肉泥。三月初三结缨遇难，葬于澶渊（今河南濮阳）。
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古同子赣)，以字行。汉族，春秋末年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受业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
对他好时他看人不顺眼，别人远离他了又会埋怨别人，如子思。性格自私，骄纵使气。才华横溢。
子贡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汉族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颜回（前521—前481），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曲阜（今属山东）人。十四岁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帝王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
仲由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好勇力，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卫乱，父子争位，为救其主孔悝，被孔悝之父杀死，砍成肉泥。三月初三结缨遇难，葬于澶渊（今河南濮阳）。
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古同子赣)，以字行。汉族，春秋末年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受业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
对他好时他看人不顺眼，别人远离他了又会埋怨别人，如子思。性格自私，骄纵使气。才华横溢。
子贡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汉族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颜回（前521—前481），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曲阜（今属山东）人。十四岁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帝王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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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前521—前481），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曲阜（今属山东）人。十四岁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帝王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
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古同子赣），以字行。汉族，春秋末年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受业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
子贡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汉族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仲由（前542年―前480年），字子路，又字季路，孔子得意门生，春秋末鲁国卞（今平邑县仲村镇）人，其后胤因避战事迁往微山县鲁桥镇仲浅村。为《二十四孝》中为亲负米的主角。孔门十哲之一，小孔子九岁，也是弟子中侍奉孔子最久者 。
仲由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卫乱，父子争位，为救其主孔悝，被叛臣杀死，砍成肉泥。三月初三结缨遇难，葬于澶渊（今河南濮阳）。
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古同子赣），以字行。汉族，春秋末年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受业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
子贡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汉族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仲由（前542年―前480年），字子路，又字季路，孔子得意门生，春秋末鲁国卞（今平邑县仲村镇）人，其后胤因避战事迁往微山县鲁桥镇仲浅村。为《二十四孝》中为亲负米的主角。孔门十哲之一，小孔子九岁，也是弟子中侍奉孔子最久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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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卫乱，父子争位，为救其主孔悝，被叛臣杀死，砍成肉泥。三月初三结缨遇难，葬于澶渊（今河南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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