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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对文学风格的影响
十九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同时,在文学上,也是资产阶级文学空前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于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急剧变化的社会条件,决定了它的历史特点,使它不论在思潮、流派、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都较过去时代更为丰富多彩、变化迅速,从而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在这个时期,各国大作家层出不穷,名留青史的更是为数不少。而雨果和狄更斯则是这些作家中如今最为人所知的。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而查尔斯·狄更斯则是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各国也拥有众多读者。两人生活的年代几乎一样,同样是最为著名的作家之一,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风。在这一过程中,仅仅隔了一道英吉利海峡的法兰西与大不列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地域的风格指不同地域由于风俗的不同,学风的不同,形成不同的风格。
著名的文论专家周振甫先生在他的《文学风格例话》中如是说。确实,地域文化除了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外,当然与在此自然环境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同样密切相关。而一个作家的文风形成多多少少会受到所在地域的影响。
众所周知,法国是一浪漫的国度,巴黎更是世界浪漫之都。大多数法国人生来就具有一种其他国家人民所不具有的天生的浪漫。在其他国家看来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行为,法国人都能把它看成一种浪漫。而相应的,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一段时间中占据着法国文学的主流地位。
在雨果年轻时代,正值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兴起,反对因袭前任、反对按古人的趣味标准进行创作,主张创造符合十九世纪人们思想感情的新文学。浪漫主义对丰富、自然、复杂的追求取代了古典主义的严谨、整齐、明晰的美学标准。因而,丑怪与粗俗在文学中也获得了地位;灵感得以强调,歌星受到尊重,情感被提到首位,理想和美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灵魂。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年轻的雨果政治态度改变后,其作品,无论是戏剧、小说、还是诗歌,都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以及幽默、夸张等充满浪漫主义的笔调。他于1827年发表的著名的《〈克伦威尔〉序言》更成为了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
而此时的法国,则处于从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垄断资本主义。在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社会的各种矛盾也突显出来,血腥镇压、大屠杀时有发生,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悲惨生活更是处处可见。这些都为对创作具有巨大激情的雨果以丰富的素材。通过对封建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平民百姓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描写,雨果的整个作品,构成了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社会的变化和动态的一个侧面。
与此同时的英国,也到达类一个文学的新的高涨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英国在商业上和政治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其社会生活上,各种各样的矛盾暴露出来而且尖锐化了。工人运动开始高涨,揭开宪章运动时期英国无产阶级大力发动群众的历史的第一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但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却不顾事实,把这一时期称为“维多利亚”时代,造成实际上的文学歪曲。他们崇拜拜伦等浪漫主义作家,却在创作中陷入单纯的模仿甚至生搬硬套中,使他们成为反动浪漫主义者。
但是,狄更斯以及与其齐名的萨克雷,以及夏洛蒂·勃朗特,爱米莉·勃朗特等一群作家都在为民主与现实主义的艺术进行着斗争。他们认为,文学创作不应该回避社会现实及矛盾,而应该直面这些矛盾,并且加以真实的描述,从而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劳动人民加以观察,从中寻找希望,让这个黑暗的世界多少有一点前途。
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者一方面真实地揭露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阶级性同时用人民的眼光观察现实,暴露出人民的真正的敌人,并分享人民的高尚的希望,他们创作的巨大的进步力量以及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根源就在于此。
从雨果以及狄更斯的具体作品上来讲,这样的分别就更明显了。《悲惨世界》和《双城记》都称得上是他们最重要的作品,现在就这两部作品来讲讲其中分别。
在《悲惨世界》中,雨果通过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不同经历真实的表现了劳动人民不幸生活的画面,描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即其一和街垒战斗,,对十九世纪的法国进行了规模巨大,气势磅礴的动人的描写,这在十九世纪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主人公,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同样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为生活所迫去偷了一块面包,就被关进监狱——但雨果为他安排了富有戏剧性的人生,被好心的主教点化,成为了富人后救助穷人,却又无法摆脱过去人生的阴影,代表司法的警官沙威永远追踪着他的脚步要把他抓回监狱。即使如此,冉阿让依旧成为了雨果心目中的理想化的道德家的形象,希望通过他的好心来改变人民的生活。这无疑是不现实的,建立在富人对穷人的施舍上的平静的生活是永远不会安定的,人民只相信自己亲手创造的幸福生活。
在这些生动形象的人物中,雨果往往赋予人物以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与人格力量,使他们的行动超出一般的常人,有浪漫主义理想的光泽,如冉阿让在法庭上突然挺身而出,为解救无辜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事后,他发现一夜的思想斗争使他的头发全都边白了。雨果有时还极力突出人物身上的某个特点,并加以绝对化,这就成了浪漫主义的夸张。
与《悲惨世界》不同的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忠实地描绘了残暴的贵族统治者,小说里最鲜明的人物之一艾弗勒蒙德侯爵就是个中代表。这是个目空一切、不知道怜悯为何物的人,有着一幅活像石造面型的脸孔。“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这就是侯爵自己表现出来的生活信条。与统治者相对的则是起义农民的形象。他们仇恨贵族,力求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取得更好的生活。当然,他们中也有人天真地相信君主的善心,或对人民的敌人严峻而毫不容情。这些,都构成了一幅真实的革命时期的画面。
在《双城记》中,又被贵族纵马踩踏至死的小孩,又被侯爵兄弟侮辱的农家少女,有划着血十字死去的少年,更有疯狂报复的农民,激进的革命者。一切,都被狄更斯用真实的笔调记录下来。
由雨果与狄更斯之间的不同,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出地域,特别是异地的社会环境、政治等因素对作家的文学风格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决定作家的创作。
十九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同时,在文学上,也是资产阶级文学空前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于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急剧变化的社会条件,决定了它的历史特点,使它不论在思潮、流派、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都较过去时代更为丰富多彩、变化迅速,从而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在这个时期,各国大作家层出不穷,名留青史的更是为数不少。而雨果和狄更斯则是这些作家中如今最为人所知的。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而查尔斯·狄更斯则是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各国也拥有众多读者。两人生活的年代几乎一样,同样是最为著名的作家之一,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风。在这一过程中,仅仅隔了一道英吉利海峡的法兰西与大不列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地域的风格指不同地域由于风俗的不同,学风的不同,形成不同的风格。
著名的文论专家周振甫先生在他的《文学风格例话》中如是说。确实,地域文化除了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外,当然与在此自然环境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同样密切相关。而一个作家的文风形成多多少少会受到所在地域的影响。
众所周知,法国是一浪漫的国度,巴黎更是世界浪漫之都。大多数法国人生来就具有一种其他国家人民所不具有的天生的浪漫。在其他国家看来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行为,法国人都能把它看成一种浪漫。而相应的,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一段时间中占据着法国文学的主流地位。
在雨果年轻时代,正值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兴起,反对因袭前任、反对按古人的趣味标准进行创作,主张创造符合十九世纪人们思想感情的新文学。浪漫主义对丰富、自然、复杂的追求取代了古典主义的严谨、整齐、明晰的美学标准。因而,丑怪与粗俗在文学中也获得了地位;灵感得以强调,歌星受到尊重,情感被提到首位,理想和美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灵魂。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年轻的雨果政治态度改变后,其作品,无论是戏剧、小说、还是诗歌,都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以及幽默、夸张等充满浪漫主义的笔调。他于1827年发表的著名的《〈克伦威尔〉序言》更成为了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
而此时的法国,则处于从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垄断资本主义。在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社会的各种矛盾也突显出来,血腥镇压、大屠杀时有发生,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悲惨生活更是处处可见。这些都为对创作具有巨大激情的雨果以丰富的素材。通过对封建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平民百姓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描写,雨果的整个作品,构成了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社会的变化和动态的一个侧面。
与此同时的英国,也到达类一个文学的新的高涨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英国在商业上和政治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其社会生活上,各种各样的矛盾暴露出来而且尖锐化了。工人运动开始高涨,揭开宪章运动时期英国无产阶级大力发动群众的历史的第一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但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却不顾事实,把这一时期称为“维多利亚”时代,造成实际上的文学歪曲。他们崇拜拜伦等浪漫主义作家,却在创作中陷入单纯的模仿甚至生搬硬套中,使他们成为反动浪漫主义者。
但是,狄更斯以及与其齐名的萨克雷,以及夏洛蒂·勃朗特,爱米莉·勃朗特等一群作家都在为民主与现实主义的艺术进行着斗争。他们认为,文学创作不应该回避社会现实及矛盾,而应该直面这些矛盾,并且加以真实的描述,从而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劳动人民加以观察,从中寻找希望,让这个黑暗的世界多少有一点前途。
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者一方面真实地揭露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阶级性同时用人民的眼光观察现实,暴露出人民的真正的敌人,并分享人民的高尚的希望,他们创作的巨大的进步力量以及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根源就在于此。
从雨果以及狄更斯的具体作品上来讲,这样的分别就更明显了。《悲惨世界》和《双城记》都称得上是他们最重要的作品,现在就这两部作品来讲讲其中分别。
在《悲惨世界》中,雨果通过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不同经历真实的表现了劳动人民不幸生活的画面,描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即其一和街垒战斗,,对十九世纪的法国进行了规模巨大,气势磅礴的动人的描写,这在十九世纪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主人公,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同样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为生活所迫去偷了一块面包,就被关进监狱——但雨果为他安排了富有戏剧性的人生,被好心的主教点化,成为了富人后救助穷人,却又无法摆脱过去人生的阴影,代表司法的警官沙威永远追踪着他的脚步要把他抓回监狱。即使如此,冉阿让依旧成为了雨果心目中的理想化的道德家的形象,希望通过他的好心来改变人民的生活。这无疑是不现实的,建立在富人对穷人的施舍上的平静的生活是永远不会安定的,人民只相信自己亲手创造的幸福生活。
在这些生动形象的人物中,雨果往往赋予人物以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与人格力量,使他们的行动超出一般的常人,有浪漫主义理想的光泽,如冉阿让在法庭上突然挺身而出,为解救无辜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事后,他发现一夜的思想斗争使他的头发全都边白了。雨果有时还极力突出人物身上的某个特点,并加以绝对化,这就成了浪漫主义的夸张。
与《悲惨世界》不同的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忠实地描绘了残暴的贵族统治者,小说里最鲜明的人物之一艾弗勒蒙德侯爵就是个中代表。这是个目空一切、不知道怜悯为何物的人,有着一幅活像石造面型的脸孔。“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这就是侯爵自己表现出来的生活信条。与统治者相对的则是起义农民的形象。他们仇恨贵族,力求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取得更好的生活。当然,他们中也有人天真地相信君主的善心,或对人民的敌人严峻而毫不容情。这些,都构成了一幅真实的革命时期的画面。
在《双城记》中,又被贵族纵马踩踏至死的小孩,又被侯爵兄弟侮辱的农家少女,有划着血十字死去的少年,更有疯狂报复的农民,激进的革命者。一切,都被狄更斯用真实的笔调记录下来。
由雨果与狄更斯之间的不同,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出地域,特别是异地的社会环境、政治等因素对作家的文学风格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决定作家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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