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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的安然公司曾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有创新精神的公司,安然公司于1985年由两家天然气公司合并而成,当时资产总额121亿美元。在短短16年里安然公司飞速发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商,2000年业务总收入一度高达1000亿美元,名列美国第七大公司。2001年10月17日,安然公司公布季度财务报告,其利润由盈转亏,随后美国《华尔街日报》揭露安然公司利用合伙公司隐瞒巨额债务。经查明,安然公司实际负债达400亿美元,账面仅列130亿美元。10月22日,美证券交易委员会介入安然事件调查。11月8日,安然公司被迫承认做了假账,虚报盈利共计6亿美元。11月21日,安然与休斯敦迪诺基合并交易失败。12月2日安然公司因30亿美元到期债务无法偿还,被迫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以资产总额498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宗的公司破产案记录。
安然从辉煌走向破产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违规经营,滥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能源信用交易,这种发展其兴也勃,其衰也速。为筹资,安然公司创造了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即具有期货性质的能源交易合约,包括石油衍生性商品、利率交换契约以及信用状等。其总额达330亿美元。安然公司除了运用这些金融工具进行能源产品的金融化运作以外,还大量运用金融互换协议进行套期保值。金融创新本无可厚非,但必须服务于本业,且套期保值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赢则暴利,亏则巨损。这种潜在的风险变为现实风险是安然破产的直接原因。其二是盲目扩张,举巨债以求大发展,试图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控制尽可能多的企业,从而产生最大化的财务协同效益。20世纪90年代,安然利用美国放松能源市场管制的机会,进入能源交易市场,并将业务延伸至国外,先后投资75亿美元兴建印度的达博尔电站项目和英国的埃瑟军—克斯水处理项目,均惨遭失败。其三是管理层缺乏诚信,缺乏对企业的忠诚,贪婪、自私,当危机到来时,不顾投资者利益,只图自救,在得知内部消息以后,纷纷抛售本企业股票,弃船逃生。
安然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安然的破产,美国银行界的损失在200亿美元左右,9家跨国银行被送上被告席,为安然公司做财务审计和咨询的安达信公司因协助安然公司做假账而被起诉。由于安然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安然员工的退休金全部投入本企业股票中,数以千计的雇员养老金损失殆尽。半数国会议员、15位布什政府高官被拉下水,其中包括副总统切尼。安然事件也波及到英国,受冲击的政治人物中包括了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英国王储查尔斯。安然事件也不是偶然的,继安然之后,世界通讯、施乐公司相继爆出假账丑闻,美国朝野震动。更为重要的是,安然事件的发生沉重打击了人们对市场诚信的信心,它表明,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完美的市场”,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安然事件的诱因是不可控制的金融衍生风险,实质是上市公司的违规经营,基本手法是虚假信息披露,助纣为虐者是中介机构的协同作弊。安然事件的发生暴露了美国经济在证券市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财务会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等许多制度方面的缺陷,也引起了美国政界、金融界,法律界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重视,美国总统布什3月7日提出了一个加强审计监管的10点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美国将成立一个联邦政府的审计监管机构,负责制定审计行业职业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对审计公司进行监督和调查,对违规的会计师进行处罚。美国国会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安然公司以及安达信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的违规经营和证券欺诈行为,司法部已经对安然公司提起诉讼,罪名是违反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美国证监会有关规则,虚报业绩、提供虚假财务报表、关联交易披露不实等,估计法律责任将达40亿美元。与此同时,安达信公司也以阻碍政府调查安然案被正式起诉。美国普遍服务部门3月14日宣布,禁止所有与安然公司和安达信公司有关的新商业交易。鉴于安达信公司与安然公司协同作弊的事实,美国证监会已做出决定:(1)对涉嫌不正当审计行为的企业加紧清理账目,以尽快打消投资者的疑虑。(2)严格分离审计业务和盈利性财务咨询业务,以免发生审计的不公正行为。(3)提高企业财务透明度,投资银行在投资报告中必须向投资者公布相关企业与该投资银行的关系。(4)要求公司高管人员在出于个人利益买卖股票时要及时公示公众。从目前情况看,美国由于安然事件的发生,正在启动包括企业透明度、财务审计制度、政治捐款体制、企业高管人员的职业道德责任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新的游戏规则正在迅速到位,但能否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尚待时日。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民间与官方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强烈的。这对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及时、有效、全面、公平的社会监管体制很有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美国经济体制已是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法规完善、监督管理严谨、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但仍不能避免安然事件的发生,说明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经济的稳定发展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而是在社会理性操控下的自为过程。市场的发育必须辅之以社会管制,包括政府机构的监管。所以,改革的目标不是如何去构造一个完美无缺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应当构造一个社会理性有效管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启示之二:游戏规则是严肃的,违反了就必须受到惩罚。在安然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管制当局的及时反应,在惩治措施上严厉果断,毫不留情。当然,这里也有公众媒体的介入、政治权术的阴影,但毕竟显示了法制的强硬。法平如水,法性如火,其无情也应如水火。这个道理美国人比我们认识的要深刻。
案例二:加州能源危机——不是引入竞争的错
加利福尼亚州号称“黄金之州”,是美国的第三大州,加州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达17%,按其经济实力,加州可在世界上排名第七。然而就是在这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加州电力批发市场价格已经上涨了500%,零售电价上涨了二倍。由于批发价大大高于零售价,电力公司的电力交易每小时约损失40万美元。到2000年下半年,加州两个大型电力公司由于价格倒挂,累计无法偿付的成本高达120亿美元,已经濒临破产。严重的能源紧缺导致州政府多次宣布全州范围内的紧急状态,由于担心冬季断电,联邦能源部长于2000年12月13日动用了特别权力命令电厂继续向加州电力市场售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加州如此严重的能源危机?
加州能源危机肇始于1996年9月启动的加州电力改革。加州是个电力供应紧缺的地区,每年需进口5000兆瓦的电力,约占加州供电能力的10%。由于电力供不应求,加州零售电价比美国其他州高出1/3。电力改革的初衷就是要引入竞争机制,把用户承担的电力成本降下来。改革之前,加州电力市场是由三家私营电力公司(I0US)和两家市政专营机构组成的垂直一体化纵向分割的市场。这些公司或机构的服务区域都没有交叉,各自独立地对发电、输电及配电系统进行管理和运作。因此除了新的工业用户,没有业务上的真正竞争。考虑到以上因素,加州议会于1996年9月通过了改组加州电力企业的1890号议会法令。主要措施是:(1)成立加州的独立电力操控系统(CAISO),负责运行全州范围内的电力输送系统,任何满足可靠性标准的供电商都有权接入该电力系统。(2)强令三家私营电力公司剥离其发电能力,至少40%的总装机容量的所有权被转移给独立的电力生产商。(3)设立新的电力交易所,要求各独立电力公司的批发电量在这个交易所中竞价销售。(4)零售电价固定在1996年水平上,执行4年,这4年的过渡期用于三家私营电力公司收回因竞价销售而形成的沉淀成本。
应当说,改革设想的初衷是好的,试图通过竞价上网降低电力批发价,从而带动零售价格下降,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方案的设计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价格的升降,最终是要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加州是美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闻名于世的硅谷就坐落在加州。新经济的发展对电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加州已经成为电力的重要的负荷中心。而加州由于环保等因素,多年未建新的电厂,供求关系本来就很紧张。当加州电力供不应求,存在着500兆瓦电量缺口的时候,通过竞价上网压低发电公司的利润,只能阻碍新的电厂进入,从而抑制供给,而锁定零售电价又使得电力用户没有必要来减少电力消费,从而使电力紧缺的局面进一步恶化。更为拙劣的设计是批发电量的交易方式,按照电力交易所的运作程序,在竞价拍卖时,允许竞标者提交分小时的不同的供电数量和价格,由于对电力需求的预测通常总是偏低,发电公司发现在交易的最后一小时的成交价总会比平常时段高许多,因而便有相当一部分电力交易在最后一小时里完成,而供电公司则不得不按最高价购电。这就造成了批发电价企高不下的局面。这一切由于加州106年罕见的酷夏、太平洋西北部20年不遇的干旱以及全国天然气价格的高昂而加剧,最终导致了加州电力市场的崩溃。
加州能源危机爆发之际,正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之时,对加州能源危机的分析和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程。现在,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已经正式启动,加州能源危机及危机的处理应当有所借鉴。
启示之一:电力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商品,由于电力商品的天然垄断特性,政府对电力生产与供应的管制还是必要的。在电力市场引入竞争可以提高电力生产效率,但同时必须辅之以有效的监管与调控手段。由于电力生产与供应的实时性,电网间的调度必须能保证在每一个传输节点上的供需平衡,否则就会传输阻断,引发危机。
启示之二:一个强有力的电力监管机构十分必要,这个监管机构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并监督其得到遵守,监控电价和有效的进行网间传输及负荷管理。电价的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务须充分论证,方可实施。
案例三:橘县财政危机——自己的孩子自己抱
橘县位于加州南部,是加州最富有的地区,全县GDP达1180亿美元,人均收入7万美元。作为基层政府,橘县设立司库具体管理地方税收及地方公共机构存款,司库的主要职责是运用这些财政性资金进行投资,其所得用于橘县的公共支出。时任司库的鲍伯·西顿由于经营有方被认为是英雄式的人物,已连任七届。1994年危机发生前,橘县财政投资总规模一度达到206亿美元,有200多家公共机构参与其中。鲍伯将这些资金投资于高风险的华尔街债券市场,以博高利。其基本做法是运用金融衍生工具,通过反向收购的浮动利率交易合约在利率下调空间中套利。不幸的是,本来十分成功的投资策略由于美联储自1994年持续提高利率而陷入困境,到1994年下半年,这种投机行为已经使橘县财政损失了17亿美元。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发生了支付危机,1994年12月6日橘县不得不宣布财政破产,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宣布破产的最大的市场当局。
由于财政破产,橘县进入危机状态,市政当局首先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在向州政府请求援助遭到拒绝后,采取了以下措施解决危机:一是裁员,1.7万公务员,裁员2000人;二是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削减公共服务项目;四是与债权人进行磋商,承诺以橘县的税收偿还债务,要求延长还债期限。诸多措施的实行发挥了效用,8个月以后橘县结束了危机状态,脱离破产,恢复了正常。当然司库鲍伯·西顿因此危机被迫究了刑事责任,服了一个很短的刑期。
关于导致橘县破产的原因,一般认为有四个因素:一是损失巨大,超过了财政的承受能力;二是民众对橘县财政失去信心,发生了挤兑;三是州政府、联邦政府的袖手旁观,不愿进行财政援胁四是政党政治因素,橘县是共和党的地盘,而现实是民主党在执政。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则认为,橘县的破产根本原因是管理不善,如果对这样的事情州政府给予救助,那就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其他的市政当局会因此而没有动力去加强自己的财政管理。
橘县财政危机及其解决,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启示之一:事权与财权要相匹配。从理论上讲,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有效地提供的公共产品,但基层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受益范围的区域性,这是基层政府拥有相对独立行政权的基础。因此严格区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问题是由于事权不清而带来的责任不清,中央政府对基层财政风险承担了无限责任。由于体制不同,美国的橘县财政危机不过是局部危机,而我国一旦发生基层财政危机就会演化为全国性的危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启示之二:要抓紧建立地方财政风险的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是当前财政领域的一个紧迫的现实任务,一般地,在财政危机即将爆发时,都有一个前置期,如果能够通过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异常征兆,就有可能适时采取措施,将危机消弭于无形。这对于保证社会稳定、维持政权机构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启示之三:要谨慎使用财政救助方式,积极提倡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不适当地滥用财政救助,一方面会养成被救助单位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非常容易引发攀比,造成财政不可承受的负担,财政部门的工作同志尤其要重视这一点。
安然从辉煌走向破产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违规经营,滥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能源信用交易,这种发展其兴也勃,其衰也速。为筹资,安然公司创造了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即具有期货性质的能源交易合约,包括石油衍生性商品、利率交换契约以及信用状等。其总额达330亿美元。安然公司除了运用这些金融工具进行能源产品的金融化运作以外,还大量运用金融互换协议进行套期保值。金融创新本无可厚非,但必须服务于本业,且套期保值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赢则暴利,亏则巨损。这种潜在的风险变为现实风险是安然破产的直接原因。其二是盲目扩张,举巨债以求大发展,试图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控制尽可能多的企业,从而产生最大化的财务协同效益。20世纪90年代,安然利用美国放松能源市场管制的机会,进入能源交易市场,并将业务延伸至国外,先后投资75亿美元兴建印度的达博尔电站项目和英国的埃瑟军—克斯水处理项目,均惨遭失败。其三是管理层缺乏诚信,缺乏对企业的忠诚,贪婪、自私,当危机到来时,不顾投资者利益,只图自救,在得知内部消息以后,纷纷抛售本企业股票,弃船逃生。
安然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安然的破产,美国银行界的损失在200亿美元左右,9家跨国银行被送上被告席,为安然公司做财务审计和咨询的安达信公司因协助安然公司做假账而被起诉。由于安然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安然员工的退休金全部投入本企业股票中,数以千计的雇员养老金损失殆尽。半数国会议员、15位布什政府高官被拉下水,其中包括副总统切尼。安然事件也波及到英国,受冲击的政治人物中包括了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英国王储查尔斯。安然事件也不是偶然的,继安然之后,世界通讯、施乐公司相继爆出假账丑闻,美国朝野震动。更为重要的是,安然事件的发生沉重打击了人们对市场诚信的信心,它表明,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完美的市场”,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安然事件的诱因是不可控制的金融衍生风险,实质是上市公司的违规经营,基本手法是虚假信息披露,助纣为虐者是中介机构的协同作弊。安然事件的发生暴露了美国经济在证券市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财务会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等许多制度方面的缺陷,也引起了美国政界、金融界,法律界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重视,美国总统布什3月7日提出了一个加强审计监管的10点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美国将成立一个联邦政府的审计监管机构,负责制定审计行业职业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对审计公司进行监督和调查,对违规的会计师进行处罚。美国国会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安然公司以及安达信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的违规经营和证券欺诈行为,司法部已经对安然公司提起诉讼,罪名是违反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美国证监会有关规则,虚报业绩、提供虚假财务报表、关联交易披露不实等,估计法律责任将达40亿美元。与此同时,安达信公司也以阻碍政府调查安然案被正式起诉。美国普遍服务部门3月14日宣布,禁止所有与安然公司和安达信公司有关的新商业交易。鉴于安达信公司与安然公司协同作弊的事实,美国证监会已做出决定:(1)对涉嫌不正当审计行为的企业加紧清理账目,以尽快打消投资者的疑虑。(2)严格分离审计业务和盈利性财务咨询业务,以免发生审计的不公正行为。(3)提高企业财务透明度,投资银行在投资报告中必须向投资者公布相关企业与该投资银行的关系。(4)要求公司高管人员在出于个人利益买卖股票时要及时公示公众。从目前情况看,美国由于安然事件的发生,正在启动包括企业透明度、财务审计制度、政治捐款体制、企业高管人员的职业道德责任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新的游戏规则正在迅速到位,但能否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尚待时日。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民间与官方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强烈的。这对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及时、有效、全面、公平的社会监管体制很有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美国经济体制已是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法规完善、监督管理严谨、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但仍不能避免安然事件的发生,说明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经济的稳定发展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而是在社会理性操控下的自为过程。市场的发育必须辅之以社会管制,包括政府机构的监管。所以,改革的目标不是如何去构造一个完美无缺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应当构造一个社会理性有效管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启示之二:游戏规则是严肃的,违反了就必须受到惩罚。在安然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管制当局的及时反应,在惩治措施上严厉果断,毫不留情。当然,这里也有公众媒体的介入、政治权术的阴影,但毕竟显示了法制的强硬。法平如水,法性如火,其无情也应如水火。这个道理美国人比我们认识的要深刻。
案例二:加州能源危机——不是引入竞争的错
加利福尼亚州号称“黄金之州”,是美国的第三大州,加州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达17%,按其经济实力,加州可在世界上排名第七。然而就是在这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加州电力批发市场价格已经上涨了500%,零售电价上涨了二倍。由于批发价大大高于零售价,电力公司的电力交易每小时约损失40万美元。到2000年下半年,加州两个大型电力公司由于价格倒挂,累计无法偿付的成本高达120亿美元,已经濒临破产。严重的能源紧缺导致州政府多次宣布全州范围内的紧急状态,由于担心冬季断电,联邦能源部长于2000年12月13日动用了特别权力命令电厂继续向加州电力市场售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加州如此严重的能源危机?
加州能源危机肇始于1996年9月启动的加州电力改革。加州是个电力供应紧缺的地区,每年需进口5000兆瓦的电力,约占加州供电能力的10%。由于电力供不应求,加州零售电价比美国其他州高出1/3。电力改革的初衷就是要引入竞争机制,把用户承担的电力成本降下来。改革之前,加州电力市场是由三家私营电力公司(I0US)和两家市政专营机构组成的垂直一体化纵向分割的市场。这些公司或机构的服务区域都没有交叉,各自独立地对发电、输电及配电系统进行管理和运作。因此除了新的工业用户,没有业务上的真正竞争。考虑到以上因素,加州议会于1996年9月通过了改组加州电力企业的1890号议会法令。主要措施是:(1)成立加州的独立电力操控系统(CAISO),负责运行全州范围内的电力输送系统,任何满足可靠性标准的供电商都有权接入该电力系统。(2)强令三家私营电力公司剥离其发电能力,至少40%的总装机容量的所有权被转移给独立的电力生产商。(3)设立新的电力交易所,要求各独立电力公司的批发电量在这个交易所中竞价销售。(4)零售电价固定在1996年水平上,执行4年,这4年的过渡期用于三家私营电力公司收回因竞价销售而形成的沉淀成本。
应当说,改革设想的初衷是好的,试图通过竞价上网降低电力批发价,从而带动零售价格下降,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方案的设计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价格的升降,最终是要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加州是美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闻名于世的硅谷就坐落在加州。新经济的发展对电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加州已经成为电力的重要的负荷中心。而加州由于环保等因素,多年未建新的电厂,供求关系本来就很紧张。当加州电力供不应求,存在着500兆瓦电量缺口的时候,通过竞价上网压低发电公司的利润,只能阻碍新的电厂进入,从而抑制供给,而锁定零售电价又使得电力用户没有必要来减少电力消费,从而使电力紧缺的局面进一步恶化。更为拙劣的设计是批发电量的交易方式,按照电力交易所的运作程序,在竞价拍卖时,允许竞标者提交分小时的不同的供电数量和价格,由于对电力需求的预测通常总是偏低,发电公司发现在交易的最后一小时的成交价总会比平常时段高许多,因而便有相当一部分电力交易在最后一小时里完成,而供电公司则不得不按最高价购电。这就造成了批发电价企高不下的局面。这一切由于加州106年罕见的酷夏、太平洋西北部20年不遇的干旱以及全国天然气价格的高昂而加剧,最终导致了加州电力市场的崩溃。
加州能源危机爆发之际,正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之时,对加州能源危机的分析和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程。现在,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已经正式启动,加州能源危机及危机的处理应当有所借鉴。
启示之一:电力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商品,由于电力商品的天然垄断特性,政府对电力生产与供应的管制还是必要的。在电力市场引入竞争可以提高电力生产效率,但同时必须辅之以有效的监管与调控手段。由于电力生产与供应的实时性,电网间的调度必须能保证在每一个传输节点上的供需平衡,否则就会传输阻断,引发危机。
启示之二:一个强有力的电力监管机构十分必要,这个监管机构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并监督其得到遵守,监控电价和有效的进行网间传输及负荷管理。电价的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务须充分论证,方可实施。
案例三:橘县财政危机——自己的孩子自己抱
橘县位于加州南部,是加州最富有的地区,全县GDP达1180亿美元,人均收入7万美元。作为基层政府,橘县设立司库具体管理地方税收及地方公共机构存款,司库的主要职责是运用这些财政性资金进行投资,其所得用于橘县的公共支出。时任司库的鲍伯·西顿由于经营有方被认为是英雄式的人物,已连任七届。1994年危机发生前,橘县财政投资总规模一度达到206亿美元,有200多家公共机构参与其中。鲍伯将这些资金投资于高风险的华尔街债券市场,以博高利。其基本做法是运用金融衍生工具,通过反向收购的浮动利率交易合约在利率下调空间中套利。不幸的是,本来十分成功的投资策略由于美联储自1994年持续提高利率而陷入困境,到1994年下半年,这种投机行为已经使橘县财政损失了17亿美元。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发生了支付危机,1994年12月6日橘县不得不宣布财政破产,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宣布破产的最大的市场当局。
由于财政破产,橘县进入危机状态,市政当局首先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在向州政府请求援助遭到拒绝后,采取了以下措施解决危机:一是裁员,1.7万公务员,裁员2000人;二是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削减公共服务项目;四是与债权人进行磋商,承诺以橘县的税收偿还债务,要求延长还债期限。诸多措施的实行发挥了效用,8个月以后橘县结束了危机状态,脱离破产,恢复了正常。当然司库鲍伯·西顿因此危机被迫究了刑事责任,服了一个很短的刑期。
关于导致橘县破产的原因,一般认为有四个因素:一是损失巨大,超过了财政的承受能力;二是民众对橘县财政失去信心,发生了挤兑;三是州政府、联邦政府的袖手旁观,不愿进行财政援胁四是政党政治因素,橘县是共和党的地盘,而现实是民主党在执政。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则认为,橘县的破产根本原因是管理不善,如果对这样的事情州政府给予救助,那就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其他的市政当局会因此而没有动力去加强自己的财政管理。
橘县财政危机及其解决,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启示之一:事权与财权要相匹配。从理论上讲,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有效地提供的公共产品,但基层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受益范围的区域性,这是基层政府拥有相对独立行政权的基础。因此严格区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问题是由于事权不清而带来的责任不清,中央政府对基层财政风险承担了无限责任。由于体制不同,美国的橘县财政危机不过是局部危机,而我国一旦发生基层财政危机就会演化为全国性的危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启示之二:要抓紧建立地方财政风险的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是当前财政领域的一个紧迫的现实任务,一般地,在财政危机即将爆发时,都有一个前置期,如果能够通过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异常征兆,就有可能适时采取措施,将危机消弭于无形。这对于保证社会稳定、维持政权机构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启示之三:要谨慎使用财政救助方式,积极提倡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不适当地滥用财政救助,一方面会养成被救助单位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非常容易引发攀比,造成财政不可承受的负担,财政部门的工作同志尤其要重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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