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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之风的过程
背景：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刺激，使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先进的中国人，包括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在阶级和民族危亡的形势下而萌生的救亡图存之道。就是说，从一开始，学习西方的思潮就与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向西方学习的内容，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和与之相应的认识的深化，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经济到政治，从器物到体制的发展变化过程。
清代初年，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断了明清之际已经开始兴起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并逐渐向海外大肆扩张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却还处于腐朽的封建统治之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是最主要的经济形式，政治和思想的禁锢更是远远落伍于时代。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中开明的士大夫已经察觉到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即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威胁。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出发，他们开始抨击朝政，主张改革。鸦片战争前后的封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认识到封建统治的危机，这是向西方学习的前提。这一点上，龚自珍走在前列。龚自珍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对清王朝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抨击。他认为十九世纪的中国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社会，由此发出了“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的变革呼吁。正如梁启超是《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指：“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龚自珍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以后的维新派，为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一般认为，林则徐是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在禁烟的同时，组织人力翻译英国人莫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定名为《四洲志》，并注意研究各国情况，翻译了许多外国报刊作为资料。这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人打开了眼界。在《四洲志》的基础上，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的关于世界史地的名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侵略思想。他主张清迁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从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早期先驱者的功绩不仅仅在于他们打开了透视西方的文化窗口，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了当时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开启了学习西方之风。魏源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些先驱者在鸦片战争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力，因此他们从直观的印象出发，把挽救封建统治危机与学习西方结合起来，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设备，这也是最初学习西方的最主要的内容。
五十年代后期[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年）]，总理后期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朝政的洪仁秆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在政治上，强调集中统一，重视“上下情通”，主张设立不受一般官员节制的新闻馆，仿效西方民主制度；经济上，他提倡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交通，开发矿山，创办金融邮政，鼓励发明创造，同时准许雇工。如果说四十年代的“师夷长技”仅仅着眼于外国的坚船利炮的话，洪仁干则是在重视外国军事技术的同时还倡导学习西方的科学和生产技术，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制度。这一思想在当时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封建性很浓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实行这一资产阶级色彩很浓的方案。
把西学真正大规模付诸社会经济和文化实践的是六十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奕讠、李鸿章等人在自强与新政标榜下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由军事工业开始，波及科技、民族工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它把求强与求富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同治元年设同文馆，重又揭开了西学输入中国的序幕，也重新开始了中国人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但是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发展，作为运动宗旨的“中体西用”却逐渐为人所疑，洋务派官僚张树声即认为西方“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的“体”，清廷也必须学习。这场运动最终由于自身浓厚的封建买办性而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走向破产。
不难看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这一时期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上，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只是经济、技术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相比，也只是诸般杂艺的落后，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出于万国之上。这是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对学习西方什么的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西方教给了近代中国崭新的意识形态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这一时期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上，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只是经济、技术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相比，也只是诸般杂艺的落后，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出于万国之上。这是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对学习西方什么的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反映新阶级意志的政治思潮也应运而生。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代表人。他们比较多地接触了资本主义世界，因而批判洋务派只学西方“皮毛”而不袭其体，力主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改观中国面貌：（1）他们继承了先驱者的爱国主义传统，表现出抵御外侮、捍卫主权的强烈愿望。（2）要求发展发展工商业，以此作为谋求富国之路。郑观应提出“商战”，“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抨击清政府“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要求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与西方进行竞争。（3）主张革新政治。他们认为中国政敝不可收拾，是上下不通的制度造成的，而西方诸国小而强，就在于有议会为国本，因此学习西方应以此为首位，实行君主立宪，君民共主。这种思想冲击了封建专政的传统观念，涉及中国政体的变更，成为学习西方的突破点。（4）主张文教改革，发展近代文化教育，培养科技人才。他们批评洋务派只注意学习西方技术，不重视人才培养，以至“有器无人”，未能真正学到西方之长。
与前人比较，早期维新思想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一步触及了西学，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和洋务派划清界限，且一般都以洋务派为靠山，尤其是“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与洋务派如出一辙。
甲午战争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仅仅是兴办实业，并不能得以自强。随着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们首先认识到，“西人之前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中国之弱也不仅仅在军事力量和工商实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这时他们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已抓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以实现君主立宪为中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领域都提出了学习西方改良中国的主张：（1）以进化论驳斥顽固派宣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宣传变法革新的必要与合理性。（2）在政治上，进一步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要求一定的民主政治，实行君主立宪。谭嗣同提出“冲决君主之罗网”，从根本上否定了忠君的观念。（3）在经济上，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系统纲领，要求政府提倡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其源则在农以出之，工以作之”，因此中国要富强起来，就应学习西方，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尽快发展工商业，国家应“纵民为之，并加保护”。（4）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发展了废八股、改科举的思想，主张推行新的教育制度。严复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他的《天演论》等译著使中国人第一次直接接触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内容，他所鼓吹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则力主新学，认为“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
十九世纪末期的这些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变法革新，以此来挽救民族危亡，使国家富强，而变法的目标则是实现君主立宪，倡导民权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从各个方面广泛地宣传新学，使维新思想覆盖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乃至某些上层人士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同早期提出学习西方命题的先驱者相比，康梁等维新派猛烈地抨击了顽固派，毫不隐讳地倡导西学。他们没有仅停留在文字的宣传上，而是上书、请愿、办刊物、建学会，奔走呼号，不断扩大着影响。由于光绪皇帝的支持，他们终于在1898年对自己设计的一系列改革方案进行了试演。这样就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到效西国以变法，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巨大进步。
与百日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几乎同时，兴起了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它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依照西方资本主义主权在民为原则的共和国家。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革命思潮的澎湃，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并迅速推翻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大变化，北洋军阀政府的腐朽统治较之于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阵痛，他们对学习西方的命题作出深刻的反思，这就是“五四”前后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改造国民性的讨论，以培养全体国民科学与民主的群体意识为目标，甚至鼓吹反传统，提倡全盘西化，认为不如此就不能造成真正的共和国民，不能有共和革命的胜利与巩固。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到底不是西方国家，中国人毕竟不是西方人，历史已经证明了学习西方非但不能挽救中国社会，反而生出无穷内乱，以至国势日下。于是他们又收回眼光来挖掘“国粹”，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反传统学西方及回归传统的国粹主义，成为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的两大主要思想潮流。与反传统的思潮相应，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而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武器，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最后的胜利。这是西方带给近代中国意识形态质的改变，由此，中国告别了以儒教治国的方式，走上向世界强国发展的快车道。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背景：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刺激，使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先进的中国人，包括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在阶级和民族危亡的形势下而萌生的救亡图存之道。就是说，从一开始，学习西方的思潮就与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向西方学习的内容，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和与之相应的认识的深化，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经济到政治，从器物到体制的发展变化过程。
清代初年，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断了明清之际已经开始兴起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并逐渐向海外大肆扩张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却还处于腐朽的封建统治之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是最主要的经济形式，政治和思想的禁锢更是远远落伍于时代。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中开明的士大夫已经察觉到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即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威胁。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出发，他们开始抨击朝政，主张改革。鸦片战争前后的封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认识到封建统治的危机，这是向西方学习的前提。这一点上，龚自珍走在前列。龚自珍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对清王朝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抨击。他认为十九世纪的中国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社会，由此发出了“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的变革呼吁。正如梁启超是《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指：“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龚自珍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以后的维新派，为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一般认为，林则徐是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在禁烟的同时，组织人力翻译英国人莫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定名为《四洲志》，并注意研究各国情况，翻译了许多外国报刊作为资料。这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人打开了眼界。在《四洲志》的基础上，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的关于世界史地的名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侵略思想。他主张清迁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从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早期先驱者的功绩不仅仅在于他们打开了透视西方的文化窗口，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了当时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开启了学习西方之风。魏源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些先驱者在鸦片战争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力，因此他们从直观的印象出发，把挽救封建统治危机与学习西方结合起来，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设备，这也是最初学习西方的最主要的内容。
五十年代后期[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年）]，总理后期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朝政的洪仁秆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在政治上，强调集中统一，重视“上下情通”，主张设立不受一般官员节制的新闻馆，仿效西方民主制度；经济上，他提倡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交通，开发矿山，创办金融邮政，鼓励发明创造，同时准许雇工。如果说四十年代的“师夷长技”仅仅着眼于外国的坚船利炮的话，洪仁干则是在重视外国军事技术的同时还倡导学习西方的科学和生产技术，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制度。这一思想在当时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封建性很浓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实行这一资产阶级色彩很浓的方案。
把西学真正大规模付诸社会经济和文化实践的是六十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奕讠、李鸿章等人在自强与新政标榜下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由军事工业开始，波及科技、民族工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它把求强与求富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同治元年设同文馆，重又揭开了西学输入中国的序幕，也重新开始了中国人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但是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发展，作为运动宗旨的“中体西用”却逐渐为人所疑，洋务派官僚张树声即认为西方“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的“体”，清廷也必须学习。这场运动最终由于自身浓厚的封建买办性而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走向破产。
不难看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这一时期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上，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只是经济、技术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相比，也只是诸般杂艺的落后，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出于万国之上。这是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对学习西方什么的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西方教给了近代中国崭新的意识形态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这一时期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上，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只是经济、技术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相比，也只是诸般杂艺的落后，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出于万国之上。这是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对学习西方什么的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反映新阶级意志的政治思潮也应运而生。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代表人。他们比较多地接触了资本主义世界，因而批判洋务派只学西方“皮毛”而不袭其体，力主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改观中国面貌：（1）他们继承了先驱者的爱国主义传统，表现出抵御外侮、捍卫主权的强烈愿望。（2）要求发展发展工商业，以此作为谋求富国之路。郑观应提出“商战”，“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抨击清政府“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要求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与西方进行竞争。（3）主张革新政治。他们认为中国政敝不可收拾，是上下不通的制度造成的，而西方诸国小而强，就在于有议会为国本，因此学习西方应以此为首位，实行君主立宪，君民共主。这种思想冲击了封建专政的传统观念，涉及中国政体的变更，成为学习西方的突破点。（4）主张文教改革，发展近代文化教育，培养科技人才。他们批评洋务派只注意学习西方技术，不重视人才培养，以至“有器无人”，未能真正学到西方之长。
与前人比较，早期维新思想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一步触及了西学，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和洋务派划清界限，且一般都以洋务派为靠山，尤其是“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与洋务派如出一辙。
甲午战争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仅仅是兴办实业，并不能得以自强。随着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们首先认识到，“西人之前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中国之弱也不仅仅在军事力量和工商实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这时他们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已抓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以实现君主立宪为中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领域都提出了学习西方改良中国的主张：（1）以进化论驳斥顽固派宣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宣传变法革新的必要与合理性。（2）在政治上，进一步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要求一定的民主政治，实行君主立宪。谭嗣同提出“冲决君主之罗网”，从根本上否定了忠君的观念。（3）在经济上，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系统纲领，要求政府提倡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其源则在农以出之，工以作之”，因此中国要富强起来，就应学习西方，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尽快发展工商业，国家应“纵民为之，并加保护”。（4）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发展了废八股、改科举的思想，主张推行新的教育制度。严复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他的《天演论》等译著使中国人第一次直接接触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内容，他所鼓吹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则力主新学，认为“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
十九世纪末期的这些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变法革新，以此来挽救民族危亡，使国家富强，而变法的目标则是实现君主立宪，倡导民权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从各个方面广泛地宣传新学，使维新思想覆盖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乃至某些上层人士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同早期提出学习西方命题的先驱者相比，康梁等维新派猛烈地抨击了顽固派，毫不隐讳地倡导西学。他们没有仅停留在文字的宣传上，而是上书、请愿、办刊物、建学会，奔走呼号，不断扩大着影响。由于光绪皇帝的支持，他们终于在1898年对自己设计的一系列改革方案进行了试演。这样就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到效西国以变法，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巨大进步。
与百日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几乎同时，兴起了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它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依照西方资本主义主权在民为原则的共和国家。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革命思潮的澎湃，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并迅速推翻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大变化，北洋军阀政府的腐朽统治较之于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阵痛，他们对学习西方的命题作出深刻的反思，这就是“五四”前后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改造国民性的讨论，以培养全体国民科学与民主的群体意识为目标，甚至鼓吹反传统，提倡全盘西化，认为不如此就不能造成真正的共和国民，不能有共和革命的胜利与巩固。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到底不是西方国家，中国人毕竟不是西方人，历史已经证明了学习西方非但不能挽救中国社会，反而生出无穷内乱，以至国势日下。于是他们又收回眼光来挖掘“国粹”，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反传统学西方及回归传统的国粹主义，成为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的两大主要思想潮流。与反传统的思潮相应，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而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武器，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最后的胜利。这是西方带给近代中国意识形态质的改变，由此，中国告别了以儒教治国的方式，走上向世界强国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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