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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对外经济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商业活动。明清时期，陕西商帮作为当时十大商帮之一，曾垄断中国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http://www.qinsn.com/News/1/24.html
秦商的率先崛起
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陕西曾经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资治通鉴》上讲“关中沃野富饶、乃帝王之居”。据了解，包括汉唐盛世在内的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此建都。
事实上，陕西的辉煌不仅在此，而且还反映在商业上，据专家介绍，在我国明清时期长达5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陕西先进的政治文明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曾经造就一代又一代声闻天下的巨商大贾，而且还最终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商业帮派陕西商帮，这一商帮也被成为秦商。
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而这些为陕西商人的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机遇，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秦商人”，称雄中国500年，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
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时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当时的不少著名秦商，家里都有经商传统。而且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学士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对此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总结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可以说明清之际，一个广泛会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
据悉，明清时期，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则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渭南在明清之间，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地区。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
当时的渭南有谚语云，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荒岁歌”在清末的陕西广为流传，“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饥寒交迫的人们在绝望之中，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渭南最大的富户赵家身上———因为赵家的银钱和粮食，普通人无法想象。“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一条铁律，而一个家族的富裕能够跨于明清两朝，必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动力。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据说，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的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据介绍，鼎盛时期的陕西商帮所兴建的陕西会馆遍布全国，总数多达二百多所，至今全国各地还遗留下不少“陕西会馆”、“关中会馆”、“西秦会馆”建筑遗迹。陕西商人最早在异地建筑的会馆是北京的“关中会馆”和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秦商不少地盘，但秦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秦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
事实上，在陕西商帮的经营模式中，也遇到了与今天十分相似的历史环境。古老的陕西商人“坐在家里，把千里之外的钱挣了回来”，他们主要采取了财东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伙经营模式，然后利润分成，这种合伙制经营体制，与我们现在的国企改革有些相似。
秦商的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携手垄断了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达五百年之久，制造了中国西部商品经济的神话，令今天的陕西人抱愧不已。
当时，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秦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长足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年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秦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秦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而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如今，能够见证当年陕西商帮兴盛的历史遗迹除了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外，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散存于渭北澄城、白水、韩城一带的拴马桩了，据说，这些被史学家称之为“地上兵马俑”的拴马桩正是当时秦商鼎盛时期的财富象征。
秦商的荣辱观与创业精神
从陕商的“老规程”（店规）、“老话”里可以看出，老陕商的荣辱观既符合陕西人的性情，也适合工商业活动的需要。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这句话在陕西农村普遍流传，经久适用。“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老陕商将艰苦创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到兴衰成败的高度，这种精神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陕西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以智求财，深谋远虑是陕西人求财的老传统。正如兵家所提倡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老陕商具有“关陇军人”宏大气魄，比较善于研究市场变化的规律，从大处着眼，谋大局，首先取得战略优势。
“货真价实好为商，假冒伪劣难久长”。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为如此，陕西商人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在布匹行，陕西商人提供的货物质量优良，货真价实，信誉卓著，购销两旺，货敞其流，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
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陕商可贵的历史品格。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商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山陕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是陕商数百年驰骋四方的秘笈。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生活艰苦。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道光年间，赵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见有一瓦屋招待行旅，进店问老板，乃知为一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军贸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独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户人家，所以叫“一道泉”。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陕西商人的袅袅炊烟，试问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呢？
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和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是陕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人生最苦为行商，异地求财，客地经商，困难和艰辛自不在话下。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明末清初陕西大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来一边业贾，一边读书，成为陕西有名诗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科，授官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扬州）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辞官归商，宁吏也贾，很是表现了陕商的敬业精神。
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信精神体现了陕商长线远鹤，功在持久的稳健经营作风。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市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三原商人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策”。
http://www.qinsn.com/News/1/24.html
秦商的率先崛起
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陕西曾经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资治通鉴》上讲“关中沃野富饶、乃帝王之居”。据了解，包括汉唐盛世在内的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此建都。
事实上，陕西的辉煌不仅在此，而且还反映在商业上，据专家介绍，在我国明清时期长达5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陕西先进的政治文明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曾经造就一代又一代声闻天下的巨商大贾，而且还最终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商业帮派陕西商帮，这一商帮也被成为秦商。
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而这些为陕西商人的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机遇，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秦商人”，称雄中国500年，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
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时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当时的不少著名秦商，家里都有经商传统。而且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学士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对此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总结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可以说明清之际，一个广泛会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
据悉，明清时期，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则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渭南在明清之间，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地区。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
当时的渭南有谚语云，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荒岁歌”在清末的陕西广为流传，“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饥寒交迫的人们在绝望之中，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渭南最大的富户赵家身上———因为赵家的银钱和粮食，普通人无法想象。“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一条铁律，而一个家族的富裕能够跨于明清两朝，必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动力。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据说，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的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据介绍，鼎盛时期的陕西商帮所兴建的陕西会馆遍布全国，总数多达二百多所，至今全国各地还遗留下不少“陕西会馆”、“关中会馆”、“西秦会馆”建筑遗迹。陕西商人最早在异地建筑的会馆是北京的“关中会馆”和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秦商不少地盘，但秦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秦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
事实上，在陕西商帮的经营模式中，也遇到了与今天十分相似的历史环境。古老的陕西商人“坐在家里，把千里之外的钱挣了回来”，他们主要采取了财东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伙经营模式，然后利润分成，这种合伙制经营体制，与我们现在的国企改革有些相似。
秦商的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携手垄断了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达五百年之久，制造了中国西部商品经济的神话，令今天的陕西人抱愧不已。
当时，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秦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长足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年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秦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秦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而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如今，能够见证当年陕西商帮兴盛的历史遗迹除了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外，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散存于渭北澄城、白水、韩城一带的拴马桩了，据说，这些被史学家称之为“地上兵马俑”的拴马桩正是当时秦商鼎盛时期的财富象征。
秦商的荣辱观与创业精神
从陕商的“老规程”（店规）、“老话”里可以看出，老陕商的荣辱观既符合陕西人的性情，也适合工商业活动的需要。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这句话在陕西农村普遍流传，经久适用。“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老陕商将艰苦创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到兴衰成败的高度，这种精神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陕西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以智求财，深谋远虑是陕西人求财的老传统。正如兵家所提倡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老陕商具有“关陇军人”宏大气魄，比较善于研究市场变化的规律，从大处着眼，谋大局，首先取得战略优势。
“货真价实好为商，假冒伪劣难久长”。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为如此，陕西商人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在布匹行，陕西商人提供的货物质量优良，货真价实，信誉卓著，购销两旺，货敞其流，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
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陕商可贵的历史品格。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商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山陕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是陕商数百年驰骋四方的秘笈。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生活艰苦。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道光年间，赵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见有一瓦屋招待行旅，进店问老板，乃知为一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军贸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独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户人家，所以叫“一道泉”。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陕西商人的袅袅炊烟，试问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呢？
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和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是陕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人生最苦为行商，异地求财，客地经商，困难和艰辛自不在话下。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明末清初陕西大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来一边业贾，一边读书，成为陕西有名诗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科，授官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扬州）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辞官归商，宁吏也贾，很是表现了陕商的敬业精神。
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信精神体现了陕商长线远鹤，功在持久的稳健经营作风。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市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三原商人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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