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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全国土地的59%为私人所有,土地所有制不仅拥有地上权,而且同时拥有一切地下财富。据统计,全美国除土地和自然资源之外的固定资产总值中私营企业占有60%以上。英、法、德、日等国也与之相差无几。就是被称为“人民资本主义”的瑞典,私营企业也约占企业总数的90%,据统计,瑞典经济的95%由100个大家族所控制,其中,15个家族控制了1/3的工业。[3](P193-194)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大的资本家集团,还以各种方式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施加影响。挪威150个家族掌握着全国资源和生产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全国生产和销售的3/4;瑞典15家最大的垄断企业年营业额高达260多亿克郎,其中54%属于最大的五家垄断集团。[4](P146)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各国尚且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可想而知。 二、两极分化依然严重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能,赚钱发财是资本家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和生活的最大乐趣。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家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损失。”[5](P564)资本家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金钱进行,都受金钱支配,都由金钱决定。“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6](P829) 资本增殖的最直接来源是剥削本国工人阶级。为了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惜以广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马克思揭露道:“资本由于无限度的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极限,它侵占人身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吃饭,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6](P290-291) 资本家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不仅造成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而且也激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参与罢工的总人数有7400万,从1945年到1959年的15年中,参加罢工斗争的总人数已达1.5亿,而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参加罢工的总人数更达3.6亿。进入80年代以后工人斗争的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却更加注重质量和成效,[7](P268)这就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在蛋糕做大的同时,分割上适当照顾工人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通过制定较合理的初次分配政策、实行个人收入累进税制、社会再分配等措施和机制,缩小收入的差距,出现了所谓“生产上的资本主义、分配上的社会主义”等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相反,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如美国,1949年—1970年,工人实际工资增加46.1%,而洛克菲勒财团的资产却增加了438.2%,摩根财团增加362.3%,花旗银行财团高达870%。1948年,美国100家大公司总经理平均收入202.5万美元,为工人的93倍,扣除税率的28%,收入是工人的70倍。1998年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收入为1060万美元,是蓝领工人平均年收入的419倍。1989年美国最底层20%的家庭在美国纳税前总收入中只占4.6%,收入最高的20%家庭在税前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达到44%;199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取得全部家庭税后收入总额的34.9%,其中收入最高的5%家庭取得25%的份额,而收入最低20%的家庭所占份额只有4%左右。到1998年,美国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仅占全社会总财富的0.2%。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从总体上比美国要好一些,但也绝无本质上区别。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经过斗争,虽然可以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但是这“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允许把它略微松一点。”[6](P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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