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盗墓者能叫"摸金校尉
在中国，盗墓的历史源远流长，史不绝书，但并非所有盗墓者都能被冠以“摸金校尉”之名。狭义的“摸金校尉”特指东汉时期曹操所设的一个专司盗墓取财的军职，而广义上则可指中国历史上的官方(或军阀)盗墓集团，例如同为曹操所设的“发丘中郎将”、南宋时期伪齐政权设置的“淘沙官”等。当然，还有如五代时期的温韬、民国年间的孙殿英这样的“盗墓名人”，虽未设专司盗墓的官职，也可包括其中。总而言之，“摸金校尉”至少应是“官盗”才适用的词。
自先秦时期始，中国就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说法，即使是寻常百姓家，死者生前认为珍贵的物品通常会在其死后随棺一同安葬，而王侯将相更不用说，他们的陵墓建得恢宏大气，墓中财宝多不胜数，无论是已被人们所熟知的秦陵兵马俑、殷墟妇好墓，还是近日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墓，莫不如此。
奢靡的厚葬必然引发盗掘现象，先秦经典《孔子家语》中就记载，鲁国正卿季平子死后，他的儿子和部下准备以美玉、珠宝作为陪葬品，孔子听闻后前往劝说：“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最终说服了操办后事的人。孔子将厚葬等同于曝尸，实际上也反映出早在先秦时期，盗墓现象就已很普遍。
如前文所述，盗墓现象在先秦时就很普遍，到战国末期，王侯将相陵墓更是频频遭盗掘。后世的帝王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修筑陵墓的同时也开始装置反盗墓设施。以秦皇陵为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修筑经过：“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关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尽管古书中一直不乏秦始皇陵被盗的说法，但根据今天的考古技术探测与资料分析，除了在兵马俑1号坑有被焚烧、破坏比较严重的痕迹之外，秦陵核心的地宫部分并未曾遭遇过大规模盗掘。秦汉史学者王子今分析，项羽与石氏父子掘始皇陵的说法很可能“只是对陵墓地面官祠以及若干从葬建筑设施造成破坏”。
后世文人在作品中反复提及秦皇陵被盗之事，更多是为了表达提倡节葬，反对奢靡的意愿，给予君王“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的警醒。奢华、宏大而又神秘的秦始皇陵如同中国盗墓史上的一座醒目的坐标，关于它被盗掘的几种传说也正好概括了历史上“官盗”最主要的两大动机：取财或政治复仇。
有人认为，曹操军事集团“发丘摸金”一事出自讨伐檄文，有“污过其虐”之嫌。不过，后来此檄文作者陈琳投靠曹操，曹操曾向他提及此檄文时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可见曹操主要指责的是陈琳在檄文中骂了他的父祖，而他说的“罪状孤而已”以及“恶恶止其身”等话，似乎可理解为曹操对檄文中指责其设摸金校尉等职实施盗墓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有意思的是，曹操作为首位正式设置专司盗墓职位的君王，死后为防止陵墓遭盗掘，设了诸多“疑冢”。
秦始皇陵，盗墓史上最醒目的坐标
自先秦时期始，中国就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说法，即使是寻常百姓家，死者生前认为珍贵的物品通常会在其死后随棺一同安葬，而王侯将相更不用说，他们的陵墓建得恢宏大气，墓中财宝多不胜数，无论是已被人们所熟知的秦陵兵马俑、殷墟妇好墓，还是近日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墓，莫不如此。奢靡的厚葬必然引发盗掘现象，先秦经典《孔子家语》中就记载，鲁国正卿季平子死后，他的儿子和部下准备以美玉、珠宝作为陪葬品，孔子听闻后前往劝说：“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最终说服了操办后事的人。孔子将厚葬等同于曝尸，实际上也反映出早在先秦时期，盗墓现象就已很普遍。除了孔子之外，与儒家争鸣了上百年的墨家始祖墨子也主张“节葬”。可惜先秦诸子的主张并不被后世帝王所接受，就在“六王毕，四海一”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就为自己筑起一座空前宏大的陵墓——秦始皇陵。
如前文所述，盗墓现象在先秦时就很普遍，到战国末期，王侯将相陵墓更是频频遭盗掘。后世的帝王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修筑陵墓的同时也开始装置反盗墓设施。以秦皇陵为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修筑经过：“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关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其中的“机弩矢”显然为防盗之用，而“水银”则是装饰与防盗二者兼之。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始皇入陵后，秦二世担心筑陵工匠泄密，竟下令“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以至“无复出者”。可见秦帝国为防止皇陵被盗，已是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古书中一直不乏秦始皇陵被盗的说法，但根据今天的考古技术探测与资料分析，除了在兵马俑1号坑有被焚烧、破坏比较严重的痕迹之外，秦陵核心的地宫部分并未曾遭遇过大规模盗掘。秦汉史学者王子今分析，项羽与石氏父子掘始皇陵的说法很可能“只是对陵墓地面官祠以及若干从葬建筑设施造成破坏”。后世文人在作品中反复提及秦皇陵被盗之事，更多是为了表达提倡节葬，反对奢靡的意愿，给予君王“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的警醒。奢华、宏大而又神秘的秦始皇陵如同中国盗墓史上的一座醒目的坐标，关于它被盗掘的几种传说也正好概括了历史上“官盗”最主要的两大动机：取财或政治复仇。
摸金发丘，曹操首创“官盗”体系
秦帝国的掘墓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败死，他的对手刘邦建立汉帝国后，实施了一项重要举措——开始设守冢人。项羽曾对始皇陵实施破坏，而刘邦却为之专设“守冢二十家”。这也意味着秦始皇陵开始受到政府保护。此外，原六国君臣的陵墓也被刘邦指派了守冢人，此举标志着“战国末期以来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各地纷起的盗掘君王贵族陵墓之风，终于开始受到官方的制止”。到了班固著《汉书》时期，“掘冢”已被称作“奸事”，被视为违法行为之一。
尽管汉朝政府已命令禁止“掘冢”，但民间的盗墓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济东王刘彭、广川王刘去这样的不法贵族参与其中。严格来说，这个刘彭掘墓的动机不能称为“盗”，此人残忍嗜杀，常以割剥、肢解、烹煮等方式残杀后宫女子。作恶后的刘彭因担心受害者鬼魂报复，竟“掘出尸，皆烧为灰”。至于广川王刘去，完全就是一个以盗墓为嗜好的少壮贵族，据《西京杂记》载，魏襄王墓、魏哀王冢、晋灵公墓、周幽王墓等皆遭刘去盗掘，但此人更出格的行为是竟盗掘了当朝大臣袁盎的墓，这位汉文帝时期名臣的墓穴中“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令刘去大失所望。刘彭、刘去这两名贵族的掘墓行为既非为求财，又非政治报复，前者掘墓焚尸是因恐惧而衍生的变态行为，后者“发古冢”的事迹则是出于好奇心，他们可算作盗墓者中的异类。
乱世之时，也是各代陵墓遭盗掘的高峰期，虽然在成书于西汉时的《淮南子 兵略》中已经将“毋抉坟墓”作为军纪之一，但到了西汉末年，依然发生了军人大规模盗墓、毁墓事件。王莽篡汉后，政局动荡，起义军遍布各地。当起义军逼近长安时，王莽以囚徒组成一支临时部队迎击，哪知这支部队刚过渭桥便发生哗变，将王莽宗族的坟墓尽数挖掘，并“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又发生西汉帝陵被发掘的事件，据《汉书》载，除霸陵、杜陵完好外，“宗庙园陵皆发掘”。赤眉军掘陵过程中，甚至出现侮辱墓主尸身的恶性事件。据《后汉书》记载，赤眉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敛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引发了持续近百年的军阀大混战，中原大地战火四起，苍生倒悬，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惨象。另一方面，根据乱世起而盗墓昌的规律，汉魏之际也是集团盗墓行为的高峰期。黄巾之乱被平定后，西凉军阀董卓进京专权，曹操、袁绍等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公元190年，势如破竹的讨董联军攻破虎牢关，进逼洛阳，促使惶恐不安的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据《三国志》载，董卓离开时放火焚烧洛阳宫室，并“悉发掘陵墓，取宝物”。而在《后汉书》中则更详细地记载了掘陵行为是董卓指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董卓的掘墓行为很快被讨董联军列为罪行，袁绍与众诸侯歃血为盟时的誓词中便有“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薰后土”之语谴责董卓。
与董卓焚城掘陵的粗暴行为比起来，讨董一方的曹操则使用了“名正言顺”的方法——设置专司盗墓的军职。在军阀混战，群雄逐鹿的时代，军饷与物资对于军事集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弥补军饷不足，有人在活人身上打主意(掠夺)，也有人在死人身上做文章(盗墓)，例如《鬼吹灯》与《盗墓笔记》中常提及的“摸金校尉”与“发丘中郎将”就是曹操所设。关于曹操在军中设置盗墓军职的说法最早出于陈琳所作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该檄文中指责曹操“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其中还专门提及曹操发掘梁孝王陵墓之事：“……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恭肃，而(曹)操帅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
也有人认为，曹操军事集团“发丘摸金”一事出自讨伐檄文，有“污过其虐”之嫌。不过，后来此檄文作者陈琳投靠曹操，曹操曾向他提及此檄文时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可见曹操主要指责的是陈琳在檄文中骂了他的父祖，而他说的“罪状孤而已”以及“恶恶止其身”等话，似乎可理解为曹操对檄文中指责其设摸金校尉等职实施盗墓等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有意思的是，曹操作为首位正式设置专司盗墓职位的君王，死后为防止陵墓遭盗掘，设了诸多“疑冢”。民间传说，曹操的“疑冢”有72处之多，这也是一种新的防盗之法。千年之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去世时也摆了一盘“十三城门同时出棺”的迷魂阵，与曹操的“疑冢”可谓殊途同归。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却是一位坚持要子孙对自己进行薄葬的皇帝，他要求自己的墓地中不建寝殿，不藏金银铜铁。因担心后代不遵从自己的意愿，曹丕甚至发了毒咒，说如果不这样做，自己将被“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
汉末三国这段动荡时期里，军事集团对陵墓破坏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董卓和曹操的身上，民间墓冢遭军队盗掘、破坏的记载多不胜数，与曹魏、蜀汉三分天下的孙吴政权亦“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开创了发掘前代陵墓取用建筑材料的史例。
从“淘沙官”到掘陵“厌胜”
两宋时期，盗墓行为已为时人深恶痛绝。宋人编著的文言小说《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盗墓的故事，但大多以盗墓者掘陵后遭鬼魂索命而暴死为结局。然而在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刘豫的伪齐政权却公然设置了专司盗墓的官职“淘沙官”。
伪齐政权的统治者刘豫原为知济南府，金兵南下时献城投降，于宋绍兴二年(1128年)受封为“大齐皇帝”，实为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刘豫所设的“淘沙官”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官方盗墓机构”(曹操设的“摸金校尉”属于军方机构)。关于他设此职的动机，《大金国志》中记载是因为“西京士兵卖玉注椀与三路都统，(刘)豫疑非民间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于是任命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谷俊为“汴京淘沙官”，前者负责“发山陵及金人发不尽棺中水银等物”。后者“发民间埋窖及无主坟墓中物”。可见“淘沙官”的职位名称前虽被冠以地名，但两者实则不以地域为划分，而是以墓葬类别分职，不同等级的陵墓都被作为发掘的对象。
《宋史》记载，自刘豫设“淘沙官”后，“两京冢墓发掘殆尽”。伪齐政权这种由政府主导，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的盗墓行为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其性质与东汉时曹操所设的“摸金校尉”相似，主要是为了取财。不过在史上成规模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的动机除了取财与政治复仇，还有种动机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厌胜”(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这一类盗墓行为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明代的民变中，“尽掘其先人冢墓”成为暴动者对统治阶层发泄仇恨的一种普遍方式。崇祯年间，农民军头目张献忠对曾率军围剿过他的明臣杨嗣昌恨之入骨，后来张献忠攻陷了杨嗣昌的老家武陵时，杨嗣昌已死，不能释怀的张献忠便“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此外，同时期还发生过首府周延儒的祖墓被暴动民众挖掘、明王妃冢遭盗发等事例，这种掘墓泄愤的现象在晚明民变的史料中尤其多见，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挖祖坟的传说。
明太祖朱元璋原为凤阳人士，凤阳的皇家陵墓中安葬着他的父母及兄嫂、侄儿的遗骨，陵园区外有城垣，内有护所、祭祀设施，陵前竖起高大的皇陵碑和成双成对的石像生。后来明皇室虽迁至北京，但对凤阳的皇陵历来保护有加。1635年，李自成攻克凤阳后，下令“焚皇陵”，继而引起天下震动。李自成此举的动机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报复式的泄愤，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农民军将领们笃信风水之说，认为焚毁凤阳皇陵可以破坏明王朝的国运，达到“厌胜”的效果。所以在“焚皇陵”后，农民军竟因此“势大炽”“声势益张”，士气空前振奋。明王朝则与之相反，北京朝廷因李自成在凤阳的一把火而陷入恐慌和沮丧的情绪中，崇祯皇帝闻讯后，身着素服哭祭太庙，并将“渎职”的漕运都御使杨一鹏斩首。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对李自成耿耿于怀的崇祯皇帝以彼之道还之彼身，派明将汪乔年“发(李)自成先冢”。巧合的是，李自成于1644年攻破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自缢，灭亡了大明朝。但李自成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稳，很快又被吴三桂引来的清军击败，仓皇撤离北京，并于次年败死于九宫山。于是民间很快便有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相挖祖坟，互坏风水的传说，大致是说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李自成挖了凤阳皇陵，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覆灭也是因为李氏祖坟被崇祯派人给掘了，将两个政权崩溃的原因归结为挖祖坟。这种传说只可能是后人对掘墓“厌胜”之说的一种附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