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研究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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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面临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批评:
一是鉴于记录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它便无足轻重。
二是鉴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可被用来操控人类,它便危险之至。
1. 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兵比教育水平低的士兵在适应方面遇到了更多问题。(比起那些“社会”大学的毕业生,知识分子对战斗带来的焦虑更不适应。)
2. 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适应炎热的南海岛屿气候。(南方人更适应炎热的气候。)
3. 白人士兵比黑人士兵更热衷于晋升。(多年的压迫会降低成就动机。)
4. 南方的黑人士兵更喜欢来自南方的长官而非来自北方的。(因为南方长官更习惯与黑人打交道,也更有技巧。)
拉扎斯菲尔德:“这些陈述中的任何一条恰恰与实际发现的相反。”事实上,书中还报告:教育水平较低的士兵适应性更差。南方人并不比北方人更喜欢热带气候。黑人士兵更热衷于晋升,等等。“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给出了真正的结论(正如施莱辛格所感觉到的那样),读者也许会给这些事实打上‘显而易见’的印章。”
事后聪明偏差:
然而,常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知道事实之后才想起它的存在。事后聪明总比先见之明来得明显容易。有实验表明,当得知实验结果时,人们便突然间觉得结果不是那么令人惊讶,至少相对那些仅得知实验程序或实验预期结果的人们而言。一旦新知识在手,我们那卓有成效的记忆系统便会自动更新过时的假定。
日常生活中,我们因突然洞察了使事物得以发生的种种力量而不觉得惊诧了。
在大选或股市震荡发生之后,大多数的评论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该是整顿市场的时候了。”
在2003年对伊战争之后,战争的结果——对于联军来说,胜利来得轻而易举,但对于文明和民主而言却并非如此——看上去再明显不过了。许多人认为,考虑到美国对伊拉克有着3 300亿美元对16亿美元的优势,任何人都会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是,美国部队应该事先预见到需要保护巴格达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学校,以免于掠夺者的扫荡。
如果这个“事后聪明式偏见”(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了”的现象)深入人心的话,你可能就会感到自己早已知道的结果。的确,几乎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所得出的可信结论看起来都有些像常识,当然,这都是在你知道结果之后。
你可以证明这种现象的存在,把一群人分成两组。将一个心理学结论告知给其中一组,而给另一组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例如,告诉其中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不同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异性相吸”。
而另一组则被告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相似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先让人们解释这个结论,然后问他们是否对此感到惊异。
事实上,几乎任何结论都会因谚语格言的解释而变成常识。
假如社会心理学家报告分离加深爱意,甲便回答道:“你就靠这个谋生?谁都知道‘小别胜新婚’。”若结果是分离会浇熄爱火,乙便回答道:“我外婆都可以告诉你‘人走茶凉’。”
当卡尔·泰根让英国莱斯特大学学生来评价格言与其对立面时,他一定乐了好一阵子。
当看到格言“恐惧比爱强大”时,大多数人认为此言不差,但对于其反面“爱比恐惧强大”,学生们也作出了同样的评价。
人们对真正的格言“堕落的人不能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其反面“堕落的人能够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最欣赏的是这两句得到普遍认同的:“智者造箴言,愚者重复之。”(真正的格言)以及人为编造的语句“愚者造箴言,智者重复之。”(更多的双重格言请参见“专栏”:我早就知道的事实。)
事后聪明偏见给许多心理系学生带来了麻烦。有些时候,结果的确出人意料。
例如,比起银牌获得者来说,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对自己的成绩更为满意。
但更多的时候,你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实验结论,它们看上去很容易,甚至显而易见。而之后当你进行多项选择测验时,面对多个看上去颇为可信的答案,任务难度会大大增加。备受打击的学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还以为自己都明白了。”
“我早就知道的事实”这一现象不仅令社会科学的发现看起来与常识无二,它可能还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它可能令我们妄自尊大,即高估了自己的智慧能力。不仅如此,由于结果看起来似乎具有预见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为那些事后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错误决策而责备决策者,却并不因那些同样“显而易见”的正确决策去褒奖决策者。
类似地,我们有时也会为自己所犯的“愚蠢错误”——没能更好地与人相处,或是没能更好地应对事情——而自责不已。当回头看时,我们明白了应该如何行事。“我早就该想到期末的时候会有多忙,早就该开始写论文了。”但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过分苛刻。我们忘记了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当时并非那么明显。
当内科医生得知病人的症状与死因后(解剖得出的结论),有时会颇为疑惑:怎么会做出如此不正确的诊断?其他那些只得知症状的内科医生并没有觉得错误的诊断如此明显。(倘若迫使陪审团从先见而非后见的角度出发,他们给玩忽职守者评定过失时是否会有所迟疑?)
难道常识通常是错误的?有些时候的确如此。
常识与行医经验让医生们相信,放血对医治伤寒十分有效,直到19世纪中叶,有人不怕麻烦做了一个实验——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放血,一组仅仅卧床静养,才证明两者毫无关联。
聚焦 我早就知道的事实
卡伦·墨菲(1990)这位《大西洋》的执行编辑讥讽“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通常只不过是察觉那些显而易见之事,或仅仅是证实常识而已。”他自己对社会科学发现所做的也只是随意的调查“发现任何一种想法或是结论都能在巴特利特的惯用语辞典,或是任何一本百科全书的引文中找到。”的确如此,因为对于许多可信的结论而言,都有某种“出处”可寻。尽管如此,为了详细审查格言的准确性,我们仍需要做一些研究。
一是鉴于记录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它便无足轻重。
二是鉴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可被用来操控人类,它便危险之至。
1. 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兵比教育水平低的士兵在适应方面遇到了更多问题。(比起那些“社会”大学的毕业生,知识分子对战斗带来的焦虑更不适应。)
2. 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适应炎热的南海岛屿气候。(南方人更适应炎热的气候。)
3. 白人士兵比黑人士兵更热衷于晋升。(多年的压迫会降低成就动机。)
4. 南方的黑人士兵更喜欢来自南方的长官而非来自北方的。(因为南方长官更习惯与黑人打交道,也更有技巧。)
拉扎斯菲尔德:“这些陈述中的任何一条恰恰与实际发现的相反。”事实上,书中还报告:教育水平较低的士兵适应性更差。南方人并不比北方人更喜欢热带气候。黑人士兵更热衷于晋升,等等。“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给出了真正的结论(正如施莱辛格所感觉到的那样),读者也许会给这些事实打上‘显而易见’的印章。”
事后聪明偏差:
然而,常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知道事实之后才想起它的存在。事后聪明总比先见之明来得明显容易。有实验表明,当得知实验结果时,人们便突然间觉得结果不是那么令人惊讶,至少相对那些仅得知实验程序或实验预期结果的人们而言。一旦新知识在手,我们那卓有成效的记忆系统便会自动更新过时的假定。
日常生活中,我们因突然洞察了使事物得以发生的种种力量而不觉得惊诧了。
在大选或股市震荡发生之后,大多数的评论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该是整顿市场的时候了。”
在2003年对伊战争之后,战争的结果——对于联军来说,胜利来得轻而易举,但对于文明和民主而言却并非如此——看上去再明显不过了。许多人认为,考虑到美国对伊拉克有着3 300亿美元对16亿美元的优势,任何人都会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是,美国部队应该事先预见到需要保护巴格达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学校,以免于掠夺者的扫荡。
如果这个“事后聪明式偏见”(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了”的现象)深入人心的话,你可能就会感到自己早已知道的结果。的确,几乎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所得出的可信结论看起来都有些像常识,当然,这都是在你知道结果之后。
你可以证明这种现象的存在,把一群人分成两组。将一个心理学结论告知给其中一组,而给另一组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例如,告诉其中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不同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异性相吸”。
而另一组则被告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相似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先让人们解释这个结论,然后问他们是否对此感到惊异。
事实上,几乎任何结论都会因谚语格言的解释而变成常识。
假如社会心理学家报告分离加深爱意,甲便回答道:“你就靠这个谋生?谁都知道‘小别胜新婚’。”若结果是分离会浇熄爱火,乙便回答道:“我外婆都可以告诉你‘人走茶凉’。”
当卡尔·泰根让英国莱斯特大学学生来评价格言与其对立面时,他一定乐了好一阵子。
当看到格言“恐惧比爱强大”时,大多数人认为此言不差,但对于其反面“爱比恐惧强大”,学生们也作出了同样的评价。
人们对真正的格言“堕落的人不能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其反面“堕落的人能够帮助另一个堕落的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最欣赏的是这两句得到普遍认同的:“智者造箴言,愚者重复之。”(真正的格言)以及人为编造的语句“愚者造箴言,智者重复之。”(更多的双重格言请参见“专栏”:我早就知道的事实。)
事后聪明偏见给许多心理系学生带来了麻烦。有些时候,结果的确出人意料。
例如,比起银牌获得者来说,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对自己的成绩更为满意。
但更多的时候,你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实验结论,它们看上去很容易,甚至显而易见。而之后当你进行多项选择测验时,面对多个看上去颇为可信的答案,任务难度会大大增加。备受打击的学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还以为自己都明白了。”
“我早就知道的事实”这一现象不仅令社会科学的发现看起来与常识无二,它可能还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它可能令我们妄自尊大,即高估了自己的智慧能力。不仅如此,由于结果看起来似乎具有预见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为那些事后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错误决策而责备决策者,却并不因那些同样“显而易见”的正确决策去褒奖决策者。
类似地,我们有时也会为自己所犯的“愚蠢错误”——没能更好地与人相处,或是没能更好地应对事情——而自责不已。当回头看时,我们明白了应该如何行事。“我早就该想到期末的时候会有多忙,早就该开始写论文了。”但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过分苛刻。我们忘记了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当时并非那么明显。
当内科医生得知病人的症状与死因后(解剖得出的结论),有时会颇为疑惑:怎么会做出如此不正确的诊断?其他那些只得知症状的内科医生并没有觉得错误的诊断如此明显。(倘若迫使陪审团从先见而非后见的角度出发,他们给玩忽职守者评定过失时是否会有所迟疑?)
难道常识通常是错误的?有些时候的确如此。
常识与行医经验让医生们相信,放血对医治伤寒十分有效,直到19世纪中叶,有人不怕麻烦做了一个实验——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放血,一组仅仅卧床静养,才证明两者毫无关联。
聚焦 我早就知道的事实
卡伦·墨菲(1990)这位《大西洋》的执行编辑讥讽“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通常只不过是察觉那些显而易见之事,或仅仅是证实常识而已。”他自己对社会科学发现所做的也只是随意的调查“发现任何一种想法或是结论都能在巴特利特的惯用语辞典,或是任何一本百科全书的引文中找到。”的确如此,因为对于许多可信的结论而言,都有某种“出处”可寻。尽管如此,为了详细审查格言的准确性,我们仍需要做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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