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边城》讲的是什么，其深刻内涵又是什么？
主要内容：
《边城》以二男一女的爱情悲剧为基本框架，讲述了一个哀婉曲折的动人故事。掌管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渡船老人的孙女翠翠。
最终兄弟俩却一个身亡，一个出走，老人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死去。小说除了小儿女爱情之外，还拓展情节容量，讲述了少女和老人的故事以及翠翠已逝母亲的故事。
其中描写了人与人的冲突，但冲突中格外和谐。翠翠在一系列冲突之后仍保持安然。安然地摇着老船公留下来的渡船，等着那可能明天会回来，可能永远不回来的情人傩送。
内涵：
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具备的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的美，是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支撑他塑造这个人物的就是人性皆美这一思想。
并且他所表现的翠翠的纯和善不是那种发展以后的纯洁和善良，不是经过道德规范的，理性的、历史的善和纯，而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的善和纯，古朴、简单。真正体现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
从翠翠的眼中看这个世界，一切都那么自然、正常、平静，她完全没有社会意识，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她生命中的力量完全来自于她的天然属性。她的生活过程不与某种目的相联系，而是一种自然的生命本质。
翠翠对傩送萌生了少女的爱情，这是由于她自身的成熟，是她达到一定年龄，身体自然发育成熟之后，一种自然的体现。
她完全听凭一种自然，一种天性。而不具备明确的目的性。并且，在翠翠来说，过程也就是目的。所以当她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仍能安然地平静地等着不可预知的目标。
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听命的观点。让人弄不清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坦然。还有人说.翠翠在爱情中的表现恰恰是一种人性贫困的表现，她始终等着而没有去主动追求爱情。
当她不小心滑到爱河中后她没有能力抓住机遇把握条件趁热打铁大干快上”，所以是她自己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其实。翠翠的这种生命形式正代表着边城人的生命形式，将自己的人生作为一整个过程，并将整个过程本身就看作它的目的。他们平静、自然、知足地渡过了一生，也就达到了自己生活的目的。
“生命无法不受到种种限制，人类的命运总是有悲观的因素，然而人的伟大可贵就在于并不因为悲观而放弃，就在命运翻云覆雨的鼓掌之中。生命也能散发出自己的庄严和魅力。”
边城中的人们的那种以自然为基础的存在形式会深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个理想中的美好世界也会浮现我们眼前。这个世界源于现实：那是都市文明影响较少的。保存天然较多的地区。
沈从文又在这相对较边远的带有淳朴民风的地方寻找到了比较美好的人生形式加以理想化的表现。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完全听凭一种自然，人们从容而恬静地生活着。
当然，小说中人们这种完全听凭自然的状态，有时会让读者产生一种不幸的感觉。然而，这正是沈从文的夙命观的体现：听凭自然的过程很完美。
虽然自然的阴晴圆缺会使处在其中的人有自主无法把握的东西，产生不幸。但我们也可以安然地听命，坦然而安宁。
所以边城人生命形式的代表翠翠，当面对不幸的时候她并未产生一种悲凉的感觉。只有我们这些无法超脱的人才会产生悲凉感。
人类文明发展当到当今，人们开始向往自然，呼唤自然的回归。人类在创造中不断摆脱原始、蒙昧，却离自然越来越远。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自然本性丧失的太多，渐趋向社会中的符号时，人们开始向往自然，向往人的天性。开始呼唤原始的回归。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
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二、人物介绍
1、翠翠
翠翠是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的小女孩，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翠翠来到人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她既是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的女儿。
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第一阶段：翠翠爱情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舟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就萌芽了。
第二阶段：翠翠爱情的觉悟阶段。两年后又进城看龙舟，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 第三阶段：翠翠对爱情执着的阶段。她在爱上傩送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也爱上了她。出于对爱情的忠贞，她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
然而，她与傩送的爱情却忽然受到严重挫折，傩送远走他乡、爷爷也死了使她一夜之间“长成大人”。最后，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了翠翠性格坚强的一面。
2、爷爷
爷爷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
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话、唱歌。
他也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
3、天保
天保个性豪爽、慷慨。他是船总的大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的孙女。他知道弟弟也爱翠翠，两人唱歌“决斗”，他却因为自己先提了亲，“作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
弟弟“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充分表现了他的手足之情。后来他外出闯滩，既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是为了消解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他是为了亲情和爱情而死。
4、傩送
傩送有着他母亲的美好品格，细腻。傩送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边城
然在《边城》，这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没有炮火硝烟的作品中，我们竟然能够感受到三个男性(天保、傩送、爷爷)身上积聚和爆发出来的悲剧中的人性美、类英雄的崇高美；或者说，蕴蓄于三位男性身上的人格精神已经带有了“英雄”的品质。不妨可与现当代军事文学中的“英雄”作一对比。
八十年代，人性的脱缚。十年“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似乎开始了一个“再叙事”的过程，在文学精神上，召唤着“人”的重新找回，于是一种“人”的自醒，一种新质的英雄主义迅速在军事文学中蔓延开来。无论是《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还是《红高梁》中的余占鳌，《灵旗》中的那汉子，《绝望中诞生》里的孟中天……他们首先是些活生生的充满了自然秉性的“人”，他们不是“杨子荣”，不及“高大全”完美，但我们不能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拥有全部的真善美而改变自己敬慕的心情；相反正因为他们也涵纳了人性的七情六欲和种种弱点而更觉可敬。
九十年代，世俗的沉醉。九十年代是世俗主导，英雄消解的年代。只需看一看九十年代军事文学的集大成者阎连科、朱苏进等人的主要作品便可窥豹一斑。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军人无一不显得愚昧、自私、狭隘，《和平雪》《中士还乡》《寻找土地》中的农民军人的一切高尚和萎琐都出自一种“农民逻辑”——炊事班长给连长下跪为的是转志愿兵；连长给团长下跪时说的是：你不是农民不知道农民心里想些啥，我做梦都想把老婆孩子户口弄出来……他们考虑一己之私远胜于忧虑军队大事，在他们身上，世俗人性的阴柔掩盖了英雄之气的阳刚，狭隘的自我意识直逼崇高的奉献精神，英雄气节、英雄精神在这里荡然无存，所谓农民军人实质上无非是披着军装的农民罢了。
朱苏进在九十年代创作的《醉太平》更是英雄世俗化的典型。作家似乎更醉心于描写非特殊性的世俗人性：诸如罗子建的性爱生活，世俗的尴尬；而更多的则是“军人”中的精英人物，如季墨阳、石贤汝、夏谷等为了争权夺势而展开的勾心斗角，他们为了达到目标所使出的明的或暗的手段与心计。如果说阎连科笔下的人物是为生存而抗争的话，那么朱苏进塑造的便是满足了生存与物质享受之后的更高层次的弱肉强食的“人”的群体。军事文学在“解构英雄”上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从充斥了九十年代前期军事文学的“世俗人性化”倾向上来看，军事文学在关注人性上确乎有一个较大的进步，然而在这进步中，却分明感受到了军事文学“金戈铁马”传统的声声咏叹。我们确实欣喜地看到了军事文学在向着探索人性、关注人生这一文学终极目标不懈努力过程中的累累硕果，然而我们却又悲哀地看到了它在追求人性的真实的同时，过度热衷于揭示“原生态、原世相、原本能”，热衷于写人性、自私、保守、狭隘、嫉妒、倾轧等落后、消极的一面，从而在九十年代物质高度发展，物欲横流，金钱至上，追求低迷，价值观混乱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英雄短视而带来的英雄自戕。这种陈述尽管从局部意义上说呈现了一定的真实性，然而从整体而言，它们忽略了军队的特殊性，军人的特殊性，同时也淡化了从社会、政治、伦理等角度对人的要求，因而实际上是以丧失了全部的真实为代价，或者说，是以浼灭英雄主义为代价的。
抒写“英雄精神”的现当代军事文学，不仅记录了“英雄品质”的沦落，甚至还记录了“人性品质”的坠落。但在《边城》中，我们却能看到一种不是“英雄”却胜似“英雄”的精神。
小说《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剧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人物可爱，是沈从文先生小说的一大特征。他的作品所有人物全都可爱善良，可又能从中感到悲哀的分量。
天保和傩送突然发现两人爱上的竟是同一个姑娘，眼看兄弟要变成情敌，他们没有反目成仇，也没有像流行小说写的那样，其中一个慷慨“出让”，他们懂得，姑娘不是财产，感情没有价格，你必须接受姑娘的选择，而不能代替姑娘做出选择。于是他们公平地、正大光明地做了竞争，哥哥走了车路占了先，就一定让弟弟走马路先开口，结果一唱定乾坤，这里没有裁判，没有评委，没有公证人，只有良心和道德，再加上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为了成全弟弟，哥哥带着失恋的忧伤远走他乡……而另一个男性，爷爷的符号意义不是封建权威与伦理，而是伟大的淳朴与无私。在翠翠的成长之途中，爷爷是一个重要的精神的引领者。
沈从文先生深情地歌咏亲情爱情的美丽，《边城》反映着他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坦诚的思考和愿望，他把这些美好的愿望交给了家乡湘西的乡亲。黑格尔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的对立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得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冲突相互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浓厚与坚强。”历史——现实冲突中的人性美的抒写，沈从文一概轻淡写来，全无矫饰。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的语言，轻轻点染了人间辛勤、写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不免叫人回味起遥遥千年前就久已存在的那种深厚的关怀，那是亲情、仁民、爱物的儒家思想的怀抱，是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现世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微内蕴。于是作家的情味之笔没有历史的沧海桑田、慷慨悲歌，也不追逐现实的急风暴雨、喧嚣扰攘。温温的、淡淡的、静静的味道，却又透着现实而坚强的绵里藏针、刚柔并济，显着对历史的矛盾毫不回避的从容沉静。因了这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真真切切的人伦亲情，爷爷和翠翠的既世外桃源又受人温情资助的旧社会生活态是可以理解的；翠翠自作主张的爱情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天保傩送两兄弟的无阶级立场的爱情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写尽了“中国式的人道主义”，也写出了“中国式的大公无私”，标示出人文关怀的高尚境界。
有人曾说，走向世俗，是跨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傅瑛语），并以张爱玲的走红为之佐证：“张爱玲之作思想难说精深，艺术也不能算是首屈一指，她的走红……因为今天的人们在那些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中，读出了一种颇合口味的世俗精神，……她态度亲近地与读者大众们扯些身边琐事，谈服装、谈公寓、谈电影、谈吃食、谈种种都市生活的乐趣……对世俗人情的肯定，对繁冗质朴的俗界人生的欣赏，使它具备了跨时代的生命力。”若果真可以抛开“思想精深”、“艺术首屈一指”这两条标准，那么细数我中华泱泱上下五千年的文学史，能拉扯些家常琐事的文人艺人何止千万？因此，假如中国散文果真以巨大的亲和力贴近大众，走向世俗人生，决不能不谈“思想”、“艺术”这两条品评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人类的习常生活、生存状态确乎有永恒挖掘的资源和价值，但人类在柴米油盐酱醋之外，还需要一点别样的滋味来填补生活的缺憾，引领人类走出荒蛮，趋向文明，《边城》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既人性又高于人性的文学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城》的“人性美”的胜利，是英雄主义的，又是超乎传统英雄主义的。
我们悠长的文明史曾记载了人类远祖在漫长的征服与被征服历史过程中的大苦大乐，大悲大喜及大彻大悟，大恍大惑。我们崇尚英雄，更崇尚人性英雄。《边城》，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的理想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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