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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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成果意义
相关报道会议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个报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指导建设新中国的各方面纲领和政策的集大成，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⒈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方针。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鉴于城市历来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重心，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必然要以各种方式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进入城市后，“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而在这些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同时，毛泽东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座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样，在一切老解放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政策。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它的基本出发点。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毛泽东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个极其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在长期以来深入观察、分析中国国情，坚持从中国社会及经济现状出发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得出来的。把对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科学分析，作为党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活的灵魂。
从上述基本点出发，毛泽东展开分析和论述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及党的相应政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的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及所采取的经济方针的阐述，是对中央九月会议有关思想的发展。
⒊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在政治上，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即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对这些原则作了更加具体的论述。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国体问题思考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各阶级在未来新国家中的地位作出全面严谨的论述和提纲挚领的概括。早在1948年1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强调：为此，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⒋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针问题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
相关报道会议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个报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指导建设新中国的各方面纲领和政策的集大成，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⒈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方针。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鉴于城市历来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重心，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必然要以各种方式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进入城市后，“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而在这些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同时，毛泽东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座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样，在一切老解放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政策。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它的基本出发点。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毛泽东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个极其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在长期以来深入观察、分析中国国情，坚持从中国社会及经济现状出发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得出来的。把对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科学分析，作为党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活的灵魂。
从上述基本点出发，毛泽东展开分析和论述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及党的相应政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的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及所采取的经济方针的阐述，是对中央九月会议有关思想的发展。
⒊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在政治上，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即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对这些原则作了更加具体的论述。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国体问题思考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各阶级在未来新国家中的地位作出全面严谨的论述和提纲挚领的概括。早在1948年1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强调：为此，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⒋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针问题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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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成果和重大意义
《长城在线》 2004-2-27 17:34:04
会议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个报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指导建设新中国的各方面纲领和政策的集大成，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⒈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方针。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鉴于城市历来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重心，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必然要以各种方式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进入城市后，“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而在这些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同时，毛泽东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座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样，在一切老解放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政策。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它的基本出发点。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毛泽东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个极其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在长期以来深入观察、分析中国国情，坚持从中国社会及经济现状出发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得出来的。把对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科学分析，作为党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活的灵魂。
从上述基本点出发，毛泽东展开分析和论述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及党的相应政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的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及所采取的经济方针的阐述，是对中央九月会议有关思想的发展。
⒊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在政治上，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即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对这些原则作了更加具体的论述。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国体问题思考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各阶级在未来新国家中的地位作出全面严谨的论述和提纲挚领的概括。早在1948年1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强调：为此，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⒋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他说，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说，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
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认为，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针问题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
建国前夕，我们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一项主要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我们在外交方面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采取不承认政策的目的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这一方针和立场，毛主席用简炼而生动的语言作了概括，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并进一步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⒍党的建设的新课题。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对于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新课题。
在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全会闭幕前，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共十个部分，简要评价了各地的工作，对个别问题作了补充并从十二个方面系统地讲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生产建设，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了政治、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等多方面的充分准备，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使全党在新的形势下，达到高度的团结统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长城在线》 2004-2-27 17:34:04
会议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个报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指导建设新中国的各方面纲领和政策的集大成，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⒈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方针。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鉴于城市历来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重心，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必然要以各种方式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进入城市后，“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而在这些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同时，毛泽东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座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样，在一切老解放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政策。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它的基本出发点。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毛泽东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个极其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在长期以来深入观察、分析中国国情，坚持从中国社会及经济现状出发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得出来的。把对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科学分析，作为党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活的灵魂。
从上述基本点出发，毛泽东展开分析和论述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及党的相应政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的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及所采取的经济方针的阐述，是对中央九月会议有关思想的发展。
⒊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在政治上，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即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对这些原则作了更加具体的论述。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国体问题思考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各阶级在未来新国家中的地位作出全面严谨的论述和提纲挚领的概括。早在1948年1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强调：为此，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⒋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他说，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说，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
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认为，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针问题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
建国前夕，我们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一项主要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我们在外交方面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采取不承认政策的目的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这一方针和立场，毛主席用简炼而生动的语言作了概括，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并进一步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⒍党的建设的新课题。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对于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新课题。
在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全会闭幕前，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共十个部分，简要评价了各地的工作，对个别问题作了补充并从十二个方面系统地讲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生产建设，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了政治、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等多方面的充分准备，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使全党在新的形势下，达到高度的团结统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参考资料： http://iask.sina.com.cn/b/7244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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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 ， 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的意义如下：
⒈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方针.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政策.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它的基本出发点.
⒊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在政治上,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⒋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针问题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
⒍党的建设的新课题.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对于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新课题.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生产建设,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了政治、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等多方面的充分准备,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使全党在新的形势下,达到高度的团结统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的意义如下：
⒈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方针.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政策.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它的基本出发点.
⒊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在政治上,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⒋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针问题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
⒍党的建设的新课题.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对于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新课题.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生产建设,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了政治、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等多方面的充分准备,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使全党在新的形势下,达到高度的团结统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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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这次会议解决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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