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Answer 1

　　1．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城市发生的，许多革命甚至就发生在本国的首都。近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也都发生在大城市。如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革命重点都在中心城市。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城市人口急剧上升。
　　中国近代的革命也长期在大城市进行。以城市为中心目标，一方面是受西方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革命的传统习惯所致。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几乎都是以攻陷城池甚至焚毁王都为主要胜利标志。
　　为什么西方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在中国就不能成功呢？原因在于中国国情的不同。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家，“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观念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往往是政治的产物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依赖农村而生存，农村却可以不依靠城市而独立。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国的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农村依然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这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
　　封建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民族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强大，到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总数仅有200万，不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五，即使到了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也只有5700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因此，中国革命若照抄西方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是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
　　受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城市起义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即使在国民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的暴动上面。依靠工人阶级，重视工人运动，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农业国家，忽视农村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应该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李大钊、彭湃、毛泽东等比较早地重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李大钊和瞿秋白在理论上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是重要作用，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在于解放农民，武装农民。 而彭湃和毛泽东则亲自参与领导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之一。他于1924年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对海丰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文化状况及农民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介绍和分析，对全党正确认识农民问题和领导农民运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一起成为后来瞿秋白号召“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的重要书籍。
　　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把农村和农民问题提高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高度，为寻求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三大”的发言中，他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和共产党员更少，但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今天这样的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样的局面。
　　毛泽东直接参加领导农民运动是在1924年底离开上海回湖南老家养病期间。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没有得到三亿多农民的拥护。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如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从解决。因此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土地问题是党的中心问题。 在随后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农民巨大的革命作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代表的上百次起义，其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城市中心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起义的方式。而这些起义和暴动，都以失败告终了。
　　毛泽东是当时党内最清醒的人。在举行秋收起义之前，他通过调查，了解了罗霄山脉一带的情况，作好万一起义失败的打算。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计划失败后，他及时说服前委的多数同志，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在江西永新三湾，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到达井冈山地区后，毛泽东争取井冈山的地方武装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加入革命军，壮大了革命力量。毛泽东等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整顿和恢复地方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开辟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毛泽东是当时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各地的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这些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成为毛泽东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起点。
　　2．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内容
　　伟大的实践必须经过理论的提升，才能化为真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也是如此。“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与实践，不断地面对着党内和红军内部的疑问。为了回答这些疑问和回击教条主义的责难，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始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探索。
　　（1）中国红色政权得以在农村存在和发展的的条件。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与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其一，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中国既存在发达的现代化都市，又有广大的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色的农村。从经济上讲，在在农业社会里，城市依赖于农村，而农村对于城市的依赖很弱；从政治上讲，农村的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从地域上讲，中国地域辽阔，尤其在农村具有极大的回旋空间；加之中国不是由某一个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而是存在许多帝国主义势力的半殖民地，而且国内军阀割据，反动统治的缝隙大。 这就为无产阶级在广大经济落后的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其二，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还因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其三，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与发展，还取决于革命形势的发展。
　　其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也是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关键条件。
　　其中，第一条是最重要的，正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样一个特殊国情，才提供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可能性。毛泽东正是根据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始了革命道路理论的建构。
　　（2）毛泽东还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建设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三位一体。
　　革命武装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前提，也是其主要的斗争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没有强大的红军，就不可能造成割据的态势。
　　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依托，没有根据地，革命武装就无从开展土地革命，革命就会陷入流寇主义的泥淖。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好象人要有屁股。假如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是走着，站着，一定不会持久，元气不能恢复。不发展根据地，就不能扩大红军，就无法进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决战。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内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才有可能把农民发动起来，从根本上摧毁反动统治的基础，使党和革命武装最大限度地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进一步发展。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艰难探索的成果。这一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理论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3）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中心要点是以农村为革命的中心。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解决了处于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党和军队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特性的问题，从而为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也保证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顺利实行。
　　然而，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临时中央不顾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客观实际，仍然强调所谓的进攻路线，主张“暴动，暴动，再暴动”，强行推动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实践上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把根据地和红军仅仅看成是中心起义的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同时，革命队伍还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紧的军事围剿。
　　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开始新的一轮混战，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出现了大好时机。为了澄清认识，端正思想，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述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抨击了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
　　在1930年5月写下了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吹响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号角，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郑重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映了不唯上、不唯书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巨大的理论勇气。这篇文章从认识论的高度否认了“城市中心论”，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成因，使这一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党丧失了九一八事变后一度出现的有利的革命时机，白区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中国革命遭到前所未有的惩罚。而失败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是正确的。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它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随着会议后“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立，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始真正占主导地位。
　　在1936—1939年间，毛泽东又在先后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4）毛泽东对于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必要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中国革命不能走经过长期合法斗争，积蓄力量，最后一举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要通过建立红色政权来创造红军，使之成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主要工具。
　　第二，中国革命的力量构成决定了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是必要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力量，所以，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革命。而要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必须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以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开展土地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好形式。
　　第三，中国革命的国内环境决定了以农村为重心，建立农村根据地是必要的。中国革命的敌人非党强大，并长期占据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地区。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能首先在广大农村聚集力量，即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在农村积蓄和发展力量，把农村建成巩固的革命基地，以赞成与城市敌人的对垒，借以反对敌人的进攻，借以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进而取得全国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高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日趋完善和成熟的时期，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划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