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张学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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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大汉奸、卖国贼
纨绔子弟,“民国四公子”之首。丢失东北的千古罪人。
张学良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历史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民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解放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纨绔子弟,“民国四公子”之首。丢失东北的千古罪人。
张学良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历史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民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解放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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