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的区别在哪里？谁更厉害？
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冗官、冗兵，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财乏国穷；土地兼并、赋敛繁多，再加上地方官员与商人勾结巧取豪夺，广大人民日益贫困。
与此同时，拥有百万大军的北宋朝廷，对内不能控制农民暴动，维护社会安定；对外无力抵抗辽夏侵扰，只能委曲求全。
范仲淹与王安石为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其中，范仲淹比王安石大三十二岁，两人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距二十五年。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十事疏》），标志着“庆历新政”的展开。就在此前一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越次入对”标志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当时范仲淹已去世十六年。
“庆历新政”历时仅一年零四个月，而“王安石变法”历时十七年之久。
我们先来看看“庆历新政”。
北宋立国至范仲淹变法已历经八十余年。这八十年间，宋朝中央集权统治由稳固而出现全面危机，冗官、冗兵、冗费，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仁宗时，又值辽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
迨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
范仲淹认为宋朝廷贫弱的根源在于政治的腐败。他曾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其中，范仲淹认为“澄其源”的中心措施是解决“官壅于下”，即必须整顿吏治，这是一切改革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范仲淹的改革就是从整顿北宋官僚制度开始的。
庆历三年九月，仁宗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
范仲淹与富弼联合上“条陈十事”疏，提出要“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项新政，前五项都是整顿吏治的措施。
仁宗对这“十事”全部的接受，但是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一出台便受到强烈反对。宋朝八十多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
仅仅半年多时间，范仲淹便待不住了，不得不请求离开中央到地方为官．其改革措施一次也没有贯彻执行。庆历新政流产，北宋日益衰。
再来看看“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即位第二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当朝最出名的政治家和意见领袖，围绕“民间工商宽松发达，而中央财政匮乏，该怎么办”的主题，展开意义影响深远的延和殿廷辩。
王安石主张开源、理财，即“民不益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则坚持克俭、节流，以民为本，天下太平。
王安石嘲笑司马光对经营理财一窍不通，司马光反驳王安石殃民祸国，这让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在两者之间摇晃不定。
当时王安石在地方上的政绩，以及思谋已久的一整套改革方案逐渐被图强心切的宋神宗看上，开始支持王安石变法。
于是，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与庆历新政相差不大，但王安石对北宋社会的认识、他变法的途径与范仲淹却迥然不同。
王安石认为北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会理财，变法应重点放在在生财、理财上。
对于范仲淹认为的官僚政治的腐败，王安石并不认同，认为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官吏俸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薪水少了才是造成官僚队伍贪腐的主要原因。
于是，王安石上疏给官吏加薪，厚禄养廉，让他们感受到改革的好处，支待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从理财着手，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对官僚制度很少更张。他只是将反对变法的、老病昏庸、贪污腐化的官员给予闲职，或调任地方官，减少改革阻力。
同时，他还选拔勇于担当的年轻官员出任要职，主持新政。
新法的实施，抑制大贵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限制大商人的高利贷……社会经济迅速好转，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一倍。
可是，随着新法的实施，触动了贵族官僚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集结起来，阻挠新法，攻击王安石个人，最终迫使王安石罢相离开政府。司马光上台后，新法便被明令废止了。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是北宋两次著名的改革运动，两位变法者范仲淹和王安石，他们变法的区别主要有。
范仲淹变法时很果决，不拘小节，深得同僚的尊重，即使是一些反对自己的人也能够任用，都对他的品德大加称赞。
他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主张。他的变法主要是针对吏治。范仲淹在变法时任人唯贤，与他一起支持变法的杜衍、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孙甫、苏舜钦、王益柔、石介等人皆是当世名臣，他们不论是能力还是品德都是首屈一指的。
王安石变法时期，社会问题凸显，庆历新政的失败，也让王安石认为，光是整顿吏治，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王安石在富国、强兵、取士这三个领域中进行了十多项改革措施。可是，他在变法时，由于不得人心，一些老的官员不支持他，他为了推行新政，只能大量提拔年轻官员，这些新人中有很多投机分子，他们以改革为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使得新政变了质。甚至触犯了最底层农民的利益，甚至有的农民为了躲避服兵役进行自残 。
这样一来，王安石失去了人心支持，很多正直的官员看到百姓之苦以后，也对王安石愤恨不已。
总体来说王安石的各项变法基本上都有成效，但弊端也是很明显的。
范仲淹的变法以整顿吏治为主，至于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范仲淹变法很少涉及。保留了名声。王安石救国之心强烈，变法大刀阔斧，有时往往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对当时社会的动荡有不小的影响。
对于两个人的厉害与否，还是交给历史来评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