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的典故讲了什么
甘露之变后，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军政大权，君主的废立、生杀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为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宦官时代的开始。那么历史上甘露之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甘露之变的典故讲了什么
唐宪宗平定淮西以后，变得骄傲自得起来。他开始信奉神道，下诏求能炼长生金丹的方士。公元820年，他服了金丹以后，脾气变得暴躁不定，宦官因而常常被认为有罪而处死。不多久，他就暴死于宫中。
宪宗虽然平定了藩镇之乱，但对宦官一直是信任并依靠的，所以宦官的势力很大。宪宗死后，宦官王守澄、陈弘志擅自立李恒为帝，这就是唐穆宗。穆宗病死后，他的儿子敬宗只做了一年皇帝，就被宦官杀了，王守澄等人又迎立李昂为帝，这就是唐文宗。
文宗即位后，王守澄因拥戴有功，由枢密使升为骠骑大将军。表面上，文宗对宦官加以恩宠，但内心非常恨他们。特别是看到杀害宪宗的凶手还没有被惩治，宦官们却权力大到可以任意弑杀、拥立皇帝，文宗心里更加不能忍受。公元831(太和五年)，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如何剪除宦官。可是秘密却被京兆尹王泄露，宋申锡因此被贬，计划也失败了。但文宗不甘心，仍在悄悄地物色能帮他除去宦官的人。
两年后，文宗患病，嘴里说不出话来。王守澄推荐了他手下的官员郑注，给文宗看病。郑注早年以行医为业，那年他到襄阳时，襄阳节度使李正患病，他给李使用了偏方，李服用后十分见效，就让他留下来做官，军政之事都让他参加决定。通过李，郑注又认识了王守澄，王守澄调到内廷后，郑注也随着来到京师。文宗服了郑注的药，也很有效，于是郑注又得到了文宗的宠信。
文宗憎恨宦官，但经过太和五年的失败，他又不敢向朝中大臣明说这件事。郑注深知文宗的心思，常常秘密为文宗献计;又向文宗推荐了进士李训。文宗见李训仪表堂堂，善辩论，多有手腕，十分高兴，对他越来越信任。
李训、郑注对当时的朝政都很有自己的见解，能准确地指出政治中的弊病和症结，加上他们又是王守澄推荐的，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文宗便与他们密谋除掉宦官的计划。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以毒攻毒的方法除掉宦官。
当年拥戴文宗的宦官，除了王守澄，还有一个仇士良。但仇士良一直受王守澄的压制，没做上大官，于是他们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分掉了王守澄的一部分权力，使王守澄很不高兴。后来，李训等人还除掉了另外几股宦官势力。
李训当了宰相后，又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官阶比过去高，但王守澄的军权却被解除了。这年十月，文宗叫人往王守澄的家中送了一杯毒酒，这个气焰嚣张的宦官头子就这样被除掉了。
李训他们知道，要除掉宦官，就一定要掌握军事力量，因为有权势的宦官大多掌有军权。为此，文宗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以便组织军队，作为外援。李训精心挑选了一些有才干的名臣子弟，作为郑注的助手，还让文宗任命罗立言为京兆尹、韩约为禁卫军将军，作为接应。
李训原来和郑注约定，公元835年11月27日，王守澄下葬时，由文宗下令，宦官中尉以下的全去送葬，到时候由郑注率兵将这些宦官全部砍杀。可是李训求胜心切，又想独占剪除宦官的功劳，因此提前采取了行动。
这年11月21日，文宗在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站定后，禁卫军将军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面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昨天夜里降了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被认为是祥和的好兆头。李训带领百官向文宗祝贺，并请文宗亲自到禁卫军的后院去观看。
于是文宗乘软轿出紫辰门，来到含元殿。文宗要李训带一些官员先去观看，李训看后回来说，恐怕不是真的甘露。文宗又要仇士良带宦官们去看。仇士良等人来到禁卫军大厅，却见韩约神色紧张，态度反常，心中很是疑惑。这时天公又不作美，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厅内的帷幕，仇士良他们发现，幕布后站着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他们大吃一惊，慌忙逃出去，门卫想关门都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人去看甘露时，李训正在含元殿调兵遣将。这时，仇士良等人跑回来，挟持着文宗，把他塞进轿内，抬起来就跑。李训大叫：“保护皇上的乘与，每人赏钱百千!”于是禁卫军们都冲了上来。仇士良见形势危急，就抄近路向内廷跑去。李训拉住软轿不肯松手，仇士良便扑上来厮打。李训从靴筒中抽出刀来刺仇士良，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李训一直抓住文宗的软轿不放，被一起拖到了宣政门。这时宦官郗志荣跑来，把李训打倒在地，仇士良等人乘机拥着文宗的软轿进了内宫。
李训见预谋难以成功，只好换上便衣出逃，但后来仍被抓住。在押送京师的路上，他因为怕受到宦官的酷刑和侮辱，说服押送的人，把他的头砍下来送到神策军。事发时，郑注正带着兵马进京，听到消息他退回凤翔，但后来又被仇士良密令杀死。这个失败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作“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指挥宦官大肆屠杀朝廷官员和禁卫军士兵，被杀死的有六百多人，宰相王涯等都暴尸街头，没人敢收殓。文宗在宦官的辖制下，抑郁成疾，终于在公元840年去世。
甘露之变后几位诗人的反应是什么
在甘露事变后，唐文宗听闻多名朝廷重要将领被诛灭感到十分的悲痛，但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现今，他唐文宗完全是处于太监的控制之下，只能在深宫中九重哀叹悲凄。那么在甘露之变后几位诗人的反应如何呢?
在甘露之变后，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在东都洛阳闲居的白居易听说长安的老同事全族一起上法场这一事情，显得十分的幸灾乐祸，于是就作了诗《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退居政治二线的白居易一直为火灼心，如今能够看到往日的后来居上者终于要一命黄泉了，也难免会卖弄一下自己早先退出朝廷的狡黠和洁身自好的智慧。
而相比于白居易，同为官场元老的裴度来说，他虽然是浮城避祸，但很少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情感。裴度借酒消愁，在诗文之间，透露着看似闲适的心境，但也有藏不住的笑意和或者是抑制不住的悲愤。从裴度在甘露之变后的诗文看，可以看出他比白居易要厚道的多。
相比于老年人来说，正值青年的李商隐就显得更加的意气风发。年仅二十四岁的李商隐，在甘露之变事发后，就立马作了一首《有感二首》，表达自己的愤愤不平，同时感慨时局。
“甘露之变”后，另一位诗人也是有感而发，他就是杜牧，但他的态度跟李商隐完全是相反的。当时一直在外辗转反侧的杜牧刚刚入京作监察御史，正值李训和郑注气势高涨，杜牧对两人又反感又惧怕。后来他的好友被贬值，让他气愤之极。所以他的态度很李商隐正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