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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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