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

Answer 1

　　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其实质是双重转轨中的问题：一种转轨是中国朝着工业化在加速，即中国很多问题是经济高速持续增长本身带来的问题；另一种转轨是中国朝着市场化在转变，中国很多问题的特殊性是源于特殊的体制的背景，特别是这种特殊的体制转轨的背景。所以，中国现在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其出路第一要靠发展，因为它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第二要依靠改革，因为它很多问题的特殊性是源于体制转轨。明确了这两个背景，我们才能够建设性地面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概括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既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经济衰退的威胁。那么，这是否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就进入了所谓的“滞涨”呢?我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滞涨”的状态。就停滞来说，中国不是零增长，更不是负增长，中国还保持着非常高的增长速度，2008年预计不会低于9％，2009年普遍的估计是8％到9％之间。但是中国经济又确实面临增长速度放慢，而且显著放慢的问题。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11.9％，如果2008年是9％的话，就是跌了将近3个百分点。年度之间这么大的速度下滑，应当说是震荡起伏非常剧烈的。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相对于自己的速度来说是有明显的回落，这是一个方面。
　　就通货膨胀来说，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并不高，接近两位数，还不到两位数。2008年上半年公布出来的一组数据是，工业品出厂价上涨7.6％，消费品零售价上涨7.5％，CPI是7.9％，真正涨幅高达两位数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品10.1％以上，动力、原材料、能源11％以上，建筑安装费用14％以上，即与固定资产投资、与基建有关的事项；一般的消费品还是在8％以下，而且2008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又有进一步的回落，CPI是7％。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物价上涨率的绝对水平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对应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高的。但与过去相比，尤其是和1997以来12年的情况对比，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确实又创下了新高。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特殊形势。即说它是滞涨，还远远谈不上，但它确实有经济衰退的迹象，也有通货膨胀压力升高的威胁。
　　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物价水平是在通货紧缩的警戒线以下，从2007年8月到2008年9月份的这一次通货膨胀与改革开放以来前3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截至本轮通货膨胀，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共经历了3次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4年年底到1985年春天，那一次是因为1984年的秋天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议。这时，老百姓就担心经济体制一旦放松，物价会不会上涨，于是就开始抢购，抢购持续了三、四个月，因当时老百姓手头现金有限，到1985年2月份就回落了。第二次通货膨胀是1988年的夏秋，1988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价格闯关的决定，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全国各地开始抢购，抢购3个月之后，中央做出紧急声明，宣布价格闯关失败。第三次大的通货膨胀是1994年。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及中共十四大之后，全国掀起了开发区建设的热潮，各地的投资需求空前高涨，拉动了价格水平迅速攀升，到1994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至24％。这三次大的通货膨胀，不管其背景是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直接拉动物价上涨的动力都是需求。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在短期里容易取得比较明显的治理效果。而且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需求管理来说，短期里都比较容易见效。但是这一次通货膨胀与前几次不同，这一次除了需求拉动的原因之外，具有明显的成本推进的性质。这次需求拉动还起作用，主要是结构性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这几年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确实过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投资增长的平均速度是13.5％。据我们对改革开放28年来的经济实践数据所做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在不发生较大的制度和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国民经济现阶段承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的波动幅度大体上为9个百分点，即上限只要不超过22.5％，就不会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而导致总需求严重膨胀；下限只要不低于4.5％，就不会由于固定资产需求增长过低而使经济进入严重衰退。即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4.5％与22.5％之间波动，我们的经济是能够承受的。按照这个经验来看，中国从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在剔除了价格因素之后，到2007年年底从来没有低于24％，即连续60个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明显地超出了改革开放前28年中国经济实践经验给出的我们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上限。连续这么长时间超出了这个上限，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品的需求量不断地扩大，这就拉动了价格水平大幅度上升，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联的，如钢材、铝材，即所谓的黑色冶金和有色金属这几年的价格上涨幅度都比较大.此外，我国东部发达省份的土地供给也十分紧张。 另外，投资品价格一旦上涨之后，就要扩大它的生产量，而投资品的技术特点是高耗能、高耗电的，这就带来电力的紧张、煤炭的紧缺及运输能力、石油的紧张。于是，就带动了国民经济的结构性价格上涨，即与投资有关的物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可见，虽然拉动此轮价格上涨的有上游产品需求方面的因素，但更要紧的，是成本推进，其影响机制和涉及面也就更为广泛和复杂。
　　社会一般有三个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现在这三个主体对未来成本提高带动价格上升的压力都有很高的预期和担心。我们知道，政府是由公权力控制的。现在公权力控制的领域几乎都存在一个对资源、设施过度使用、超前使用、破坏性使用的问题，而使用者对此造成的损失不付费、不补偿。比如，环境这个公共领域。现在很多企业出口的产品有竞争力，原因在于它价格低，成本低，它不治理污染，它自然排放，所以它比欧美的企业有竞争力。欧美的企业要治理污染，它的成本就上去了，价格就上去了，竞争力就下来了。我们的企业对空气的污染不计入成本。欧美国家的企业留下了干净的水源和洁净的空气，而中国人是呼吸了污染的空气，喝了污染的水，然后把产品出口到了发达国家。实质上，我们出口的不是产品，而是我们干净的空气和洁净的水和未被污染的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但是这种对环境的破坏早晚是要治理的。今天越破坏，越不治理，今天的成本越低，意味着转移到未来的成本就越大。比如，兼有南北之灵气的太湖就受到了很大的污染。据无锡市的领导谈，即使用改革开放30年无锡市增长的全部财政收入都用于治理太湖，也难以使太湖恢复到被污染前的那种水质了。即用这30年经济发展所挣的钱都用于治理太湖也抵偿不了这30年发展对太湖的破坏。还有基础设施方面，比如公路，本来是预计正常使用8年的，但车辆超载现象的出现严重缩短了公路的正常使用年限。这些超重车现在之所以有钱赚，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对破坏的这些设施没有付费。如果8年使用的路面5年就被破坏，这就等于新增加了3年的代价。现在的基础设施费用越便宜，意味着将来要重新构建基础设施所要投入的花费就越大，意味着转移到未来的成本就越高。我们还可以举出类似的许多例子，如资源开采，现在很多地方根本不考虑回采，怎么方便挖，就怎么挖，如此开采，短期效率是高了，产出也高了，价格有竞争力。但是这样挖的结果是把矿脉给破坏了，将来回采的时候就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即将来产出的成本会更大。类似这种政府公权控制的领域里，过度破坏性使用、超前的透支性使用带来的损失，我们现在并没有人去付费。这就形成了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成本很低，实际上是成本转移给了未来的人们，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成本会很高。
　　从企业来看，上游产品的价格明显涨上来之后就意味着下游产品的成本会涨上来。企业现在之所以不敢提价，是因为现在市场疲软，它卖不动，一旦市场被激活，它就会把成本上升的这一部分贴到它的价格里去，它马上就涨价，因为对它来说，成本推进的价格上涨的压力已经非常的大了。
　　再看居民，这里主要是工资带动的成本。工资主要是与CPI有关系的。2008年第一季度的CPI是8.3％，第二季度是7.9％，第三季度是7.0％，这都是12年来同期最高的水平。而且CH与大家的感受并不一样，因为它选择吃穿用住几大类，这几大类中，它选择每一类中若干种有代表性的商品计算它的价格指数，然后把这几种放在一起加权平均。它选择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商品有涨价的，有降价的，有价格不变的。而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得多的商品多为涨价的，这样老百姓对物价的实际感受就要比CPI反映的物价指数强烈得多。因为老百姓买得越多的商品，物价涨幅越大。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什么老百姓买得多的商品多是涨幅高的呢?正因为老百姓买得愈多，所以它才涨得高。市场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感受到的物价与CPI反映的不一致的道理。各国都是这样。因此，过一段时间，各国都要对CPI进行修正。如果不调整、不修正，它就愈来愈脱离市场的现实，它就越来越说明不了问题。即使这样，2008年以来CPI也是本轮通货膨胀以来最高的。居民这一次对CPI的感受是从基本生活层面开始的。2007年8月份CPI开始攀升，首先是从食品类开始的，比如猪肉等，这对全社会各行各业成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成本大就会进入工资，进而影响物价。
　　因此，这次物价上涨，除了具有需求结构性拉动的作用之外，还有成本全面推进的因素。这就和过去三轮通货膨胀不一样了。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要想治理的话，短时间很难见效。因为降低成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在管理上、制度上和技术上等各个方面有相当大的变化，而这些制度和技术上的变化都不是短时间能够明显见效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治理通货膨胀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这次通货膨胀还有特殊的国际环境的背景：全世界都在涨价，中国能不涨吗?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愈来愈大，受世界经济影响的程度也愈来愈大。刚开始，我们对这次全球涨价对中国影响的估计没有这么严重，因为虽然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在提高，但全球化的融入水平还是在过程当中，影响应该是有限的。当时我们感到大概会有两类商品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但我们认为问题不大。现在看来，它比我们估计的影响程度要大得多。这就是两个“油”：食用油和石油。关于食用油，当时我们认为全球农产品涨价对我们不会有太大冲击。这几年欧洲的主要产麦区受了灾，非洲也有灾荒，美国在调整它的生物能源计划之后，减少了谷物的播种面积。这样，整个世界的粮食市场就趋紧。本来我们中国粮食的自给率是99％，是可以自己平衡的。当时我们想，大不了我们封闭起来，粮食产品不出口，也不进口。现在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粮食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植物油油料，近年来进口的油料已占中国总需求量的60％左右，对进口的依赖度非常大。而恰恰这次农产品涨价，油料这一块涨幅是最猛的，对我们的影响程度最大。如花生油在去年价格就上涨了近1倍，由于食用油在中国百姓生活中的地位，这次食用油涨价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很大。提到食用油，这里顺便提一下，中国的压榨业基本上被外资垄断了，而他们不用中国的大豆，不用中国的油料，他们认为不合格，他们主要用进口的。这就使得油料本身供求趋紧的状况更显得对进口的依赖度增大了。由此来看，外资对我们相关行业的控制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另一个是石油，“石油危机”之前，每桶是1.9美元，到2003年之前，也只是每桶20多美元，而前一阵子曾涨至每桶150多美元，前几天回落了，也还是50多美元。中国每年对石油的消耗是以8％的速度在递增，而且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未来我们对石油的需求还会大幅度地上升。2007年我们进口的石油占消耗量的54％，2008年则有可能超过60％。我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我们自己 石油产出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未来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会更严重地影响国内石油价格的变化。
　　由此来看，这次价格上涨，除了创12年来的最高水平之外，还有两个特别的背景，一个是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轮通货膨胀，除了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之外，还有突出的成本推进的特点；另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国际化背景来看，这次是在全球都在涨价的背景下，而全球都在涨价对中国又有一定的影响。这就使得我们对通货膨胀问题不得不给予高度的重视。
　　与通货膨胀压力长期并存的是我们经济衰退的威胁也相当深刻。2008年上半年有一组数据很值得关注。即中国2008年上半年的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地下滑。2007年上半年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速度是16.3％，2008年则是7.1％，也就是说，从增速来说，2008年比2007年同期差不多下降了一半以上。货物运输量下降了，库存量就会增大，工商业企业的存货就开始大幅度上升。存货一上升，仓储业的生意就好了。因此，在统计表上还有一个数，2008年上半年，仓储业的营业税大幅度上升，2007年同期，仓储业的营业税上涨率是负的2％，2008年仓储业的营业税上涨率是正的24％，仓储业的实际业务量要比营业税还要大。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就很值得考虑，这表明货物的存量增大了，而货物存量增大是经济衰退非常重要的先行指标。在我们高度关注通货膨胀的同时，其实，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认为这种不景气指标的出现不仅是个偶然的指标问题，而且有它的社会效果了，即失业问题。经济一旦衰退，失业率就要上升。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3％，那几年特别是国有企业比较困难。“摆脱困境，抓大放小”，那几年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当时城市登记失业人口是500多万。城市劳动力是2亿多人，失业人口占2.2％。200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1.9％，但2007年年底登记的城市失业人口突破了1千万，城市失业率超过了4％。这说明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且失业率几乎成倍地上升，这很令人担心。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率再降下来的话，失业率会更高。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呢?这源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工业化愈深入，资本愈排斥劳动。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2007年的工业化指数已经超过0.4，工业化到了中期或者中后期，就是从一般加工工业和制造业为内容的工业革命朝着重工、重化工、基础材料工业和动力工业以及装备工业转化，而这个转化恰恰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空前增大的时候，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大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排斥。另外，中国还处于市场化过程当中，市场化就要鼓励竞争，竞争就截减冗员。根据有关统计，上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是240多万个；上世纪90年代，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是170多万个；现在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是90万个。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再加上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回调，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因此，现在中国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市场不景气、市场衰退的迹象越来越严重，同时衰退带来的后果，也就是失业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
　　这次衰退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同样它与过去也不一样，和改革开放30以来周期性的回调也不同，它也有着特殊的背景，也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这次衰退是长期内需不足所导致的。多年来，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旺盛的时候，实际上就同时存在着消费增长乏力，导致内需疲软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个矛盾一直积累到现在。
　　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呢?第一个原因是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根据我们的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每增加1％，消费需求就减少0.5％；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所谓的上限22.5％后仍然增长，其每增加1％，消费需求就减少0.84％，基本把消费抵消掉了；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30％后仍然增长，其每增加1％，消费需求将出现负增长。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储蓄的增长量是既定的。总需求的增长量如果是既定的，最终用途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如果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客观上就挤占了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因此，中国从2003年以来连续5年多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增长对消费需求就形成了非常显著的排斥效应。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些年中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快，所占的国民收入比重越来越高，而高收入群体的特点是消费倾向低，即消费占收入比重低，财富越是更多更快地集中到消费倾向低的群体手中，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也更多更快地沉淀到消费倾向低的群体手中，他们把这些财富或者用于储蓄或者用于投资，但很少或者不用于消费，使得消费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难以同步。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财政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为能够承受未来更大的风险，人们往往增大现期的储备以用于未来的支出。包括养老退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都会促使人们增大储蓄，相应减少现期消费。本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财富增加后用于现期消费的比例应该是较大的，但由于对未来的担心，越是没有钱的群体越不敢花钱。这就形成了在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公众的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消费品市场并没有体现出与收入水平提升相对应的高速增长局面。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发展的本身出了问题，即城乡二元化在加深。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和2006年以来的一段时间，中国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比较大的改善之外，其他时间农民实际收入的提升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严重地不相匹配。农民得到改革发展、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对少一些，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了。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2％左右，即中国大约有58％的人口收入增长很迟钝。因此，中国13亿人口这么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它的市场需求的增量主要依靠42％的城市居民的需求来拉动，而58％的农村居民的需求，也就是它的收入长期停滞或增长迟缓，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在体制上过于狭隘。现在谈建设新农村，刺激农民需求，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如为农村修路、鼓励城市的商业企业到农村去销售等，但这些不是启动农民消费的根本，启动农民消费的根本只有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我们还要认识到刺激农民的消费需求与刺激市民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市民的需求主要就是消费，农民的总收入主要用于生产支出，剩余的才是消费支出。因此启动中国农村市场，对农民来说，重要的是还不是刺激农 民的消费需求，重要的是活跃农村的投资需求，即生产需求。因此，第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使他们有投资能力；第二要使他们具有把财产变成资本的能力。现在农民承包的土地、房屋等是他们的资产，但不能变成资本，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变成可以增值的价值。所以，现在有人讨论能不能抵押呀，能不能流转呀，实际上就是使农民的资产变成资本。但这样做的风险也极大，我们也不太敢轻易推动这样大的变革。再一个，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要为农民提供一个筹资、融资的正规的制度安排。中国的2.6亿农户首先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现在中国这2.6亿个生产体，国家却没有为他们提供正规的筹资、融资的制度安排。他们的融资没有体制保障，而且风险极大，承担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在于给农村要修多少路，盖多少楼房，而是为我们的农村逐渐引入现代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才是最要紧的，包括他们的社会保障，包括他们作为生产者的投、融资的方式，都要纳入现代的文明生活，现代的城市的生活。这就叫做城市化。一个最好的城市化，应该是大多数人过着现代城市的生活，有着城市的效率，但这个国家大部分的资源和土地保持着乡村的宁静。如果到处都是沥青马路，但人还都是农民，这就有问题了。
　　这两个大的背景就使得我们对这一次的衰退对我们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通常讲，国际上失业的警戒线是7％，美国2008年的失业率可能就会达到7％。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的存量，我们有7.6亿劳动力；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的增量，每年新增劳动力1300多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就是1亿多准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我们原来有5亿多农村劳动力，这些年转移出来2亿多，一个亿进了城，一亿多在当地的乡镇企业就业，还有3.4亿多劳动力在农村种地。中国共有18.2亿亩耕地，需要多少人耕种呢?根据我们在全国三个地区的调查，一个劳动力平均可以种10亩地，按这样来算，18亿亩耕地需要1.8亿劳动力就够了。现在农村的劳动力是3.4亿，那就意味着还有1.6亿多劳动力处于半失业状态，他们随时准备转移到城市就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劳工市场。而且我们不能按国外通常的7％来算，因为我们劳动力的基数大，如果达到7％的话，人数的规模就会非常的大，它带来的社会后果会更严重。

　　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
　　针对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既有通货膨胀又有通货紧缩的双重压力，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淡化总量调控，强调结构调控。1998年5月之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基本都是需求大于供给，所以都是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需求大于供给，不表现为物价上涨，因为物价是冻结的，它表现为排队。排队越来越长，报批项目等待审批的时间越来越久，消费者发的票证越来越多，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多。票证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排队模型，就是政府出面组织的排队。为了保证最后一个人能够买到一份，只有从第一个人开始就限制你的购买量。改革开放以后，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就开始上涨，就是前面所说的3次大的通货膨胀。从1998年5月之后，中国开始出现过剩。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生产发展了，物产供应丰富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体制原因，即市场化深入了。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东西不要钱，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市场体制下许多东西需要付费了，这就使得很多物品开始出现存货了。所谓生产过剩或不过剩，说起来是个生产现象，更要紧的是一个体制现象。相对市场购买力来说是过剩，但对实际需求来说并不过剩。1998年5月的工业和商业企业存货是5万多亿，当年的GDP是8万多亿。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到第九个五年计划宏观经济政策总的方向选择是：整个“九五”期间“适度紧缩，保持不变”。当时主要是反通货紧缩。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整个“十五”计划期间，“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即“九五”期间紧缩，“十五”期间扩张。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对总需求是紧缩还是扩张没有明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如果是紧缩的话，对抑制通货膨胀有帮助，但失业率、经济衰退的威胁已经很深刻了。如果全面紧缩，失业率和经济衰退会到什么程度就很难预测。扩张的话，对解决失业有帮助，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开创了12年来的最高，一旦全面刺激需求，可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前一段时间是既不能扩张，也不能紧缩。这样看来，这几年就是回避总量政策，不提总需求如何，只提结构调控，称之为“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区别，产业与产业有区别，行业与行业之间有区别，同样行业里，不同的企业之间也有区别。这样的办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总量的目标确实不好选。这种结构调控的办法其好处是使得宏观调控避免总量的简单性，其不足是有行政性。因为所谓结构调控其实质就是歧视性调控，而不是市场调控。 因为市场调控就是机会面前均等的调控。这种调控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但不能长期化，不能体制化。长期来说，资源配置还要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近两年我们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深化改革，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竞争秩序来配置资源的原因。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等政府联手干预这么强烈，动辄几千亿、几万亿的救市计划，但它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的主导者仍反复强调，政府干预的力量再大也只能是弥补市场失灵，而不能代替市场，否则，带来的灾难比市场失灵可能还要深重。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的深入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这一点，我们不能动摇。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的经验确实证明了这一条。
　　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现在是否到了需要明确总量的时候了。给人的感觉是，2008年上半年明确了，是朝着紧缩方向明确了。奥运会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的经济衰退骤然加速，中央的精神就调整为以扩大内需为主。这就说明现在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矛盾复杂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变化速度之快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几个月之前，反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几个月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衰退就成为首要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宏观调控及时地变化和跟进，僵化和呆滞恐怕都有问题。从2008年9月份之后，给我们的感觉是：总量是要朝着扩张的目标在变化。

　　结语：只要把以上两个大问题都解决好，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不但能够顺利过关，而且能够迎来更大更好的发展机遇
　　。

Answer 2

中国经济目前的形势其实不容乐观，中国市场经济非常缺乏公平性，出现极贫极富的两极分化。
因为整个国家市场经济已经在杀鸡取卵式的运行，几大电商平台拼命的压价让人暂时还可以买得起东西，但是过于压迫厂商，整个经济运行实际上在饮鸩止渴，全面的低价意味着市场的萎缩，厂家受到的压迫越多破产倒闭的企业就越多，与之对应的就是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东西越便宜人们反而越买不起东西，但是普通民众的自私的利己心总认为压迫厂商才好呢，买东西便宜了，但是不会考虑自己收入不断降低的问题，人们其实越来越挣不到钱。就像这次的京东与神舟电脑的官司，京东强迫厂商支付返利，当这些厂商都很难生存的时候我们其实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就像这些年其实京东淘宝上面商品种类已经少了一半以上，但是人们并不关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