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宗教史如何影响西方文学的

Answer 1

宗教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文学是文化的艺术阐释。西方文化渊源于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而基督教实际上是两大传统的互补与融合。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根本影响，首先在于它由“原罪说”和“救赎说”构成的宇宙循环观念。这两个最古老的基督教神话，贯穿着西方人对人类的本质、处境和归宿的思考，也形成了一种对于人生价值的双重选择。这种双重选择，既是肯定人的一切自然本性和功利欲望，又为人设定了一种超越功利的永恒追求。从前者来看，“罪性”人皆有之，它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惩罚，因而这种文化可以是极端人世的。在加尔文以后，“罪”的积极意义显然参与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与之相应的文学，则以魔鬼与上帝共同塑造的丰富人格为标志。从后者来看，“救赎”是在一个超验的基点上对人间善恶、世俗权威、生存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否定，而不可能借助现世的手段完成；对此岸的人来说，它只能是一种追求和盼望，它的到来，也意味着此岸世界的结束，所以，这种文化又是极端出世的。这样，与之相应的文学，又以原始的自然、残存的人性和虚幻的乌托邦作为批判社会的依托。近代以来。以上两个方面始终是贯穿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之间的长久纽带。
在西方的文化一哲学中，“理性”是通过主体与客体发生联系而获得意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了解它、适应它、利用它、改变它，才有理性可言。即使如康德认为人类具有某种“先验的理性形式”，也毕竟是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显示其价值。因此，主体与客体无法分开，理性能力与对象世界亦无法分开。而当理性所认识且参与塑造的对象世界已经呈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并趋于成熟时，对象世界包括对象化了的理性(如一定形式的权威和传统)，总是使人类理性本身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它就不能不面临着自我的再造和更新，不能不重新调整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这一周期性运动常常表现为“非理性”对传统理性的冲击。对此，西方文学和基督教神学在其发展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西方许多重要文学观念的实质性转折，都同基督教有关。如古希腊悲剧中的决定性因素“命运”，在中世纪被“上帝的审判”所取代。由此，人们把惩罚归咎于自身的罪恶，而不再感到“无辜”，不再摆脱责任，不再试图从“命运”中寻求托辞。后来的各种悲剧理论都没有离开这一基督教观念的规定，文学中“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亦然。
“理性”之于西方文化的本质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存在或不存在，被承认或不被承认，而在于它的多元性。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至18世纪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理性”的实际内容，在于日益自信的人类对异己化的外部权威的怀疑，其结果必然是自我利益的扩张和个体理性的膨胀。在这种基本精神的鼓舞下，西方社会创造了野蛮但有效的物质文明，西方哲学为人们留下了严谨而又过于自信的思想体系，西方文学为人们展示出解放tl我、讴歌tl我、从tl我界说社会、以自我对抗群体的诸多典型。然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片面性似乎是它的先天弱点：由于理性冲破束缚而导致的任何一种新的利益组合或者价值系统，最终都要抽象出毁灭它的、异己的对象。也许可以说，以不同形式出现于各个时代的权威或传统，实质上都是这样的对象。因此，蔑视权威、蔑视传统、亦即蔑视理性成果的“非理性”力量，总是在一种文明达到顶点的时候恰好得到用武之地。
在西方，结束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第一个过程且预示着它们的第二回合的，仍然是一代热血青年对传统的反叛。但是20世纪的人类，终于表现出真正的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之一，就在于人们注定要从更深的层次上寻找“非理性”的对手，注定要将怀疑权威、怀疑传统直接引向对于自我的怀疑。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基督教经典所暗示过的那种灾难性文明的恶果充分显露出来，西方人更多地看到的是文明进步对文明成果的扼杀，自由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冲撞，以及一种人性原则对另一种人性原则的排斥。这也使他们领悟到，以往凭借“非理性”手段否定的“权威”或者“传统”，其实都是个体理性获得普遍认同时的结果，而在每一次“非理性”的浪潮中得到再生的“个体理性”本意系统、语言逻辑和欣赏方式的全面破坏，使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性思考去解读，从而以产生于个体理性、又诉之于个体理性为基本特征。同时，他们的字里行间又处处流露出对理性的迷惘，对自身的困惑，对人类前途的灰心，对现世手段的绝望。因此，“上帝死了”的断喝，不仅包含着理性的人类对宗教信仰的动摇，而且也包含着动摇了宗教信仰的人类对曾经神圣、令人振奋的自由意志和理性力量的怀疑。
20世纪的“非理性”狂潮，是从对基督教的非难开始的。作为一切传统价值的终极象征，“上帝”已经很难在具象的、实体的意义上为现代人所接受，普遍的动摇和怀疑，使得宗教生活的地位在20世纪大大下降了。而由于表现形式的制约，通常从题材上得到基督教滋养的西方美术和音乐，在20世纪也很少再有直接取材于或服务于《圣经》的作品。同样，它也不可能再产生因圣母或者基督而闻名的拉斐尔、达·芬奇，不可能再造用音乐来传教的巴赫、亨德尔。于是，现代评论者谈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似乎也至多说它表现了《启示录》的世界末日情绪，而不可能更为具体地附会出什么宗教内容。
但是20世纪的普遍动摇和怀疑，又正是在新的层次上探求生存意义的表现，这与以怀疑和反叛为特征的、用新的理性自觉取代外部权威的新教精神息息相通。因此，20世纪的“非理性”和信仰危机，一方面成为更加合理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为现代思想家建立一种能为现代理性所认可的神学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成为西方文学中困惑和探索的根据。从根本上看，神学所寻觅的“上帝”，艺术所追求的“完美”，哲学所描述的“本质”，都蕴含着相似的价值取向。20世纪西方神学与文学的共同前提愈发强化了这一点。二者原本在内在精神，而非表现形式上的沟通，使它们的关系更为密切。
对传统神学甚至对西方文化来说，“上帝不存在”是不可接受的，而西方现代神学却从认识的根本逻辑上与之分道扬镳。保罗·蒂里希提出：“肯定上帝存在如同否定上帝存在一样，都是无神论”，因为“上帝是存在本身，不是存在物”。弗洛姆认为，我们不可能像感知实际存在的事物那样感知上帝，而“只能从否定的方面去认识上帝的属性⋯⋯人越认识到上帝不是什么，人关于上帝的知识就越丰富”。莫特曼则把“上帝”界定为“不是在我们之内(in us)也不是在我们之上(over US)的上帝，而是在我们之前(More US)的上帝”，因此，“一切关于基督的表达，不仅是说他曾经是谁、现在是谁，而且是说他将是谁以及从他盼望什么”。这些无法见容于教会和传统教义的学者，实际上是沿着康德的为理性所“设定”的上帝，去寻找“上帝”以及它所象征的一切终极价值的本质。这种寻找，对于20世纪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学有着同样重大的意义。如果说它体现了现代基督教从“神证”向“神学”、从笃信型宗教向文化型宗教靠拢，那么，当神学家们把“上帝”理解为一个概念、一个目标、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一个永远不可能获得具象的实体时，他们也揭示了20世纪的西方文学从两个方面向神学的回复——对盲目乐观的人类理性力量的怀疑，以及对其有限性的认识；对人类所能获得、所能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的否定，亦即表露于文学艺术观念的、更为极端的“非现世”倾向。
在西方现代神学的作用下，基督教的最高真理、终极关切和救赎的期待，都日益远离具象的实体和现实手段。与这种趋向相一致，20世纪西方文学最普遍的主题便是表现传统价值的矛盾、现存秩序的荒诞、人类行为的无意义，并且宣泄由此而生的厌倦、失望和孤独的情绪。就其实际的经历而言，这一时代的作家似乎并不一定比他们的前辈更坎坷，但是身居历史的制高点，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批判社会的资格，使他们越过前人的反复尝试，直接看到了现世价值的自相矛盾，从而不屑去重复注定成为空想的各种自救手段。他们不仅怀疑过去的价值，而且也讥笑对于美好未来的描述，任何一种现世的努力，在20世纪的西方都被充满自嘲而不无悲壮的西绪福斯神话所涵盖。这是一个以“否定”换取“超越”的时代，它要否定的是那个“超越性”目标之前的一切；而那个“超越性”目标的存在，又是以这种“否定”的活动为前提。同时，这也是一个怀疑自己、放弃希望的时代，它是阅历过于丰富、机理过于成熟的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然而，按照基督教神学的观念，虚幻的“来世”或者“新天新地”，就是在世俗世界的毁灭中变得清晰从而被认知的，只有彻底放弃对现世和自身的希望，更新的可能才能孕育于其中—正如耶稣的殉难包含着拯救一样。
20世纪的西方文学和基督教神学，在根本出发点上呈现出相似的指向，以至卡尔·巴特、保罗·蒂里希等人从神学的角度意识到：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人类宗教情绪在20世纪的延续；《新的恶魔》(“the New Dernorls”)一书的作者杰奎斯·埃吕尔则从文学的角度指出，异化与幻觉，这就是现代的宗教。
在20世纪，人们离开了教堂，似乎又无法跨进天堂。在他们漂泊的旅途上，不再有“道成肉身”的奇迹和喜乐，只有“基督”留下的一个隐喻：“道”与“肉身”必然是分裂的。产生于这个时代并获得这一时代认同的文学和艺术，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而不是添加的悲剧性。它的症结，就在于迷失了一条解脱现世的困扰，从功利中拯救灵魂的天堂之路。对此，现代神学在浑然的旧旋律中隐约奏出那支幽冥的曲调：以“此在”之身迎接“不在”的圣灵，以无迹可寻的上帝的观念，拒斥传统的偶像及其在尘世的代表，以非功利的、永恒的渴慕，取代企盼未来利益的、一时的迷信。20世纪的西方文学也就同一主题作出了应答：物质的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物质的世界；人为的努力只能帮助人类，却不能拯救人类；文学艺术与人类其他的终极追求一样，永久的生命就在于否定现有的一切，使自己成为一种有针对性的存在。
在这样的基调上，20世纪的西方文学对现代神学观念的深层体现，通常表现为直接参与基督教精神的重新构合。教堂与天堂的分裂，将神学和文学挤上了通向“窄门”的同一条“小路”。因此，人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西方作家，为自己的作品选择了“新福音书”的形式，如《圣经》的“神召”主题之于乔伊斯，“堕落”主题之于加缪，“审判”主题之于卡夫卡，“受难”主题之于福克纳；又如“耶稣”的形象之于托马斯·曼、黑塞、斯坦贝克、格林、卡赞扎基斯和京特·格拉斯的主人公。他们意识到人类必须找回信仰，也意识到传统信仰的荒诞，从而试图在反抗这种荒诞的努力中重新划定信仰的位置。

Answer 2

文学是文化的艺术阐释。西方文化渊源于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而基督教实际上是两大传统的互补与融合。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根本影响，首先在于它由“原罪说”和“救赎说”构成的宇宙循环观念。这两个最古老的基督教神话，贯穿着西方人对人类的本质、处境和归宿的思考，也形成了一种对于人生价值的双重选择。这种双重选择，既是肯定人的一切自然本性和功利欲望，又为人设定了一种超越功利的永恒追求。从前者来看，“罪性”人皆有之，它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惩罚，因而这种文化可以是极端人世的。在加尔文以后，“罪”的积极意义显然参与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与之相应的文学，则以魔鬼与上帝共同塑造的丰富人格为标志。从后者来看，“救赎”是在一个超验的基点上对人间善恶、世俗权威、生存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否定，而不可能借助现世的手段完成；对此岸的人来说，它只能是一种追求和盼望，它的到来，也意味着此岸世界的结束，所以，这种文化又是极端出世的。这样，与之相应的文学，又以原始的自然、残存的人性和虚幻的乌托邦作为批判社会的依托。